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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佳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5月18日   17 版）

严绍璗教授近影

日文版《古事记》书影

严绍璗教授在“山片蟠桃奖”颁奖仪式上发言

    编者按：“山片蟠桃奖”在国际日本学界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诺贝尔奖”。自1982年设立以来，共有23位学者获得该奖，绝大多数获奖者为欧美学者。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荣获最近一届——第23届“山片蟠桃奖”，是继周一良教授（1913—2001）以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本刊记者对严绍璗教授进行了专访。

    从情感层面进入理性层面的日本研究

    读书报：您治学从传统国学的古典文献起家，转而研究日本中国学以及日本文化，并获得了“山片蟠桃奖”这样的殊荣。您的日本文化研究得到了本次日本审定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您能谈谈您的日本文化研究有着怎样的特质，您是怎样把握到日本文化的关节点？

    严绍璗：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基本上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文化研究。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我此次获奖之前，我国学者已经获得了几个日本的奖项，王仲殊先生获得了“福冈亚洲文化奖”、王晓平先生获得了“奈良万叶奖”、严安生先生获得了“大佛次郎奖”。只是“山片蟠桃奖”是专门评价国际学者的“日本学”业绩的，授奖仪式隆重一些，国际学术界的反应强烈一些。我们这些人的获奖表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的总趋势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与日本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层面：首先，我们从较多的情感色彩的表层研究推进到了致力于把握关于日本文化内涵的哲学本体的研究，包括对日本国民的精神信仰特征、美意识特征以及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世界中面对自己的生存利益和突然事变时所表现出的精神形态和行为模式等等的研究。其次，我们致力于在“世界文明”的总体进程中解析日本文化内在的构成机制，即十分注意日本作为一个偏居亚洲东部海域中的、地域并不广大的国家，它在自身发展中、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世界文明的“共感性”与“同步性”；我们把它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成员，揭示文明的发展过程是有共性的。再次，我们致力于揭示日本文明是在和世界文明共通共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变异体文明形态——它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本体，广泛地在不同层面上吸收了亚洲大陆特别是东亚和南亚的文明，近代又吸收了欧美文明，变异为自身文化的材料，组合成日本文明，从而呈现多姿的光彩。

    读书报：在您看来，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化取得的成绩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绍璗：对于我们来说，日本文化研究的跃进在两方面。第一是我们的研究脱离了情感形态。这种情感形态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文化是微不足道的，因为20世纪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至今很多人仍然不能客观地将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另外一个层面又恰恰相反，我们有些学者愿意跟着日本学者的总体思路发展，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江户时代日本的“国学”形成以来，不少日本学者的基本思路是，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创造的、是为日本民族提供的一种专有的消费品，外国人是看不懂的。诚然，一个研究对象国文化的人，一定要在对象国生活，没有对象国的文化生活经验，很难深入，但是一定得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思考能力是以中国文化教养为本体的。第二还要有世界文明史的、人类学的等等的基本知识。作为一个中国人，从中国本体的文化去观察日本文化，会感受到很多的不同，但是也会从一个局限陷入另一个局限。这时候需要世界文明史的知识、需要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修养对其思考进行质疑和提升。

    我认为，这30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研究已经从情感层面进入到理性层面。日本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成员，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的形成和历史发展、内部构成和各种变异、它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它的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文明的参考，对我们从世界文明的整体认知中理解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形态的形成、发展和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重新发掘日本学

