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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夏刚]晚清反缠足与身体政治

[王夏刚]晚清反缠足与身体政治

晚清反缠足与身体政治

王夏刚






缠足的妇女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内外之别,对男女之间的交往有严格的限定,《礼记·曲礼》所谓“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的,男子言说(或书写)与女子有关的东西,如果不是游戏笔墨,那么就会被定为“淫秽”之例。但晚清以来,女性身体却有两次曾受到极大关注:一次是不少知识男性突破传统,大力倡导“不缠足”;另一次则是在清末修律中,对“无夫奸”问题的激烈争论。

缠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私密性,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女子的一种“冶容术”。女子对“三寸金莲”的呵护,与自身的贞洁、审美情趣、艺术品位和地位的维护,均有密切联系。尽管初缠时会面临一系列痛苦,缠足后也会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但由于缠足具有“对于身体自我的呵护,对于社会目光的敏感,对于同侪竞争的焦虑,以及对地位流失的恐惧”等文化功能,这一行为持续近千年。即使清初曾一度禁止汉族妇女缠足,但收效不大。

缠足现象存在阶层差异和空间差异:汉族妇女缠足,满族、蒙古族妇女不缠足;福建、广东等地不缠足,陕西、河南等地则普遍缠足。这一社会现象在晚清受到普遍质疑,西方传教士首倡“天足会”,并通过现代科技,如临床医学、摄影术、X光扫描揭示缠足的重重情态,将其从私领域牵引入公领域,并通过文明与野蛮的两分法,给它贴上“野蛮”的标签,使之成为国家及民族耻辱的标记。

与之相应,中国士人对缠足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倡导不缠足,并成立不缠足会。他们的反缠足言论,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晚清女性向近代女性转变的思想背景和现实困境。在近代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作为启蒙者,尤其是男性启蒙者,在如何言说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缠足时,面临着不少尴尬和困扰。

梁启超将缠足与欧洲束腰、非洲及印度以石压首并列为对女子的虐刑,他指出:“非洲、印度以石压首,使成扁形,其刑若黥。欧洲好细腰,其刑若关木。中国缠足,其刑若斫胫。三刑行而地球之妇女无完人矣!”谭嗣同则认为缠足残损肢体,是一种“杀机”。

缠足对女子的独立人格造成损害。梁启超指出,自古以来,对待女子有两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基于这些目的,对女子“豢之若犬马”、“饰之若花鸟 ”,导致缠足的产生。金一在《女界钟》中指出:“(世界各地的女子之于男子)苟不以为玩好,则以为殖民地矣。”论者强烈抨击了清末社会以及20世纪初的整个世界,对于妇女在道德、品行、能力、教育、社会权利、政治参与、婚姻等层面的压迫。

缠足使得女子无学问、无职业,或坐而衣食,或为刺绣玩好无益之事。缠足还导致国民柔弱,国力衰退。严复认为男子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两大恶习对国民素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果二者不变,则变法只会徒托空言。

女子缠足残损肢体,不仅拂乎天理,还害于家、病于国。对此,张之洞曾感慨道:“不任职事,家食自窘,一也。贫者困于汲爨抱子,富者修饰愈甚,疾病愈多,终身若负械而行,不能自脱,家政废,医药繁,二也。水火兵乱,不良于行,不能逃免,三也。尤酷者,人子之生,得父母气各半,其母既残其筋骸,瘁其血脉,行立操作,无不勉强。日损无已,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四也。”

为国家、民族计,为女子的发展计,维新派、革命党均提倡不缠足,并设立不缠足会。但缠足之俗深入民间、根深蒂固,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还很模糊,以“强国”为依据要求他们放弃旧俗,有很大困难。因此,维新运动时期的反缠足会,一方面宣传缠足非人情所乐,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缠足与女性婚配的关联。

劝导妇女不缠足的立意,还放在家庭经济上。反缠足者认为,女子缠足,不能长久直立,不能在工厂做工,难以提高家庭收入,造成经济困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少缠足女子出自上层,张之洞、康有为在敦促朝廷发布不缠足令时,还提到用身份来制约的设想,即缠足之人,不能封为命妇,与人相殴,以良贱相殴论。

缠足是否如当时的不缠足论者所批评的那样邪恶,与家、国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呢?当时的反缠足言论中就存在不同的声音。如夏清贻认为缠足是一种陋习,但西方有缠腰的习俗,虽不人道,却并未影响其富国强兵。他说:“执途人而聒之曰:中国之败,自缠足始,诟之者十之九。执途人而晓之曰:中国之兴,自设不缠足会始,嗤之者又十之九。清贻闻诸傅兰雅氏焉,其言曰:西女缠腰,挛筋骨使不得舒,生机促,脑气伤,故不寿者伙。然强其政者若而国,强其商者若而国,强其兵又若而国。缠腰也,缠足也,有以异乎,走不敏,诚不知其所异。” 夏氏的论说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上半篇,就无下文,可能与其同当时的主流话语存在距离有关。

由于女学不兴,晚清的反缠足言论来自女性自身的较少,不缠足的倡导者主要为男性。中国传统特别讲究内外有别,男性倡导者不可能直接对女性发言(除非是女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不缠足的倡导者是男性,他们发言的对象却主要不是女性,而是女性的父兄,而不缠足福祉的获益者——女性——在这场运动中,反倒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场运动的结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3-31 11: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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