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客观性：梦想和现实
章可
“客观性”对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早已深深融会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不论梦想还是现实，这都是历史学从职业化的那一天起就负载的宿命。
《那高尚的梦想》
[美]彼得·诺维克著；杨豫译
三联书店2009年2月第一版；913页，58.00元
1959年，当时还不甚知名的海登·怀特在一篇文章中尖刻地讽刺了“近代史学之父”德国人兰克，称“兰克这个可怜的灵魂，终生研究，为了做到 ‘如实直书’而毁掉了自己的视力”。这种多少带有挑衅色彩的言论立即就激起了一些职业史家的反击。当然，这只是怀特尽其一生挑战“客观历史”和“科学历史学”的开始，以往认为历史学可以带着价值中立不偏不倚地去描述和研究历史事实的想法，被怀特和他的“后现代”同伴们斥为天真的梦想。它甚至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忽视或者有意回避了叙述历史时人的创造性。年轻气盛的怀特更是偏好用辛辣的字眼去挖苦他的某些同行们（如果他自己能算历史学家的话），在 1966年的另一篇论文中，他批评了那些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忽视了史学所应有的伦理责任，是一种“文化恋尸狂”。
如果我们今天来叙述“后现代历史学”，海登·怀特的这些言论似乎是绕不开的一页，甚至有些人还会为它加上“标志性”或者“先知式”的色彩，但在《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作者诺维克的眼里，怀特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从出发点而言，它只是针对一个老问题——历史学究竟属不属于文学，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虚构的——的新回答；从性质上说，它也只是美国史学贯穿始终的相对主义争论的当代意见。所以，怀特只出现在《那高尚的梦想》的最后一章中，而且也算不上该章最重要的人物。在诺维克笔下美国史学的潮起潮落里，“后现代”只是离我们最近的浪花一朵。这似乎是又一次冷酷的提醒：今天我们思考的问题，前人早用许多其他的方式反复咀嚼过。
从一开始，《那高尚的梦想》就是本野心很大的书，它试图将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以来一百年的美国历史学作一种全景式的刻画。尽管美国史学的历史远谈不上悠久，但由从业人员数量之多和职业化程度之高两点来看，是西方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纷繁的背景中要勾勒出清晰的线索绝非易事。基本上看，诺维克达到了他的初衷，几乎所有的书评作者都对这本书详尽的材料和敏锐的论述表示出钦佩和赞许。1988年该书出版之后，也频频见于各种论著的参考书目之中。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诺维克选择了一个关乎历史学根本的问题——“客观性”来展开叙述。
“客观性”当然不仅是美国史学才有的问题，但在诺维克的描述里，美国史学对“客观性”的讨论恰好体现为一个攻守不断易势的过程。从该书全四篇的标题“加冕-受围困-重建-危机”里，读者便已经可以获得大概的印象。从源头上说，美国史学的职业化就开始于“客观性”意识的建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美国大学依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革，大批美国学生赴德国接受历史学的训练，他们在带回博士学位的同时，也带回了德国式的，或者说兰克式的，冷静无偏见的“客观历史学”或“科学历史学”。当然，和大多数文化移植一样，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当时的美国史家们对兰克的思想进行了改造，遗弃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它的唯心论根基而强调了其中实证主义的那一面，尤其是史料考证和研讨班（seminar）这类可以帮助历史学迅速成为学科的实践层面。事实证明， “客观性”意识是历史学职业化的关键和最大推动力量，千千万万的学者聚集在“客观性”之下，因为后者能使他们获得坚固的职业认同，把历史写作和其他各种文字区分开来。同时，研究是否“客观”，也成为该行业内评判优劣的重要标准。
然而，“加冕”尚未多久，“客观性”就遭到挑战。一战之后，一些进步主义史学家如特纳、鲁滨逊、比尔德和贝克尔等人就以各种形式开始对历史研究客观性的质疑。旧有的信念被打破，当然有学术内部发展的原因，也来自于一战之后德国这个学术样板崩塌的刺激。当强调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这种倾向，出现在比尔德和贝克尔这样的美国史学头面人物身上时，其影响便不可小觑。原来的获得“真理”模式被质疑，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历史学界歧见迭出，争讼纷纭。1931 年，贝克尔在美国历史学会作了“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主题演讲，清晰而富有煽动力地表达了他的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但他和他的同伴也不乏反对者。两年后，在比尔德作了“写作历史作为信仰行动”的主题演讲后，西奥多·史密斯发表评论，抨击比尔德抛弃了客观真理和公正性，进而还动情地说，如果写作历史像比尔德设想的那样，那么若干年后，“高尚的梦想将最终破灭，历史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随即，比尔德立刻发表了极具讽刺笔调的回应，标题即为“那个高尚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