    读书报：您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的内在理路与您的学术转向之间是否有关联？

    严绍璗：首先我要说明，我从中国古文献学经由日本中国学而发展到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不是“学术的转向”，而是在不断的“自我质疑”中从一个层面推进到另一个层面的必然，存在打通学科壁垒的内在逻辑。以《日藏汉籍善本书录》（3卷）为首，也包括《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日本中国学史稿》和《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等著作——这些研究，都是从跨文化的层面上来揭示日本文化内含的特征。这样的一种文化视角，可能日本学术界觉得是有价值的，值得继续推进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部书不是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著作，这些文献是参与对象国文化活动的“活物”。这部书多少体现了我的这一观念，即以文献实证为基础，在相关学科的综合层面中生发出对文化的阐释。日本文化以本体哲学为基础，又包含了很多外来文化，汉籍传递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并把它分解为自己文化的材料，变成了自己的营养。文化的传递是以“不正确理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对中国古代很多文学材料的接受，例如关于白居易文学的接受，大部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在不同层面作出不同的解释。“白居易文学”成为推动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相反，对于“李白文学”，由于他们不能感知李白作品中表现的美感价值，日本文化与之共鸣的成分比较少，因此“李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读书报：能否请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阐释您重新发掘日本学的过程？

    严绍璗：日本的古文献是非常难懂的，当时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早期官方的文书是汉文写的，之后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文字形态，同样使用汉字，有的作为“意义字符”，有的作为“记音符号”，例如《万叶集》就是运用这样的形态记载的。相对于后来的表音系统的文字——“假名”，这一形态就被叫做“真名”。“假名”的“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假借汉字形态编出来的意思。“真名”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之一，不同的人根据自己运用汉字的经验进行文字记录，没有统一标准。比如“倭”这个字，古代“倭”是没有单人旁的，18世纪的时候在九州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图章，叫做“汉委奴国王印”，这个“委”是现在“倭”的本字。我请教过王力先生，他说，“委”在上古属于“哥”部，发“a”声，“倭奴”应该念“Anu”。我一直认为“倭奴”是对阿伊努人的早期称呼，这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20世纪初期，英国人类学家E. Balze在日本进行民族学调查的时候，调查到北海道有一群人跟普遍的日本人很不一样，他们就是我们在《山海经》上记载的毛人、虾人，汗毛很长，正式学名应该叫阿伊努人。阿伊努人是日本最早的原住民（Proto-Japanese），现在还有两万多人，在北海道居住。他们已经很日本化了，但是还保留一些舞蹈一类的原始习俗。1992年，我参加日本的一个关于阿伊努人的民族调查，在北海道的白老地方碰到一个阿伊努族老太太，她说她女儿嫁给日本人了。她认为自己不是日本人，有非常强烈的阿伊努意识。

    现在的大和民族是后来移民组成的。日本的本土1500年前是阿伊努人的天下，大概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到公元五六世纪年间，有一批一批的华夏人主要通过朝鲜半岛，也有经由东海漂流移民到日本岛上，还有太平洋上的漂流民，因为种种原因也迁移到日本了，还有今天西伯利亚乌拉尔山以东、信仰萨满教的通古斯人，也迁移到日本。他们汇合成了一个以华夏移民为核心的新的族群，因为华夏移民当时有稻米生产技术，有铁制工具，还有文字。日本文明的发展史便从绳文时代跃进到了弥生时代。

    我在《中国文化在日本》一书中开始主张阿伊努人是日本的“原住民”，而且近代以来是一个民族。去年日本国会承认了阿伊努人是独立民族，这件事在东亚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终于承认他们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大和魂”思想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的，现在承认阿伊努为民族，就是承认了太阳神为日本创造天皇之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人”了，这在事实上就瓦解了“神国日本”的神话。

    东亚文明的整体性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日本文明在东亚的位置，您在研究中是否发现了东亚文化的某些整体性？若有，是如何显现的？

    严绍璗：我一直认为古代存在一个东亚文明共同体，这是世界上罕见的文明共同体，因为其他古老的共同体都已消亡，而这个文明共同体一直存在。古埃及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有古印度文明都变异为另一类文明了，只有华夏文明不仅没有消亡，并且发展为涵盖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以内在的一些互相确认的基本因素联结在一起的。第一，它们都是以汉字为文化思想联结的基点。三个国家后来虽然都有了自己独立的文字，但是都是以“汉字意识”构建起来的，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越南的喃字，仍然是依靠汉字意识系统创建的。第二，它们都信仰佛教，但是这个佛教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是经过了华夏文化的通道。它们获得的佛教经典，几乎都是汉文转译的，汉传佛教成为佛教信仰的纽带。它们都有本土的宗教，但是都是与汉传佛教糅合在一起的，日本文化史上所谓“神佛合习”指的就是这样的宗教信仰形态。第三，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们都受到中国诸子百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儒学为中心的诸子百家文化，在一千余年里构成了它们意识形态的材料。再退一步说，它们从游猎生产走向农耕生产，是以稻米生产为主体的，考古材料证明，稻米生产是以发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米生产为基础的，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以浙江“河姆渡文明”为起源点的，它以不同的通道流入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北部。文字系统、宗教信仰、观念意识、生产方式等相互关联、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现在各国各自所走的近代化道路，都是在这个共同体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

