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山编《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序
刘锡诚
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2-19
道教名山武当山，古代也叫太和山，在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汉江上游南岸。地处武当山西北麓皱褶里的一些山村，由于崇巫淫祀的楚俗传统的浸润、“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袁宏道语）的叙事传统的影响、以及关山阻隔信息不畅等原因而长期处在封闭的状态之中，较多地保存下来了相当丰富的地域特色浓厚的传统民间文艺。多年来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在这里收集采录的多部长篇民间叙事诗，证实了一个学界早就提出的大胆假设：秦岭以南、汉水以北的鄂西北地区，是一块蕴藏着丰饶的民间文学资源和民间叙事长诗的宝库。
早在建国之初，即1950年代，进入武汉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宋祖立、吕庆庚在崇阳、蒲圻一带做民间文艺调查时搜集记录了《双合莲》和《钟九闹糟》两部在口头流传的长篇民间叙事诗，被学界认为是继东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后，汉民族民间叙事诗在现代的新发现。“文革”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83年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在全省开展民间文学普查，采取征集的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到民间叙事长诗500多部。除了已经编印出来的一些单行本外，他们还仿照清代学者董康编著《曲海总目提要》（同治七年，1868年）的体例，编印了一部《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第一集，1986年），其中收录了42部长诗的提要。[1] 在这次调查中，丹江口市十里坪镇文化站站长李征康先生从六里坪蔬菜大队农民张广生口述记录了《书中书》；神农架文化馆的胡崇峻先生搜集记录了《黑暗传》，后者由湖北省民协于1985年把搜集到的8份正式资料合为一集以《神农架〈黑暗传〉原始版本汇编》为题内部编印出版。我的朋友，当年执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秘书长职务的诗人兼民间文学家李继尧先生，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做的这件大好事，将永载学术的史册。
1999年的夏天，李征康在发现了故事村伍家沟之后，继续潜心于当地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在坐落于武当山后山的官山镇吕家河村，从歌手们的口头演唱中记录了1500首短歌和15部民间长篇叙事诗。他打电话给我，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有点儿喜不自胜。同年的9月，我接到了十堰市所属丹江口市委召开“中国武当民歌学术研讨会”的邀请，远赴武当山下的武当宾馆出席会议，会后又到吕家河村去参观，并走访了他所发现和采访过的那些乡村歌手们，在队部的院子里听他们唱歌，到“歌王”姚启华的家里用餐。在这个山峦环抱的小村子里，只有182户，749口人，竟有85个能唱2个小时民歌的歌手，还有4个人能唱千首以上的民歌！真是不可想象！至于对吕家河村民歌的更深的了解，大半来自于李征康提交会议的那篇论文《吕家河村民歌概述》。[2] 我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重点放在了在这个村子里记录下的长篇叙事诗，后来把发言的意思写在了为李征康和屈崇丽主编的《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一书写的序言中。为了方便，把有关篇叙事诗的一段引在下面：
我对李征康在吕家河村记录的15部长诗特别感到兴趣。在会上发言时，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粗浅的见解。我重提胡适先生当年的一个著名论点：“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的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3] 对于胡适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大可怀疑。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和叙事诗姑且不谈，近五十年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至少在鄂西北和江南吴语地区两个汉族地区相继搜集到了数量不少的长篇叙事诗。……这说明，汉民族不是不富有叙事传统，而是没有搜集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传承中失传了。如今又在武当山下的吕家河村搜集记录了15部长篇叙事诗，怎能不叫我高兴呢？这15部长诗固然不一定每部都是佳作，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同样我也确信，其中必有好诗在，它们无疑丰富了我国民间叙事文学的宝库。这个事实证明了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那个结论或假设，是证据不足的，应予修正；中国文学史也应该改写。
的确，这些流传在武当山周围汉民族聚居区的长篇民间叙事诗的被发现和部分地被采录下来，以及此前已在鄂西北的另外一些地区、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吴语地区记录下来的一些长篇叙事诗，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也改写了中国文学史。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此后未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连山教授便率领他的研究生到吕家河采风，他们被这里的悠久的民歌传统和鲜活的演唱活动所吸引，于是在这个被学界称为“汉族民歌第一村”的山村建立了教学研究基地。他还著文宣传和评价发现吕家河民歌村的学术意义。十年来，他和他的学生每到暑假几乎都要到官山镇所属的吕家河及附近村子里去做民间文学的调查访问、采录搜集，他们在当地发现了许多民歌能手，搜集记录了大量的各类民歌，包括叙事长诗和各种老唱本。他把当地学者李征康搜集记录的和他与学生们搜集记录的长篇民间叙事诗收拢在一起，编为一集，精为校勘，尽其可能地作了注释，改正了许多错别字。他所编纂校勘的这部民间叙事长诗集，汇聚了武当山周围地区、主要是南神道一带众多民间文化精英们吟唱的长篇叙事诗作品集，最近终于脱稿了。他提议要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对他的提议，我深感惶恐，虽然我在十多年前造访过官山镇和吕家河，聆听过那些朴素的山民歌手们的忘情的咏唱，也写过一点相关的文字，但毕竟没有用心地研究过。
