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
1991年，费孝通（中）在湖南吉首观看农户织锦。 资料图片
（上接5版）当然，有时候也会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可是怎么分，怎么合，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研究，我把它叫做‘分合机制’，即包括了‘凝聚’与‘分解’两类过程。这个问题，现在的民族研究里面还很少有人去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开始想得比较明确了，那是上个月去丹东考察满族的时候。在11世纪，东北有一个地方政权叫金，控制的地方相当大，基本民族是女真。后来女真人有一部分流到华北，分出去了，后来就不叫女真人了。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中有一部分后来又发展强大起来，他们联合了当时邻近的其他群体，以女真人后裔为核心，自称为‘满洲’（Manchous），我们后来称之为满族。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还谈到满族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状况，同时还列举了蒙古族以及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遇到的壮族的情况，以此说明一个民族集团内部各部分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他强调，没有一个民族内部各部分是完全相同的，相互可以存在一个基本的认同，但这个认同的实质也很复杂，各个民族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体，都有待进一步去研究。
随后，费先生说：“我们现在来看土家族。土家人一开始也不承认自己是土家族。现在土家的人数飞涨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趟调查，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的变化记录下来。土家有其复杂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与壮族相似。他旁边居住着苗族，他也曾经统治过苗族。因土家很早就开始与汉族接触，所以文化发展和经济地位较高，他就能在此统治。与苗族相比，他们各自所处的地域条件很可能不同，土家是住在坝子里的，苗族在山上，这就叫做山区民族分布的特点，叫‘立体化’，可以根据海拔高低来考察民族分布的界限。可以分为三层：坝（平原，包括交通中心），坡地，峒（山地间的小盆地）。”
他指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说明当时存在着一种孤立社会的情形。外界的任何变化包括朝代变化，都对其没有影响，这些孤立的小社会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我去湖南江永千家峒，有人说是瑶族的发源地。这里的民族集团可以分两批，一种讲汉话，居住在中间平地，这批人也可能是汉族进去后演变而成的，是否如此，还不好说；另一批居住靠山，瑶族的痕迹则很清楚。所以，只有结合了山区的地理条件才能看清楚民族的分布，理解各族的经济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土家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是否有汉族进到这个地区？汉族又是怎么样进入武陵山区的？他们与土家族、苗族的关系如何？为什么苗族的历史这么长却能始终保持其为苗人，苗人分布这么广，称谓都不同，他们是不是一个来源？还只是一个称呼？还有，山区上面海拔最高一层实行刀耕火种的叫‘游耕’，为‘瑶’。汉人进去以后，怎么就成了瑶族了呢？这里面也可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过程来弄清楚‘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机制。”
民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分析，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
费先生认为，民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分析，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民族研究再向前进一步，就是分析中国各民族的特点、民族性，以及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实体同西方国家民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对于这个区别的研究将会成为今后50年中国民族研究的重点。
他提出：“为什么欧洲的民族之间总有冲突？东欧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可是民族矛盾却这么厉害，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构成和他们是否相似？另外，加拿大主要是由讲英语的区域和讲法语的区域构成。我到法语区大学访问，他们不让我讲英语，我在英语区时，不能讲法语。他们的现代化程度也比我们高，那么为什么还有民族问题呢？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形成一个11亿人口的汉族，这个历史过程又怎么理解？”
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不存在民族冲突：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民族和平共处，留下了一个种族问题。这就形成了几种模式，譬如东方模式、美国模式等。这个问题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民族矛盾时期。人类学应该向这方面发展，这很显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在中国则需要研究经济发展同民族分合的关系。蒙古族的例子比较清楚，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子。现在的满族也是如此。这次调查就是来看看土家族，土家族都是从事农业的，都在山区，来考察一下他们是怎么发展的。费先生说他所研究的两个课题，即民族问题和农村问题，到这里就又交叉到一起了。
1991年10月8日，费先生到黔江去参加“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山区少数民族发展的问题。费先生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详细地讲述了这次考察的目的，还介绍了苏南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初步看法和思路。此时可以说正是他原计划的20多天考察日程的中间，在这前一段基层考察中，他已对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发展有了一个初步系统的看法。同年12月，费先生完成了《武陵行》一文的写作，随即在《瞭望》杂志上分3期连载发表。这篇文章于次年编入他的《行行重行行》一书。
近日，湖北民族学院的同志为筹备2008年湘鄂川黔毗邻四省协作会届年会的纪念文集来京筹稿。为了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纪录，我建议他们除收入费先生的《武陵行》一文外，一定要编入他当年在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为此，我找出了当年的工作笔记和保存的资料，并请老摄影家张祖道先生重印了1991年10月8日上午座谈会的两张照片，同时写了这段回忆，这既是对费先生的缅怀，也希望他的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治学精神得以不断发扬。
中国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历程非常复杂。各族在血统上相互通婚，在文化中相互学习，在地域上混杂居住，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与中原的汉人融合得比较多，有的距离相对远一些。费先生在讲到“民族识别”时的遗留问题时，曾指出它们“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参考费先生在武陵考察时所谈到的他对于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些思路，也许可以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启发。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