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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上巳节与日本的女儿节》

刘晓峰:《上巳节与日本的女儿节》

上巳节与日本的女儿节



刘晓峰




  时人得处坐青苔,泛酒清流取次回。

  水泻右军三日会,花薰东阁万年杯。

  巡行波月应明府,斟酌沙风最后来。

  扶醉初知春可乐,鲁儒犹耻洛阳才。

  这首诗引自1037年前后成书于日本的《本朝文粹》第八卷,是古代日本三月三日曲水流觞之时即席创作汉诗的代表作之一。说明日本三月女儿节的缘起,这首诗是很好的材料。因为“水泻右军三日会”,交代清楚了这三月三日曲水流觞源于晋人,“花薰东阁万年杯”则点岀了三月上巳节禊祓活动本为求平安久寿的目的。

  三月三日是日本的女儿节。在日本,这一天又名“雏祭”或“桃花节”,是日本一年中最重要的五个大节日之一。这一天,举目之处都可以看到身着和服的日本妇女。象一朵朵桃花开在街头,仿佛在提醒匆忙之中的行人春天已经来临。神社里这一天通常都有禊祓除厄的活动,而一般的有女儿的家庭,也会在一个特备的各层台架上摆起“偶人坛”,并制作一些特殊的节日食品,来为自家的“千金”祝贺节日。

  说来这个节日的起源,和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实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依照日本典籍的记载,早在一千多年前,上巳节便已经流传到日本。古代的日本人不仅在这一天和中国人一样禊祓除邪,而且仿效晋人一样设“曲水之宴”,创作和吟诵汉诗。同时受中国古代星辰信仰的影响,还在三月三日举行“献御灯”的活动。这些节俗活动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演进,最后形成了今天日本的三月三日女儿节。

  一

  在中国古代,上已节可以说是最古老的节日之一。但关于上巳节的起源,魏晋之际已经说不清楚。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了晋尚书郎挚虞与束皙在晋武帝面前的一次争论。挚虞以为,上巳节源于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亡女故事。据说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当时另一位尚书郎束皙却认为,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和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这两事才是本源。而“二汉相缘,皆为盛集”。争论的结果是挚虞得赐“金五十斤”,而束皙却左迁为阳城令。有关平原徐肇三女三日俱亡的传说并不是孤立的,沈约《宋书》记载,“旧记郭虞有三女,于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于东流水上,祈福祓洁。”很明显,这两者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但就内容上讲,挚虞与束皙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围绕“三月”和“三”展开的,这应该是把上巳节定到了三月三日以后才形成的说法。但上巳节古代一般选日于三月第一个巳日,张衡《南都赋》曰:“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又,蔡邕《祓禊文》曰:“洋洋暮春,厥月除巳。尊卑烟骛,惟女与士,自求百福,在洛之涘。”所记皆为巳日,晋司马彪叙述汉代风俗时说:“三日上巳,官民并禊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为大洁也。” 把上巳节定格到每年三月三日,正如《宋书·礼志》所记载,是“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是曹魏以后的事情。所以《续齐谐记》所载的传说的形成时间应不在曹魏以前。它与寒食起于介子推的传说,端午起于屈原的传说以及正月十五的紫姑传说一样,是后起的对于传统岁时的新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续齐谐记》的这段记载对日本有直接的影响。日本人以三月三为女儿节,而挚虞所主张的“徐肇传说”主要故事也是关于女儿的故事。而束皙的源于周公城洛邑的说法,在日本古代有关曲水宴的诗赋中也屡被提及。开篇引用的《本朝文粹》卷八收入的上巳曲水宴诗的序文即称“夫曲水本源,其来尚矣。昔成王之叔父周公旦,卜洛阳而滥觞,今圣主之亲舅左丞相,亦宅洛阳而宴饮”。《续本朝文粹》载大江匡房《羽觞随波赋》亦称:“昔周公之卜城也,瞻彼东洛,建我西周。开翠罇于岸上,滥羽觞于波头。临玩有心,水能可滌杂秽,会饮无算,亦足除百忧。原夫豫游择地,欢宴传风。其说闻于束氏,其义起自周公……嘲金人之捧剑,则知神器维新,圣历可及”。可见《续齐谐记》的记载在古代日本是很有影响的。

