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坟
□ 袁长庚
河南周口轰轰烈烈的平坟复耕运动至今仍在推进中，尽管国务院在《殡葬管理条例》的最新一次调整中明确删除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之类的表达，但地方政府却充耳不闻。当下中国，针对一个看似无关大局的问题而产生如此激烈的冲突与微妙的分歧绝非常见。尽管今日中国的议题大多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地缘政治格局与下一轮改革试水，但周口事件一出，分明提醒我们：中国仍然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一如一百余年前封建士大夫们所苦苦思索的那些问题。
不能简单地指责地方政府的坚持是某种“蛮横”或“傲慢”。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人地矛盾之激化也并非始于今天。河南现代化的历史几乎就可以看做是人与土地斗争、妥协的历史。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是为了向残酷的自然要地，林县修建举世闻名的红旗渠是为了养地。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时代如何进步，粮食总是需要从土地上长出。从统计数据看，河南是中原一带耕地保有任务最为艰巨的省份，这也不仅仅是政府意志的“一面之词”，不信可去看看冯小刚最新完成的电影《一九四二》，那里面恰恰就是河南关于土地和粮食的苦难记忆。
“坟”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隐喻是历史与当下的同时在场，是亡者与生者共同分享的空间，也是粮食和死亡的辩证法。切莫小瞧了这其中所蕴含的复杂矛盾，这不是什么“精神文明”与“封建迷信”的狭路相逢，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双重考试，既有政治题，也有经济题和文化题。
对空间的重新定义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而对这种定义的想象往往先于人们的实践而成为某种不可置疑的“蓝图”。例如，关于现代化的乡村，一定是广袤的麦田金灿灿或绿油油，崭新的机器在其中劳作。红瓦白墙，道路宽敞，人们喜笑颜开。这样的画面，从小学课本到国道旁的公益广告，在中国随处可见。这是一个农业大国历经磨难后对于幸福和安全的想象，也折射出道路与主义背后深刻的文化动力。
但吊诡之处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内部差异性极大且极不均衡的国家，对于乡村空间的改造一直与上述美好画面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一代一代的民族精英试图将乡村修整成一张崭新的白纸，以便描绘关于未来的美好画卷，但现实是无论是自然环境中起伏不平的山地丘陵，还是人们文化生活中因循旧制的婚丧嫁娶，从未向人类的实践主动让出自己的位置。在改变乡村空间与风景的实践中，无论哪一种主张，哪一个政权，都曾经遭受过代价不菲的失败。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章节。
地方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经济”从来都无法摆脱社会文化的束缚，即使是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资源分配主导模式的今天，脱胎于欧洲启蒙主义的“经济理性人”仍旧是一个幻象。当主事者在会议室中设想人们应当如何如何的时候，现实的复杂性总会带来某些看上去不可思议的阻碍。小额贷款被用做红白喜事，作物新品种的推广遭遇冷场，外出打工换来的血汗钱只是为了盖一座看上去体面的房子，凡此种种，无不让“外人”们困惑：难道你们不想过好日子么？
农村人与城市人本无区别，农民或许掌握的书本知识有限，却并不是两眼一抹黑的“顽固不化”。他们对生活有不同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缺乏“理性”。在城市中心主义的视野里，矗立在田间地头的一座座坟，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障碍。但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这是生者与祖先的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看上去毫无章法的乱坟，实则是千百年来乡规民约的成就。农夫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不追求完美的风景。他们的世界容得下死者，并不为活人所独占。
由是观之，坟的存在与否，除了单一的（哪怕是言之凿凿的）经济维度之外，还牵涉到两种世界观的碰撞，这其中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并没有多么高深。回头看并不久远的历史，我们曾因没有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关系而教训深刻。从物理特征看，坟无非是一个深坑与一处土包，但从道德象征含义看，它是一面镜子，从中可见乡村生活的基本逻辑。物理特征上的坟只需推土机轻轻碾过，但人心里的坟却因其道德含义而难以拆除。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造，在其推进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与那些陌生的“他者”相遇，例如农民与少数民族。在这种相遇之中，究竟是应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丝毫不容许多元世界观存在，还是学会平等尊重、和谐共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追问。数百年前，德国文豪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实现自己关于未来的想象而摧毁一对老年夫妇简陋的居所，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刻起，“传统”的残留就像顽强的苔藓一般附着在城市庞大的躯体周边，片刻不离。没有人能将小学教科书上的美好图景在现实生活中一丝不差地复制出来，那是因为同课本相比，血肉丰满的生活要复杂千百倍。
刚刚过去的党的十八大上的许多声音和态度都表达了对“幸福生活”想象的调整与追求，这个古老的命题之所以在今天仍旧有其意义，根本原因无外乎作为一种社会与文化动物，人类总是在意义编织的大网上构筑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对乡村生活还是对农业生产的改造，都应当被看做是一个复合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各方参与、各种声音。单一的经济学想象的危险性恰恰就在于它和“各种”之间的剑拔弩张。不要让那些原本指望惠及民生的政策与实践被别人批评为政府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民族报 2012-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