    未来东亚的发展，跟这个共同体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现在各自强大，各自有国家的独立意识，这是民族发展的进步，但是其内部构成仍然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一个理性的研究者，既要明白自己民族的精神，也要明白自己民族的历史渊源、自己民族文明的内部结构以及它和周边文明的关系。现在的日本、韩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有一种暗流，就是要摆脱汉字文化圈，这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深深地融合在汉字文化中，如果和汉字文明脱离关系，就是和自己的历史告别。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海洋文明论”的论说。日本文化里有海洋文明的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不构成日本文明的本体。海洋文明论是当代日本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在文明史研究中很典型的表现形态，其中很极端的言论竟然鼓吹说“日本2000年文明的发展，是不断抵抗‘中国化’的过程”，这样荒谬的“文化谣言”对21世纪东亚的和谐发展、共存双赢具有不小的破坏性。

    我在日本讲神话论的时候，有听众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中日两国地理上很近，心灵上却是很远的国家。听您这么说，原来我们在心灵上也是互相联结的。”有一次我在日本国立新潟大学讲演，有几位先生跟我说，“先生这样解析日本文化，我们日本人是很难有这样的发现的，因为你是中国文化出身，有些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的变异体，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可能就是我们人文学者所能起的微薄的作用吧。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事实本相

    读书报：您开创了“文本发生学”这一新的学术范畴，提出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变异体”等等开创性的概念，在这一学术范畴内，您对中国、日本的文学文本进行了跨文化解析，作出了很有价值的阐述。请您谈谈这种范畴对文化研究的意义。

    严绍璗：我们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习惯上都是从整体性文本开始讨论的。我30年间逐步建立的研究观念是，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一个整体文本发生的（亦即内部多元素构成的）事实本相。只有在把握与理解其内部多元文化元素本相之后，我们才能体验内在情节组成的文化价值意义，然后再还原到整体中去，我们就能把握它在整体中的价值意义。这次得奖仪式上我作了一个关于日本“记纪神话”的演讲，讲题叫《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二神结婚的文化学意义——关于我对〈古事记〉的解读》。日本记纪神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体系性的神话，也是大和民族自古至今精神意识的主体性本源。正是因为具有体系性，所以我相信这个神话不是原生性神话，因为原生性神话是分散的。记纪神话一定是经过整理的，整理人我们不知道，在712年它被记录到一本叫《古事记》的书中，这是日本最早被保存下来的文献。我讲的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日本被创造”的神话的起头一段，即“神代记”的开首部分。

    神话故事并不复杂，内含的文化元素却很丰富：神话起首展示的“高天原”是宇宙唯一的存在，“高天原”上的天神是宇宙间仅有的生命体，他们决定把伊邪那岐（Izanaki）与伊邪那美（Izanami）二神下放，下降到何处是不知道的。在下降的过程中，天上如雨水滴落一般，汇聚成他们站脚的一个点，这不是大地，而是像现在宇航员的太空基点，他们在这里竖了一根杆。天神原本是无性神，此时变成男神和女神，互称兄妹，显示了神话这一起首属于“血族群婚时代”。二神的结婚仪式则是围绕着杆旋转，女神在右边，男神在左边，女神先唱情歌：“真是个美男子！”男神在后边呼应：“真是个美女子！”婚礼以后却生了一个类似蚂蝗的怪胎。他们很沮丧，就返回“高天原”请教众天神。天神们回答说女神先唱不好，要男神先唱。下来之后还是女神在右边，男神在左边，男神先唱，女神就应和，然后旋转。结果连续生了八个岛，称为“大八岛”。这与希腊神话、埃及神话和中国多民族神话都不一样，它不是自然本体，而是天神生养的具有生命的“活体”，是天神的后裔。“大八岛”就是日本的本土，至今仍是日本的雅称。