  依照我个人的研究,上巳节的起源可以直推追溯到传说中的夏代,追溯到传说中的摶土造人的的女娲信仰那里。它与上古华夏民族的蛇图腾信仰、高禖祭祀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在中国古代,上巳节为男女相合之节日。《诗经·郑风·溱洧》描述郑国男女青年嬉戏溱洧河畔,郑玄即释为“士与女合会溱洧之上”、“相与戏谑,行夫妇之事”。这种做法在古代是有其久远的传统的。于地而言,燕有祖泽,齐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云梦,都是“男女所属乐而观”的地方。(《墨子·明鬼》)《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盖古人行事,讲求顺天应时。自然界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对上古之人而言,绝不仅只是自然界的变化,也同时是人应遵循的时令。在阴阳交合,万物化生的春天,人类之男女“行夫妇之事”、“令会男女”都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借模拟巫术通过感染人自身和人所处的自然界,以促使“阴阳相生”天人感应,达到寻求多子和丰产的目的。这种于郊野水畔举行的禊祓、求子的活动,乃是上巳最早的原型。在古代,上巳节对知识阶层而言,是曲水流觞徜徉山水的雅日,但对于庶民百姓则仍是男女相逐的“好”日。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有些地区仍有遗存。这一原型在日本的三月节俗中也有反映。《类聚国史》神祗十所记日本延历十五年(796年)三月禁祭北辰的原因即因为这一祭祀活动“男女混淆,事难洁清”。“男女混淆,事难洁清”的现实和古代日本律令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是相背的,但却深合中国古代上巳节俗的古义。《年中行事秘抄》记日本的三月三日的献灯活动为“吉事”,所以“游宴共不惮”,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二

  曲水流觞、赋诗言志的习俗,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日本书纪》载:“显宗天皇元年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是日本史书中关于上已节最早的记载。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朝廷都流行过上巳节。718年编定的《养老令》明确规定,“三月三日”为节日。期间因为日本桓武天皇与皇后都是死于三月,日本平城天皇登基后,曾于大同三年(808年)下诏,一度废止了这一节日。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久,后来的嵯峨天皇即位后,恢复了宫中三月三日曲水赋诗的节俗。史载嵯峨天皇本人善书法,喜欢写作诗歌,是日本历代天皇中屈指可数的文人天皇。他积极恢复这一节日,大概和他这份文人情趣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日本朝廷曲水宴的作法,在《西宫记》等书中有很具体的记载。通常当日天皇要行幸于水边,并集会朝中的公卿、博士、文章生为诗酒之会。到了平安时代,为了这一节日还特地在清凉殿前挖沟引水,专门用来作节日浮杯载酒之用。但问题是能象大江匡房那样自由的写作汉诗的人并不多。很多公卿当时并不善于作汉诗。所以半月前即搔首挠腮做准备者有之,三月三日前遑夜拜求于文章博士之门求诗者有之,古代日本人的日记中,留下很多相关的材料。在日本古代,举行曲水宴的不仅仅限于天皇一家。古代日本的贵族中像大伴家持,藤原道长等都曾在自己的私邸开设过曲水之宴。前者是日本最早的诗集《万叶集》中最重要的作者,文采流被后世;后者在藤原摄关时代曾先后将自己的三个女儿立为皇后,权倾一时。他曾写过一首和歌自唱自赞说:“斯世我所有,正如我所知。十五团圝月,圆满无缺时”,可谓得意之情,溢于言外。

  古代中国的上已节,是离不开修禊驱邪活动的。《诗经·溱洧》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郑国三月上巳之俗。其时溱、洧两水之上,士女秉兰草招魂续魄,目的即为祓除不祥。《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中国古代的禊祓驱邪的节俗当然也成为日本古代上巳节的一个主要内容。从修禊驱邪这一核心观念出发,在日本还形成了特有的使用“偶人”的作法。在紫式部著名的《源氏物语》中,就曾描写三月上巳到海边参加阴阳师进行祓除的活动,并把载着偶人的船放到海中让它顺流漂走的情形。放到船上的偶人日本语称“抚物”、“形代”,正象字义所表示的,偶人通过接触主人的身体,带走了主人身上的秽气,载着偶人的在海中顺流漂走,主人身上的污浊的秽气也被带走了。依据史料的记载,在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天皇所使用的偶人要由阴阳寮专门贡上。天皇不但要用它抚摸自己的身体,还要对着它吹气,然后把自己常用的单衣和偶人一起交给阴阳师,由他们最后放进河水中。《江家次第》非常详尽地记载了有关仪式的具体作法:当日天皇先要斋成沐浴,然后从神官那里接受“御赎物”和“御麻”。天皇用嘴触吻一下“御赎物”再用“御赎物”在身上抚一下,然后把它还给神官。接下来神官读特地准备好的祝词,此后撤掉“御赎物”。天皇食鱼,仪式结束。这里的“御赎物”就是偶人。天皇就是这样通过触吻“御赎物”把自己身上的秽气移到偶人上来达到祓除的目的。偶人之外,在平安时代,日本还流行 “天儿” 、“这子”,也是用来祓除灾厄以求平安的。

