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缶而歌”?“击鼓而歌”?
——关于为“击缶而歌”正名的建议
一、前两天的闲谈：
一位访问学者准备离京回川，前天(8月12日)，约着单位里的同志们小聚了一下。席间，除了感谢和互勉的话语外，大家也就工作与学习随意地交谈起来。话题中自然也谈到了令人兴奋的奥运会，在诸多赞辞之中，也插进了一些讨论，记得这个问题是王研究员提出的：“你们对开幕式的‘击缶而歌’的名称有什么看法?”
我是他的邻座，所以就试着先回答了一下。
我说，应该叫“击鼓而歌”。因为
“缶”作为瓦器(或陶器)，一般而言，大致有这么几方面物件——一是盛酒浆的容器，二是打水盛水的用具，三是粮食储存器，四是打击类乐器。虽然这四种“缶”的大小、形制、用途的可能各不相同，但也不难看出，或许正因为早期人们对“缶”使用的广泛(乃至因其具有的代表性特征)，所以后来表示瓦器的汉字便将其作为了代表性的偏旁，如缸、缽、罎、罐等等。
我又说，作为打击乐器的“缶”，是利用敲击器物本身来发声，而利用器物腔的共鸣来形成乐音的。但是，奥运会开幕式的“击缶而歌”，并没有可击之“缶”。他们敲击的实际是“鼓”。这点，从演练时一直都在用鼓，就可以得到直接的说明和映证。只是因为编导们想美化一下鼓身，从而选择了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冰鉴的样式。但是演员们敲击的主体仍然是皮革类的鼓面。所以说，这个节目应该正名为“击鼓而歌”才符合实际。这是一个有关乐器分类和命名的关键问题。
说到这里，提问的老王马上插话背诵了“八音”的“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个类别，并且说，“缶”是“土”，“鼓”是“革”，这是不容混淆的。看来，这位专攻经济学的研究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点也不含糊，而且是成竹在胸了。
接着他的话头，我也说了说八音。不过还补充了一点八音之外的特例，那就是“铜鼓”。虽然铜鼓是铜铸，但是因其所具备的鼓形，且敲击之处主要是鼓面，又利用鼓身来共鸣，所以历来的史料和研究者都是用“鼓”来称呼它们的。
二、说得稍详细一点：
关于“缶”
“缶”字除了作为瓦器单独使用外，汉字中用“缶”作偏旁的字实在不少。诸如表示瓦器实体的缸、缹、缻、缼、缽、缾、罀、罁、罂、罃、罆、罇、罉、罊、罋、罌、罍、罎、罏、罐，还有表示瓦器状态的缺、罅、罄。
除了后来考古发现定名为“缶”的实物外(如圆腹小口有盖的缶，形小宽口无盖的缶等等)，文献中关于“缶”的大小、形制、用途的记载还有不少。如，酒浆器的记载，就可见于《礼记》，《礼记·礼器》论及礼器的应用在什么情况下以“大”为贵和什么情况下以“小”为贵时，说到以“小”为贵的情况，便写到“门外缶，门内壶”，由此推知，或者缶的容积较大，做工也较粗造。有关汲水盛水的用具，可见《左传·襄公九年》，传中所说“陈畚梮，具绠缶，备水器”，是在说到作为“司城”的乐喜任用伯氏为“里正”时，述及居民区防火措施时说的，既然如此，想必器口和容积也都不会太小。至于我所说的粮食储存器(字典辞书中，多是作为容量单位)，可见于《国语·鲁语》，史中所说的“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是季康子私下里向冉有请教田赋标准时说的，如果离开前人的注释，从这里的原文里是难以看出“缶”
的具体容量大小的，但是其盛粮食的功能却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当然其容量和器口也都不能太小了。四是打击类乐器，最典型的记载是《诗经·陈风·宛丘》的“坎其击缶，宛丘之道”，从其全诗(共三章，每章四句)来看，这里描写的“击缶”，的确是行进中的演奏，为了便于行进，也许这乐器的体量不会太大。很显然，奥运会开幕式没有敲击这样的东西。
关于“八音”
“八音”是中国古代乐器的分类。最早的记载“金石丝竹匏瓦(土)革木”的，应该是《国语》中的《周语》。那是周景王二十三年伶州鸠在回答周王有关铸造“无射”的问讯时说的：“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越’是凿孔的意思)，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前一句话说，瓦器是用来伴奏的;下一句话，述及“八音”乐器的制作时候，却单单没有提及包括“缶”的“瓦”器，如果不是原文行文或前人传抄的脱漏，那么有可能是基于“缶”在日常生活内容中原本就在使用)。
关于八音的演奏，据《周礼·春官·大司乐》的记载，包含八音的“大合乐”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
关于乐器“缶”的应用
关于“缶”作为乐器的运用，有两则最早的记载值得注目。
第一则是《周易•离》的爻辞，“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这里的大概意思是，第三条爻线(以今人的普通列举方法，应该是倒数的第三条爻线)是阳爻(阳爻的名称就是“九”)，那是快要落山的太阳，如果不趁此时光鼓缶而歌，那么到了耄耋之年就只剩下无力的嗟叹了，所以说这一爻是凶爻。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周易》中的《离》卦，是由八卦中的两个“离”卦“错综”而成的，即所谓“离下离上”(下面一个是八卦的离卦，上面一个也是八卦的离卦)，“九三”这条爻线，是下面这个八卦的离卦的最后一条爻线，是阳爻，所以它就像是快要落山的太阳，虽然快要落山的太阳也是美丽的(《周易•离》的“彖辞”在解说“离”时，也说，“离，丽也”)，但是在一天的时光中，所剩的时间却实在不多了。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许就是从这样的一种理念出发的。就此来看，爻辞所说的“凶”，指的当是“九三”这条爻线，与这里的“鼓缶而歌”无关。
第二则是前面已经说到的是《诗经·陈风·宛丘》的“坎其击缶，宛丘之道”，从与其后句的“无冬无夏”等的呼应来看，这种乐器的演奏似乎没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的限制;从后来的“诗序”序说的此诗与周幽王行乐的关系来看(这里暂不讨论“诗序”究竟是子夏、毛公、卫宏，还是国史等，还是毛苌以下弟子所作)，这诗中与“击鼓”并列的“击缶”，也该是一种颇有气派的享受。
不过从诸多资料来看，两汉的情况又略有不同。人们熟知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故事中，“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所显示的“击缶”并非雅乐的轻蔑意味，或者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开端。不过，既然秦王在蔺相如逼迫之下也可以有此一举，或许这也并非什么过于严重的大问题。
所以说，如果开幕式演出中，真的是那么多人在“击缶”，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他们所敲击并不是缶，所以把这个节目称为“击缶而歌”的确与实情不合。
三、可供参考的建议
也许是编导人员对中国历史未作较为深入的考虑，更不知道古代器物(包括乐器)竟是各有各的名称，基于其希望能够在演出中弘扬中华文化的美意，于是硬将“鼓”字换为了“缶”。谁知道一字之差反而弄巧成拙，出了笑话。
所以建议，实事求是，反璞归真，正名为“击鼓而歌”。
虽然是一字之改，却可以消除对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误会，或者，还可以让人们从中学会对中国历史的尊重!
以上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而已。
刘德谦博客 2008-0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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