    这个神话展示了一种高度纯粹的“神界宇宙观”，构成宇宙的天地就是“高天原”和“大八岛”，“神”的活动是天地之间唯一的通道。神话的推进还展现出“黄泉界”，但那里也是神的世界。整部“记纪神话”展现的全部是神的活动，日本神话中不存在“人”与“人间”的踪影，由此而铸造成日本民族的美意识的根本，这就是对神的存在、神的意志与神的生命的崇拜，进而深化为他们世世代代普遍的心灵意识。“记纪神话”一开始就以这样的“创世”形态强烈地表现出这一族群深刻的、以“神”为本体的对宇宙世界的认知，这构成了他们精神的哲学本体。

    那么，二神结婚的道具为什么是一根杆呢？很多神话学家说那是天梯，是宇宙的中轴等等。实际上这个应该从生命进化史上考查，神话都是现实生存的反映。大概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最早意识到，没有男性，女性是不能怀孕的。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创立“种子说”，认为万物起源的根源在于男性的“种子”，女性不过是提供了生产的“场所”。人类的文明发展有共同的道路，虽然分布在世界各地，当时没有任何联系，但都从女性崇拜转向男性崇拜。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给我们提供了从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大量遗存的遗迹、遗物，它们都是男性崇拜的形态，以男性生殖器为标志。这样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对生命起源的革命性的认识，同样以象征与符号的形式，隐藏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在神话中以“杆”这样一种物化符号，显示“生命之源”的力量，从而构筑起属于神话的叙事模式。

    那么，为什么要女神在右？这是中国阴阳八卦的方位观念，八卦里把东边称为左边，西边称为右边，太阳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边落下，又在地下运转。从右向左走是在地下的，从左向右是在天空走。今天日本京都的行政区划仍然保持了这个方位观念。京都的东边叫左京区，西边叫右京区。“男左女右的方位观念”含有重男轻女的伦理，中国自从六朝以来，各种文体里记载的男女新婚之夜入洞房以后，两人坐在床沿上，必须男左女右才能揭起盖头。至于女神先唱，生下的是怪胎，这是儒学伦理。儒学创生以来就看不起女人，这是时代的产物。男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一则神话以这样的意象表明人类情感发动的时候必须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人先发动，就生出了怪胎。这里面就渗透了当时华夏发展起来儒学思想。这个小小的神话里包含了很多文化的因素。

    读书报：这种跨文化的解读，对人文学的其他学科而言是否有借鉴意义？

    严绍璗：首先，这个解读展现了日本神话的本体思想，他们的哲学信仰是神；第二，他们的思维和世界文明同步；第三，他们把华夏的思想变成他们的材料，组织情节进入到他们的神话里——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展现了他们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这三条正是我们跨文化研究的“发生学”立场的基本点。必须从多元文化的层面看待一个文化现象，看待一个文学作品。一个作家、作品，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无穷的，要逐步解析出来。每一个时代的文化人都在类似或相同的文化语境下生活，为什么他们的文学表现会不同呢？我想这是主体接受能力和状态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大文化语境进入到个体的认知，我们的研究将大大深入到文本的内部。神话的分析抓不到作者，但是大致能够看出此时——8世纪初期日本社会知识阶层的生存状态。一直到今天，日本社会对世界的反应仍然是这样的，是以自身的精神、哲学为本源，同时也努力追求与世界文明的同步，大量吸收、变异人类智慧的成果，为己所用。变异的能力越强，民族的状态就越强大。中国近30年的发展也给了我们这种启示，人类的基本智慧是一样的，只是对外界的感应不同，现在对外界的感应，既取决于自然生态，也取决于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中政治生态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一旦精神生态发生很大变化后，社会生态又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对推进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有一种强大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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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山片蟠桃奖”在国际日本学界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诺贝尔奖”。自1982年设立以来，共有23位学者获得该奖，绝大多数获奖者为欧美学者。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荣获最近一届——第23届“山片蟠桃奖”，是继周一良教授（1913—2001）以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本刊记者对严绍璗教授进行了专访。