极端的相对主义在史家中并不太受欢迎，因为它在打击了以往权威解释的同时，也消解了历史学家的专业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指责贝克尔是“背叛职业主义”。诺维克就说，如果其他行业的专家也遇到诸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律师”或者“人人都是自己的神经科医生”之类的说法，他们肯定会比历史学家更加沮丧和不安。二战之后，在诺维克看来，随着政治大环境的变迁，在学术思想界对纳粹和苏俄一边倒的批判氛围中，美国史学又回到了一个趋同的轨道之上，这就是反专制的，重申美国式自由理想的“冷战共识”。历史学家们纷纷加入对伦理相对主义的批判，而这种态度也正好和“客观”、“价值中立”等理想相契合。然而，这种景况并未持续多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分裂又开始酝酿和滋长，来自于文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相对主义观念给历史学带来新的视野，而学科内部新方向比如少数族裔史、妇女史的产生，又对传统的叙事提出了质疑。短暂的“政治共识”也被左右摇摆的政治文化所破坏。虽然，这种多元化的景象并不是新鲜事，但诺维克还是正确地认识到，它比前一次（两战之间）的相对主义风潮更为重要，对未来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从诺维克写作该书到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形势似乎符合他的预期。
无论从主题、篇幅还是内容来看，《那高尚的梦想》都很像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史学史，但它又不完全是。诺维克在“序言”当中，曾经讲到流行的 “专业史”和“学科史”的区分。前者是实践者写的历史，后者是历史学家写的历史。比如说，一个社会学家写一部社会学史，在历史学家看来就不是那么具有权威性，仍然显得“业余”，因为从业人员自己的立场主张会损害其作为“史”的客观和中立性（更不用说哲学家写的哲学史），而历史学家写的“学科史”似乎就会尽可能地置身事外，避免偏见。然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史学史又是什么，或者说，史学史该怎么写？
从某个角度看，《那高尚的梦想》可以称得上“学科史”而不是“专业史”，因为诺维克是作为研究法国历史的专家来写一部美国史学的书，况且他并没有把它写成那种传记式的历史思想“点鬼簿”，即逐个地分析著名史家的思想，而是从“客观性”这个中心论题出发。著名英国保守派史家埃尔顿（Elton）在评论该书时，首先称它是一本很符合美国式写作习惯的“过于长的书”，尽管如此，埃尔顿认为“该书主要关注的其实是那些研究现代问题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史家，而很少提到为数众多的研究古典和中世纪的史家”，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它还是不够全。当然，或许后面这些史家往往处在诺维克关注的问题之外，但他们身上同样承载着“客观性”理念。那么，所谓“客观性”的危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呢？
其实，诺维克关注的问题绝不仅在史学研究本身。《那高尚的梦想》并不是一部“史学著作史”，它关心的是一百年来的美国史学如何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互动，从而不断寻找自己的方向，它更关心的是一百年里美国历史学界的学术政治和学术生态。诺维克的主要精力，并不放在研究史家们的著作是否“客观”，而是关心史家们如何利用“客观性”这个问题相互攻击，相互施加影响。在“客观性”的外衣下，隐藏着各种权势相互角力的争斗，隐藏着政治（左／右）、地域（欧／美，南／北）、族裔（黑／白）、性别（男／女）各种因素的复杂运作。诺维克在书中描绘学界的争论和权势斗争时，引用了大量历史学家的私人信件和手稿，不光有过去的著名人物，更包括许多在世的学者。有书评者就担心，这种做法会产生更大的争议。据说很多美国历史学家拿到此书，第一反应就是翻至书后的 “索引”，查看自己的大名是否列入其中。要处理如此多争议性的话题，尽管诺维克在某些时候毫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所在，但读者仍然能看出他的叙述试图不断回到 “中立”的努力。比如在最后一章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历史学界最具争议性的“亚伯拉罕事件”（David Abraham Case）时，诺维克从一开始就声明了自己作为大卫·亚伯拉罕论文导师之一的身份，但他仍尽力展示多重意见，以避免该段文字完全成为一边倒的，对亚伯拉罕所遭遇的不公平和苛刻待遇的控诉。
正缘于此，《那高尚的梦想》和其他的美国史学史著作比起来，尤其显得尖锐而精彩纷呈。在诺维克之前，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曾在1965年出版了同样厚重的名著《历史学：美国的职业学术研究》。而诺维克则在《那高尚的梦想》的序言里把《历史学》一书同样归之为替当下的史学歌功颂德的，辉格式的（Whiggish，用巴特菲尔德的提法）叙事，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学家描写自身的“专业史”。其后，海厄姆在给《那高尚的梦想》写书评时则归纳道，他自己的书更强调认同，而诺维克的书则旨在揭示差异和分歧。但他没有提到的更深一层是，诺维克非常小心地避免展现“后来的历史学比过去进步”的想法，他没有强调历史学发展中的知识增长，而试图用一种“起伏”或者“循环”的模式去看待历史学里出现的问题，他试图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方式进行写作。
这种批判性的根源或许在于，诺维克试图避免那种“专业史”写作，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加超然，更加“客观”。这个例子本身其实正好说明了，“客观性”在今天的历史学家那里，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在深重的危机中”。真正从理论上挑战历史学客观性的，就整个美国历史学界而言仍是极少数。正如诺维克自己所说，在美国，讨论史学理论问题的学者只限于很小一个圈子，其人数大概相当于“研究商业史的，或者研究南达科他州历史的学者”。 在《那高尚的梦想》提到的历史学家中，除了少数人物的少数言论，大部分人从没有直接否认“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即历史事实确实存在，而历史解释应当尽可能地接近那个事实。其实，大部分历史学家，在他们接受学院训练，拿到学位，出版著作的这一系列流程中，都紧紧地保守着一种实践原则，不管我们把这个原则称作“客观性”或者别的什么词，它都从来没有被放弃过。美国如此，美国之外亦然。“客观性”对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早已深深融会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不论梦想还是现实，这都是历史学从职业化的那一天起就负载的宿命。■
东方早报 2009-12-27 2: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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