粗略地浏览《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所选的32篇民间叙事诗，其来源和内容是很复杂的，功能也是不同的（吕家河的民众自己有“阳歌”与“阴歌”之分），需要做认真的考辨和研究。就内容和题材而言，既有讲述天地混沌宇宙初创的，咏唱三皇五帝演绎史事传说的，宣传道教或佛教世界观的（大概与张三丰创立的三丰派，主张三教合一，修己利人，崇奉真武有关），更多的则是取材于世俗生活的。据我在演唱现场观察，这些长篇叙事诗，不是文学史上被称为“徒歌”的那种诗歌、亦即没有伴奏只能朗诵的诗歌，而是在一种唱者用小鼓、小罗、小钹等乐器伴奏下吟唱的。在当地作过调查的四川音乐学院的教授蒲亨强说，吕家河的民歌的曲调，是长江流域民间音乐与黄河流域民间音乐风格的奇妙融合，除了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外，大都是渊源有自的，要么来自于江南小调，要么来自于中原地区，它们在当地有了几百年的融合和传播历史。在判断文化移动问题时，曲调也许比文本更显示出重要性。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文本记录稿时，也发现其中许多情节、特别是地名、字句，也依稀透露着它们发生的祖源地的某些信息。如《孟姜女寻夫》中说，孟姜女是“家住江南松江府，华亭县内有家门”；“苏州有个万杞梁”，而这篇长诗的演唱者，官山镇田畈村的范世喜，据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山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研究》课题组徐永安、屈崇丽在《范氏家族调查报告》中认定，“……祖原河南南阳邓州城南乡顺流里刘家桥氏。”范姓家族于清乾隆初年即1736年迁到此地。[4] 如此说来，说范世喜所吟唱的这部孟姜女故事的长诗，带有河南南阳或中原文化的印记或影子，也许并非是不可信的吧。这种情况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有理由相信，吕家河以及武当山南神道一带流传的这些叙事长诗，很有可能是当年修建武当山道教宫观时各地民工们从各自的热土带来，而后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口传身授传承至今的。1999年在武当山下召开的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提出的这个未经充分证实的假设，如今已为当地的一些学者所进行的调查研究证实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棣夺取政权后，极力推崇真武，扶持武当道教，广建武当道场。自永乐十年（1412年）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受命勘测设计遇真宫、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7月动工，主体工程于永乐十七年完工，附属工程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完工，前后凡11年，整个工程及后勤役用人员达30万之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在工程告竣后，就地落户。[5] 现在官山镇所在的武当山后山地区，当年承担着武当山宫观生活和工程的物资供应及后勤保障任务。现在的五龙庄、新楼庄，当年就是专为五龙宫、新楼观提供物资并因此而得名的。后山区域还是工匠们轮流修养的地方，故而青楼业在当年一度颇为发达。除了武当山宫观的建设者外，永乐十五年（1417年），朝廷还将犯人王文政等统共550户差送到武当山。五方杂处，移民汇聚，讲故事和唱民歌，成为当时的一种娱乐方式。[6] 清同治《郧阳府志·风俗》：“旧志谓：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河）北之民一，土著之民二；今则四川、江南、山西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踵至，聚族于斯。语言成为，仍操土音，气尚又各以其俗为俗焉。”大量移民所带来的本土文化，在原本地旷人稀的鄂西北的武当地区，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汇聚、相交融，形成了“俗陶秦越之风，人渐江汉之化”的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而堪为代表的，乃是这些深藏于民间而今依然鲜活地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民歌和长诗。
李征康先生在前单枪匹马、陈连山先生在后率领学生，在丹江口的官山镇一带若干山村里所作的调查和搜集记录的这些民间叙事长诗，经过连山的精心编辑校勘，就要正式出版了。它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湖北省民间文学分布图、同样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分布图上的一块大大的空白，也在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史上添加上了浓重的一笔。连山的调查报告式的绪论，以学者的缜密思维和独到见地统领全书，使这本选集闪耀着民间文学学理的光辉。这是我久已期待的。
谨为序。
刘锡诚
2008年5月2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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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编印，1986年8月，武汉。500部长诗这一统计数字，见该书的《前言》。
[2] 李征康的论文后易题为《吕家河——“中国汉族民歌第一村”概述》，收入李征康、屈崇丽主编《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武当文库）一书中，学苑出版社2003年10月。
[3]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
[4] 徐永安、屈崇丽主编《武当山田畈村范氏家族的调查报告——一个口传文学家族》第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年9月，武汉。
[5] 武当山志编纂委员会《武当山志》第123页，新化出版社1994年，北京。
[6] 据徐永安、屈崇丽主编《武当山田畈村范氏家族调查报告》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