    从情感层面进入理性层面的日本研究

    读书报：您治学从传统国学的古典文献起家，转而研究日本中国学以及日本文化，并获得了“山片蟠桃奖”这样的殊荣。您的日本文化研究得到了本次日本审定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您能谈谈您的日本文化研究有着怎样的特质，您是怎样把握到日本文化的关节点？

    严绍璗：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基本上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文化研究。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我此次获奖之前，我国学者已经获得了几个日本的奖项，王仲殊先生获得了“福冈亚洲文化奖”、王晓平先生获得了“奈良万叶奖”、严安生先生获得了“大佛次郎奖”。只是“山片蟠桃奖”是专门评价国际学者的“日本学”业绩的，授奖仪式隆重一些，国际学术界的反应强烈一些。我们这些人的获奖表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的总趋势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与日本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层面：首先，我们从较多的情感色彩的表层研究推进到了致力于把握关于日本文化内涵的哲学本体的研究，包括对日本国民的精神信仰特征、美意识特征以及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世界中面对自己的生存利益和突然事变时所表现出的精神形态和行为模式等等的研究。其次，我们致力于在“世界文明”的总体进程中解析日本文化内在的构成机制，即十分注意日本作为一个偏居亚洲东部海域中的、地域并不广大的国家，它在自身发展中、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世界文明的“共感性”与“同步性”；我们把它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成员，揭示文明的发展过程是有共性的。再次，我们致力于揭示日本文明是在和世界文明共通共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变异体文明形态——它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本体，广泛地在不同层面上吸收了亚洲大陆特别是东亚和南亚的文明，近代又吸收了欧美文明，变异为自身文化的材料，组合成日本文明，从而呈现多姿的光彩。

    读书报：在您看来，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化取得的成绩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绍璗：对于我们来说，日本文化研究的跃进在两方面。第一是我们的研究脱离了情感形态。这种情感形态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文化是微不足道的，因为20世纪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至今很多人仍然不能客观地将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另外一个层面又恰恰相反，我们有些学者愿意跟着日本学者的总体思路发展，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江户时代日本的“国学”形成以来，不少日本学者的基本思路是，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创造的、是为日本民族提供的一种专有的消费品，外国人是看不懂的。诚然，一个研究对象国文化的人，一定要在对象国生活，没有对象国的文化生活经验，很难深入，但是一定得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思考能力是以中国文化教养为本体的。第二还要有世界文明史的、人类学的等等的基本知识。作为一个中国人，从中国本体的文化去观察日本文化，会感受到很多的不同，但是也会从一个局限陷入另一个局限。这时候需要世界文明史的知识、需要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修养对其思考进行质疑和提升。

    我认为，这30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研究已经从情感层面进入到理性层面。日本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成员，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的形成和历史发展、内部构成和各种变异、它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它的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文明的参考，对我们从世界文明的整体认知中理解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形态的形成、发展和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重新发掘日本学

    读书报：您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的内在理路与您的学术转向之间是否有关联？

    严绍璗：首先我要说明，我从中国古文献学经由日本中国学而发展到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不是“学术的转向”，而是在不断的“自我质疑”中从一个层面推进到另一个层面的必然，存在打通学科壁垒的内在逻辑。以《日藏汉籍善本书录》（3卷）为首，也包括《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日本中国学史稿》和《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等著作——这些研究，都是从跨文化的层面上来揭示日本文化内含的特征。这样的一种文化视角，可能日本学术界觉得是有价值的，值得继续推进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部书不是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著作，这些文献是参与对象国文化活动的“活物”。这部书多少体现了我的这一观念，即以文献实证为基础，在相关学科的综合层面中生发出对文化的阐释。日本文化以本体哲学为基础，又包含了很多外来文化，汉籍传递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并把它分解为自己文化的材料，变成了自己的营养。文化的传递是以“不正确理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对中国古代很多文学材料的接受，例如关于白居易文学的接受，大部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在不同层面作出不同的解释。“白居易文学”成为推动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相反，对于“李白文学”，由于他们不能感知李白作品中表现的美感价值，日本文化与之共鸣的成分比较少，因此“李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读书报：能否请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阐释您重新发掘日本学的过程？

