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主持人语
来源：王铭铭的博客 (2009-04-19 11:43:15)
“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主持人语
王铭铭
（2008年1月10日下午西南民族大学办公楼会议室）
我们这次会议能够举办，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也要感谢北大蒙养山学社的同学们踊跃参与组织。《读书》杂志社的副主编李学军教授，虽然很忙，依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很令人感动；《华夏地理》杂志社的叶南、何贝莉，一起来参与，对于促成这件事，也很重要。我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对大家的参与表示感谢。
在我看来，这次活动有点类似于“进香”，我们要去中国地图上很小的一个点——李庄来朝圣进香。之所以我会知道这个香火的存在，首先应该感谢几位学科史的前辈，他们对于学科史的梳理使我们知道很多丰富的学术矿藏。国内已有人类学史方面的著述，提及李庄这个地方。但我们都更应感谢岱峻先生，他写的《发现李庄》，使李庄这座“庙”声名远扬，让我们感到更加应该去那里“进香”，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因为他的这本书引起的一些思考。
请允许我先占用大家几分钟谈谈召集这次会议的几点想法，抛砖引玉。
首先，我把这次活动叫做“朝圣”、“进香”，确是有着西学上的背景。西方的朝圣是有着自我心灵治疗意义上的旅行，因为自己心里存在一些毛病，希望能够到远方去，经过漫长的旅行来治愈自己内心的毛病。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都有“毛病”，我们要到庙里面重新找回自己，可以说李庄构成了值得我们去的地方。我们的行程是通过一个远在边远之处的中心，通过对它进行一个时间的跨越，我们要跨越我们今天的时间，使我们暂时能够回到过去，对自我进行一种再思考。“朝圣 ”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也有一些意思，我们这次旅行并不是个别人在做的事情，也不是个别人的心灵疗伤，我们有点像一个“进香团”，抱着“妈祖”的像要到梅州去朝拜。所以我们这个“朝圣进香”要有一个集体的感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能够坐在一起，我们的进香团就这样构成了。我们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我们想从对于今天学术的反思去重申以前的时代学术的伟大，就像我们去确认某一个神仙曾经创造过的一个奇迹。我想我们这次活动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其次，关于战争和学术。作为召集人，我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过于大胆，但却不是毫无根据。李庄是战争时代创造出来的一个伟大的学术据点。西方所有的朝圣中心都是因为有一个圣人，这些圣人都是在古代的战争之中成为英雄，纪念他们的教堂也因此成为朝圣的中心，比如说圣地亚哥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战争和学术之间的关系是更需要仔细推敲的。回头看世界人类学史，我看有无数的案例证明学术与战争是有紧密联系的。在人类学里面我们至少能举出三个大事例，第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他的逃避战争的人类学，他的归宿实际是对于和平主义的交换理论的向往。这事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例子，一个是在滇缅公路的缅甸一方，利奇教授因为在那里当了兵，所以写出了一个对于政治现实主义的描述，如果我们说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浪漫主义人类学家的话，利奇使战争与人类学的关系变得相对现实起来；第二个例子也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就是列维－施特劳斯，他的逃难使他的人类学对于战争的根源产生了深刻地认识，他相比于利奇的现实主义，更具有悲观主义的态度，列维－施特劳斯对于战争的解释是认为战争是人类文明必然的结果，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在很悲观的情调下用他的人类学反思文明，而反思文明也是为了规避和避免战争。在人类学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三位人类学大家的思考跟战争没有脱离过。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战争的关系。如果对研究中国人类学的西方学者有所了解，我们又可以发现两个例子，一个是费孝通教授的老师史禄国教授，另一个是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教授。这两个教授分别于十月革命期间被赶出俄罗斯，然后成为中国研究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葛兰言教授如果不是到西伯利亚从军的话，也许他晚期的作品以及他的死亡也不会让我们现在那么纪念。
人类学史总的情况说明，把学术史与战争放在一起看，是有其根据的和启发的。这门学科恰恰是为了在战争当中寻找战争的根源从而避免战争，或者说为了实现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才成立的。
第三点，关于战争和中国学术的关系。我们也是很轻率地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但是从李绍明教授、王建民教授、岱峻老师的书写也足以说明中国学术史中最辉煌的思想也来自于战争期间。我想抗日战争与甲午战争一样，有一个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的刺激，甲午战争这个刺激之后中国人民又经历了另外一个刺激，如果说抗战有什么实质性的特征的话，那就是中国，从一个帝国——那么大的天下在寻求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族的这么一个民族的时候，遭受到一个在小岛上彻底现代化的国族的挑战，这么一个在从天下转化为国族的过程中的民族，它在抗战中必定会有很大的腹地，这么大的腹地决定了它不可能会被彻底的侵略、彻底的占领。但是因为它作为天下在寻找国族的认同，连自己的疆域都不是很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又遭到一个曾经打败过我们的小国的挑战，它对很多事情的思考会有它的特点，在这个思考当中，我们所从事的这门学科，人类学，在西南创造了两个研究基地：一个是存在时间相对短的云南魁阁，这个因为费孝通先生的声望而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个社会学的工作站研究的村庄居然都是因为世界大战而建的交通线滇缅公路沿线上的村庄。这里的学者思考的问题完全是与如何改造我们的社会有关，在这条线上寻找我们的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样通过把握它们从而把握中国的命运。
在中国的李庄，这边的学者所思考的问题是在时间的跨度上是远远超越了云南魁阁，这里的学者基本上是人文学者，是希望把中国的人文学传统改造为现代科学的一批现代中国早期的学者。所以他们在思考中不仅是通过怎样研究农民来消灭我们文化的农民性，而是触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这个从傅斯年先生、李济先生一生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们自始自终在战争过程中以及和平时代都在思考我们到底是谁，想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漫长历史的解释。当然如果我们读过李绍明老师的书的话，还会知道这里还有一华西学派，在替我们寻找我们的范围到底拓展到哪个地方。
在战争期间，在一个天下渐渐演变成国族的“民族”中，思考农民和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思考我们是谁都是必然的。事实上我不认为他们解决了他们想回答的问题，但是这种战争期间思想上的勇气，在战争这么一个欢腾的节庆中——说起来很难听——所付出的思考，让我觉得我们这次活动是很有价值的。
我的废话有点多，下面我们是不是做出一个安排，利用做主持人的特权，先请李绍明教授和岱峻老师为我们做一个指导性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