  三

  说到古代日本的三月三日节俗,还要提及一个重要的活动——献灯。平安以后,日本宫中天皇禊祓之后,还有向寺庙供奉“御灯”的活动。以记载日本平安时期的年中行事著名的《西宫记》,卷三就有关于三月三日宫中献灯的记载:“三日,大里洁斋,宫主奉御卜,申不净由,不可被奉御灯……御禊如常、无不净时,内藏寮奉御灯灵严寺,官人申事由供鱼味。”“大里”,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大内”,即宫中。这一年因为宫中有秽不敬,取消了献灯的活动。似乎当时三月三日的献灯活动举行与否,条件设定的似乎要求非常严格。除了是否有秽这样客观的条件,还要通过相关的占卜,卜吉方可实行。《年中行事秘抄》就记载日本治安元年(1021年)神官问卜天皇三月三日“奉北辰御灯”吉否,卜占的结果是不吉,结果这一年也不能献灯。

  献灯是“奉北辰御灯”,即献给司掌人间生死大权的北辰星,目的当然在于祈寿。它和正月拜属星一样,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北辰星辰信仰。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北辰,历来有北极和北斗两解,辨正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目标。我们只要理解在司人间寿夭这一点上,两者经常是折衷而一的就够了。依照冯时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人对北斗的崇拜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6千纪甚至更远。至少在汉代初期,北斗司命的说法已经有了文字记载。到了后来,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授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这一观念在道教中发展成了北斗七星信仰。道教经典之中,《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妙经》对此有很多记载。台湾的萧登福先生对此有专门研究。北辰司命这一信仰在古代中国可谓传播广远。最通俗的事例可举《三国演义》103回“五丈原诸葛禳星”,故事中孔明的七盏大灯四十九座小灯环绕中央本命灯一盏的做法,就是祈斗延命法的一种。

  说来中国古代的北辰信仰落户于日本很早。通常认为,北辰信仰传入日本始于七世纪初,为百济圣明王之子琳圣所传授。到八世纪末,北辰信仰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势力。794年,日本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据《镇宅灵符缘起集说》的记载,新京平安号称“北斗堂”,建都时在京城四方都安置了妙见菩萨,做为都城镇守,而安置妙见菩萨的寺庙,名为“灵岩寺”,一名“妙见寺”。前面提到的《类聚国史》892年成书于日本。其 “神祗十”部分收入延历十五年(796年)三月庚戌条记载了当时禁祭北辰的禁令。“勅,禁祭北辰,朝制已久,而所司侮慢,不事禁止。今京畿吏民,每至春秋□月,弃职忘业,相集其场,男女混淆,事难洁清,□□□佑,反招其殃。自今以后,殊加禁断,若不获已,每人异日,莫令会集,若乖此制,法师者送名纲所,俗人者处违勅罪”。法师送名纲所,是要除其僧名僧藉,俗人犯违勅罪,按照当时的日本法律,是要“徒二年”的重罪。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道诏书,核心并不是禁止北辰信仰,而是要禁止大规模祭祀活动中“男女混淆,事难洁清”的局面出现。另一条相关记载见于《续日本后纪》卷四仁明天皇二年(836年)八月二日条:“乙亥,且禁京畿之内来月供北辰灯。以斋内亲王可入伊势也”。两份禁令都提到“京畿”,可见北辰信仰在当时日本的京城附近地区确实是非常流行的。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西宫记》的记载中,献灯的对象是灵严寺。而正象《镇宅灵符缘起集说》记载的那样,灵严寺安置的是妙见菩萨。我们知道,北辰信仰源出于道教,而灵严寺是佛教寺庙,这不是拜错了庙了么?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北辰信仰向日本传播的一个重要线索。北辰信仰东传并在日本获得重大影响,很大程度上走的是佛教路线。

  佛教文化的交流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隋朝时最初派遣使者来中国的圣德太子,就是虔诚的佛教徒。随着佛教在日本的空前传播,来华求佛法的留学僧在来华的遣唐使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佛教在日本被定位为“镇护国家”,而如何才能佑护组成国家统治集团天皇和贵族们的寿命当然也是他们关注的重要内容。正因如此,道教的北辰信仰受到来华日本僧人特别的注意。对于北辰信仰在日本是如何变化成妙见菩萨信仰,至今学界没有非常明确的线索。只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对北辰信仰都非常关心。唐时来中国的留学僧中,后来成就最大的是后来被称为弘法大师的空海和被称为传教大师的最澄。而空海和最澄都接受了北辰信仰。空海回日本后开日本真言密教一宗,日本佛教史称“东密”,最澄大回日本后开天台密教一宗,日本佛教史称之为“台密”。“东密”“称北辰为”“妙见菩萨”,“台密”称北辰为尊王星,两方皆以北辰信仰为一已之秘,把它放在自己信仰体系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有古代日本“东密”和“台密”这个两最大的宗派的推动,北辰信仰自然在日本越来越盛行。不仅三月三日和九月三日定期有天皇亲自举行献灯的活动,天灾地异或国有大事,还随时举行北辰祭祀。