    严绍璗：日本的古文献是非常难懂的，当时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早期官方的文书是汉文写的，之后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文字形态，同样使用汉字，有的作为“意义字符”，有的作为“记音符号”，例如《万叶集》就是运用这样的形态记载的。相对于后来的表音系统的文字——“假名”，这一形态就被叫做“真名”。“假名”的“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假借汉字形态编出来的意思。“真名”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之一，不同的人根据自己运用汉字的经验进行文字记录，没有统一标准。比如“倭”这个字，古代“倭”是没有单人旁的，18世纪的时候在九州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图章，叫做“汉委奴国王印”，这个“委”是现在“倭”的本字。我请教过王力先生，他说，“委”在上古属于“哥”部，发“a”声，“倭奴”应该念“Anu”。我一直认为“倭奴”是对阿伊努人的早期称呼，这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20世纪初期，英国人类学家E. Balze在日本进行民族学调查的时候，调查到北海道有一群人跟普遍的日本人很不一样，他们就是我们在《山海经》上记载的毛人、虾人，汗毛很长，正式学名应该叫阿伊努人。阿伊努人是日本最早的原住民（Proto-Japanese），现在还有两万多人，在北海道居住。他们已经很日本化了，但是还保留一些舞蹈一类的原始习俗。1992年，我参加日本的一个关于阿伊努人的民族调查，在北海道的白老地方碰到一个阿伊努族老太太，她说她女儿嫁给日本人了。她认为自己不是日本人，有非常强烈的阿伊努意识。

    现在的大和民族是后来移民组成的。日本的本土1500年前是阿伊努人的天下，大概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到公元五六世纪年间，有一批一批的华夏人主要通过朝鲜半岛，也有经由东海漂流移民到日本岛上，还有太平洋上的漂流民，因为种种原因也迁移到日本了，还有今天西伯利亚乌拉尔山以东、信仰萨满教的通古斯人，也迁移到日本。他们汇合成了一个以华夏移民为核心的新的族群，因为华夏移民当时有稻米生产技术，有铁制工具，还有文字。日本文明的发展史便从绳文时代跃进到了弥生时代。

    我在《中国文化在日本》一书中开始主张阿伊努人是日本的“原住民”，而且近代以来是一个民族。去年日本国会承认了阿伊努人是独立民族，这件事在东亚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终于承认他们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大和魂”思想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的，现在承认阿伊努为民族，就是承认了太阳神为日本创造天皇之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人”了，这在事实上就瓦解了“神国日本”的神话。

    东亚文明的整体性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日本文明在东亚的位置，您在研究中是否发现了东亚文化的某些整体性？若有，是如何显现的？

    严绍璗：我一直认为古代存在一个东亚文明共同体，这是世界上罕见的文明共同体，因为其他古老的共同体都已消亡，而这个文明共同体一直存在。古埃及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有古印度文明都变异为另一类文明了，只有华夏文明不仅没有消亡，并且发展为涵盖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以内在的一些互相确认的基本因素联结在一起的。第一，它们都是以汉字为文化思想联结的基点。三个国家后来虽然都有了自己独立的文字，但是都是以“汉字意识”构建起来的，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越南的喃字，仍然是依靠汉字意识系统创建的。第二，它们都信仰佛教，但是这个佛教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是经过了华夏文化的通道。它们获得的佛教经典，几乎都是汉文转译的，汉传佛教成为佛教信仰的纽带。它们都有本土的宗教，但是都是与汉传佛教糅合在一起的，日本文化史上所谓“神佛合习”指的就是这样的宗教信仰形态。第三，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们都受到中国诸子百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儒学为中心的诸子百家文化，在一千余年里构成了它们意识形态的材料。再退一步说，它们从游猎生产走向农耕生产，是以稻米生产为主体的，考古材料证明，稻米生产是以发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米生产为基础的，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以浙江“河姆渡文明”为起源点的，它以不同的通道流入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北部。文字系统、宗教信仰、观念意识、生产方式等相互关联、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现在各国各自所走的近代化道路，都是在这个共同体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

    未来东亚的发展，跟这个共同体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现在各自强大，各自有国家的独立意识，这是民族发展的进步，但是其内部构成仍然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一个理性的研究者，既要明白自己民族的精神，也要明白自己民族的历史渊源、自己民族文明的内部结构以及它和周边文明的关系。现在的日本、韩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有一种暗流，就是要摆脱汉字文化圈，这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深深地融合在汉字文化中，如果和汉字文明脱离关系，就是和自己的历史告别。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海洋文明论”的论说。日本文化里有海洋文明的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不构成日本文明的本体。海洋文明论是当代日本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在文明史研究中很典型的表现形态，其中很极端的言论竟然鼓吹说“日本2000年文明的发展，是不断抵抗‘中国化’的过程”，这样荒谬的“文化谣言”对21世纪东亚的和谐发展、共存双赢具有不小的破坏性。

    我在日本讲神话论的时候，有听众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中日两国地理上很近，心灵上却是很远的国家。听您这么说，原来我们在心灵上也是互相联结的。”有一次我在日本国立新潟大学讲演，有几位先生跟我说，“先生这样解析日本文化，我们日本人是很难有这样的发现的，因为你是中国文化出身，有些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的变异体，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可能就是我们人文学者所能起的微薄的作用吧。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事实本相

    读书报：您开创了“文本发生学”这一新的学术范畴，提出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变异体”等等开创性的概念，在这一学术范畴内，您对中国、日本的文学文本进行了跨文化解析，作出了很有价值的阐述。请您谈谈这种范畴对文化研究的意义。

    严绍璗：我们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习惯上都是从整体性文本开始讨论的。我30年间逐步建立的研究观念是，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一个整体文本发生的（亦即内部多元素构成的）事实本相。只有在把握与理解其内部多元文化元素本相之后，我们才能体验内在情节组成的文化价值意义，然后再还原到整体中去，我们就能把握它在整体中的价值意义。这次得奖仪式上我作了一个关于日本“记纪神话”的演讲，讲题叫《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二神结婚的文化学意义——关于我对〈古事记〉的解读》。日本记纪神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体系性的神话，也是大和民族自古至今精神意识的主体性本源。正是因为具有体系性，所以我相信这个神话不是原生性神话，因为原生性神话是分散的。记纪神话一定是经过整理的，整理人我们不知道，在712年它被记录到一本叫《古事记》的书中，这是日本最早被保存下来的文献。我讲的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日本被创造”的神话的起头一段，即“神代记”的开首部分。

    神话故事并不复杂，内含的文化元素却很丰富：神话起首展示的“高天原”是宇宙唯一的存在，“高天原”上的天神是宇宙间仅有的生命体，他们决定把伊邪那岐（Izanaki）与伊邪那美（Izanami）二神下放，下降到何处是不知道的。在下降的过程中，天上如雨水滴落一般，汇聚成他们站脚的一个点，这不是大地，而是像现在宇航员的太空基点，他们在这里竖了一根杆。天神原本是无性神，此时变成男神和女神，互称兄妹，显示了神话这一起首属于“血族群婚时代”。二神的结婚仪式则是围绕着杆旋转，女神在右边，男神在左边，女神先唱情歌：“真是个美男子！”男神在后边呼应：“真是个美女子！”婚礼以后却生了一个类似蚂蝗的怪胎。他们很沮丧，就返回“高天原”请教众天神。天神们回答说女神先唱不好，要男神先唱。下来之后还是女神在右边，男神在左边，男神先唱，女神就应和，然后旋转。结果连续生了八个岛，称为“大八岛”。这与希腊神话、埃及神话和中国多民族神话都不一样，它不是自然本体，而是天神生养的具有生命的“活体”，是天神的后裔。“大八岛”就是日本的本土，至今仍是日本的雅称。