  四

  日本三月女儿节节俗受中国古代岁时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日本人确定三月三日为女儿节,是在江户时代。从那时起在女儿节,有女儿的人家通常要摆设偶人坛架,这风俗今天仍在全日本流行。偶人坛架上通常有多层台阶,上面铺设着红地毯。偶人坛架的摆设各个家庭从简单到复杂各不相同。简单的只有三、四层。复杂的要达到七、八层。内容上最常见的是宫廷式的。一般最上层通常是王和王后,第二层是三个女官,第三层是五个宫廷乐师,第四层是左右大臣。复杂的还有左樱右橘、雪洞屏风、香车彩轿、方箱长柜、梳妆台、针线盒、剪子匣子,再加上表示供品的小年糕、酒、果子……真个一个偶人坛架就是一个小世界。通常孩子还小的时候,摆设偶人的坛架会很简单,而随着姑娘们一年年长大,每到女儿节的时候,每个小女孩的父母都会为她买一件人形玩偶,这样坛架上的偶人将会不断的增多。陈设的偶人的做工非常精美,据说头部、发型、身体、手足、身上的服饰等等都由专门的艺人分工制作。《秇苑日涉》民间岁节上记述说:“三月三谓之上巳……,是日家有女儿,必陈人胜,供艾糕赤豆饭、置酒饮燕,谓之雏会,因以上巳为女儿节。”女儿节摆设偶人坛架的原形,就是古代中国的人胜。

  节食方面也是如此。日本古代时有在三月三日食桃花饼、饮桃花酒的习俗。三月三日食桃花饼据传起于周朝。日本古代文献中保留了今天在中国已经完全逸失的一本叫《十节记》的著作的若干条逸文。其中《和汉三才图会》上巳条引用的一条记载说:“《十节录》云:昔周幽王淫乱,群臣愁苦之。于时设河上曲水宴。或人作草饼贡幽王,尝其味为美也。王曰是饼珍物也,可献宗庙,周世大治,遂至太平,后人相传,作草饼是日献于祖灵,从此始也。” 平安时期食用桃花饼之俗已经在民间相当普遍地流行。《年中行事秘抄》记载说:“宇多天皇御记云,宽平二年二月三日,丙戌,仰善曰,三月三日桃花饼……俗间行来,以为岁事,自今以后,每色并调,宜供奉之,于时善为后院别当,故有此仰。”说到饮桃花酒这一习俗,日本的《世谚问答》记载,其起源在于《月令广义》记载晋武帝时武陵人饮桃花流水的故事。按照这一故事,饮了桃花流水的武陵人最后“得寿三百”,所以日本人认为三月三日饮桃花酒可以“去病驻颜”。

  不论是桃花饼还是桃花酒,都是受中国古代当时文化的影响。前面说过,三月三日在日本又名“桃花节”,桃花饼、桃花酒、桃花节等都和桃密切相关。桃本长寿,古人视之为仙木,在中国古代还有避邪的作用。《周礼·夏官》“赞牛耳桃茢”,注云:“桃,鬼所畏也。”至于为什么在日本的三月节俗中会出现祈寿避邪的桃花,只要联想起我们前面讲过《续齐谐记》所载“徐肇传说”就很容易找到答案。因为 “徐肇传说”的主干即女儿夭寿故事。

  应该指出的是,今天日本女儿节的节食,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一是樱花取代了桃花,三月正是樱花盛开,嫩叶初展枝头的时节,大人们会用鲜嫩的樱树叶做成樱花糕给女儿们吃。三月三日另一种经典的食品是蛤蛎。这是因为哈蛎的贝壳只能是唯一的一对。所以被用来象征女子的美德和贞操。从节食由桃花变为樱花,可以看出日本的岁时文化已经对上已节的“原型”加以改变,加进了自己民族的风土和文化因素。

  日本的三月三,街上多有身着和服的日本妇女。日本的和服又称“吴服”,是由从中国江浙一带的“唐装”演化过来的。在古代日本,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和服是财富的标志。和服中最有名的要数“十二单”。那是指从里到外共穿十二件不同颜色的和服。能穿得起这么多件价值高昂和服的,当然一定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尽管是单衣,但要里外穿上十二件,而一眼看上去又不能显得臃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穿这身行头要有三个人在旁边做帮手,并且前后要用二、三个小时。穿好“十二单”的女孩子,正象一位身着重铠的重装武士,举手投足,都得费上一番力量,所以并不常见。在日本旅居十年,唯一一次看见女孩身穿“十二单”的,就是在日本的女儿节上。当那女孩子伏身把手中的“抚物”扔向河里的时候,身后的老妇人在后面紧张地用手拉住她和服的腰带,深怕这身重装把她坠进河里。这一幕现在想来历历在目,却已经是五、六年前的往事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再写下去,怕就到 “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了,就此打住。

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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