    这个神话展示了一种高度纯粹的“神界宇宙观”，构成宇宙的天地就是“高天原”和“大八岛”，“神”的活动是天地之间唯一的通道。神话的推进还展现出“黄泉界”，但那里也是神的世界。整部“记纪神话”展现的全部是神的活动，日本神话中不存在“人”与“人间”的踪影，由此而铸造成日本民族的美意识的根本，这就是对神的存在、神的意志与神的生命的崇拜，进而深化为他们世世代代普遍的心灵意识。“记纪神话”一开始就以这样的“创世”形态强烈地表现出这一族群深刻的、以“神”为本体的对宇宙世界的认知，这构成了他们精神的哲学本体。

    那么，二神结婚的道具为什么是一根杆呢？很多神话学家说那是天梯，是宇宙的中轴等等。实际上这个应该从生命进化史上考查，神话都是现实生存的反映。大概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最早意识到，没有男性，女性是不能怀孕的。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创立“种子说”，认为万物起源的根源在于男性的“种子”，女性不过是提供了生产的“场所”。人类的文明发展有共同的道路，虽然分布在世界各地，当时没有任何联系，但都从女性崇拜转向男性崇拜。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给我们提供了从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大量遗存的遗迹、遗物，它们都是男性崇拜的形态，以男性生殖器为标志。这样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对生命起源的革命性的认识，同样以象征与符号的形式，隐藏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在神话中以“杆”这样一种物化符号，显示“生命之源”的力量，从而构筑起属于神话的叙事模式。

    那么，为什么要女神在右？这是中国阴阳八卦的方位观念，八卦里把东边称为左边，西边称为右边，太阳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边落下，又在地下运转。从右向左走是在地下的，从左向右是在天空走。今天日本京都的行政区划仍然保持了这个方位观念。京都的东边叫左京区，西边叫右京区。“男左女右的方位观念”含有重男轻女的伦理，中国自从六朝以来，各种文体里记载的男女新婚之夜入洞房以后，两人坐在床沿上，必须男左女右才能揭起盖头。至于女神先唱，生下的是怪胎，这是儒学伦理。儒学创生以来就看不起女人，这是时代的产物。男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一则神话以这样的意象表明人类情感发动的时候必须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人先发动，就生出了怪胎。这里面就渗透了当时华夏发展起来儒学思想。这个小小的神话里包含了很多文化的因素。

    读书报：这种跨文化的解读，对人文学的其他学科而言是否有借鉴意义？

    严绍璗：首先，这个解读展现了日本神话的本体思想，他们的哲学信仰是神；第二，他们的思维和世界文明同步；第三，他们把华夏的思想变成他们的材料，组织情节进入到他们的神话里——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展现了他们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这三条正是我们跨文化研究的“发生学”立场的基本点。必须从多元文化的层面看待一个文化现象，看待一个文学作品。一个作家、作品，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无穷的，要逐步解析出来。每一个时代的文化人都在类似或相同的文化语境下生活，为什么他们的文学表现会不同呢？我想这是主体接受能力和状态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大文化语境进入到个体的认知，我们的研究将大大深入到文本的内部。神话的分析抓不到作者，但是大致能够看出此时——8世纪初期日本社会知识阶层的生存状态。一直到今天，日本社会对世界的反应仍然是这样的，是以自身的精神、哲学为本源，同时也努力追求与世界文明的同步，大量吸收、变异人类智慧的成果，为己所用。变异的能力越强，民族的状态就越强大。中国近30年的发展也给了我们这种启示，人类的基本智慧是一样的，只是对外界的感应不同，现在对外界的感应，既取决于自然生态，也取决于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中政治生态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一旦精神生态发生很大变化后，社会生态又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对推进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有一种强大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