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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与国家文化形象

   （张海洋执笔，2007年4月11日）

一、学科体系

    民族学人类学是通过研究文化来理解人性和民族特点，促进人类相互理解交流、和谐互惠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以下简称本学科）。

    本学科的名称虽有两个，但内容和方法大同小异。大同之处是：两者都以研究主流社会的“他者”（即时间、空间和结构上的边地、远人、少数民族和异文化）为旨志，追求人性完善即人类全面发展。两者都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焦点访谈）方法收集资料，用比较方法分析资料，用生物文化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指导资料的收集、分析和阐释。小异之处在于学科早期的区域传统：欧洲大陆（德、法、俄等）多称民族学，英美则多称人类学。二战后，列维-斯特劳斯倡导用人类学统称两个学术传统，造成人类学涵盖民族学之势。但很多老成机构和刊物仍沿用民族学名称。

    本学科涵盖体质/生物和社会/文化两大领域：体质/生物人类学领域研究人类体质的进化和变异，涉及生物学、地质学、生态学、灵长类学，体育运动和公共卫生等。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各民族的生计方式、组织制度和道德精神，包括习俗、宗教信仰和艺术等。这一领域内部包含考古学、语言学和狭义民族学（及民族社会学）三个分支，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包括影视、艺术和博物馆。三个分支加上体质人类学，构成本学科独特的四分支知识体系，用于全面深刻地研究和理解人、文化和民族这三个能动主体，从而在全球化时代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和潜力。应用人类学因而成为本学科强大的第五分支。

    人是生物和文化存在，所以本学科兼跨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人类群体除了生殖和生存之外，还要持续生产、传承和传播道德、意义和希望，所以本学科致力于文化及其过程研究。由于人文世界既需要纵向分层和谐，也需要横向分类和谐，所以本学科特别关注民族、宗教、语言、生态和人权等普世价值。

二、学科简史

    人类对边地、远人和异文化的关注与人类历史同其久远。人类保护和抢救文化的事业与人类社会变迁一样悠长。世界上的文化经典无一不是前人从事文化创新、保护、抢救和阐释出来的成果。《史记》以来的汉文史籍一直设有“四裔列传”以增广文化视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或地方政权也留下了大量文献，使中国成为保存民族学资料最多的国家。

    但由于中国农耕文化大传统安土重迁，所以创建现代学科的动力最终源于注重通商贸易的西方国家。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造成全球人类交往互动加强，是本学科产生的现实条件。19世纪中叶，本学科率先在英、法、美、德、俄等现代国家问世，继而在追求现代化的亚非国家传播。百余年来，本学科通过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艺术及传播等学科的密切互动而不断完善自身，产生出杜尔干（Emily Durkheim, 1858-1916）、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列维-斯特劳斯等影响深远的宗师。如今，发达国家国民一般具有本学科的知识和视野。西方一些知名政治家，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王储查尔斯和首相布莱尔，均受过人类学教育或深受其理念影响。

    本学科在亚洲确立于20世纪早期，多半先从欧陆而后从美国引进。因此，亚洲各国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日本的民族学博物馆等，印度的民族学局（总部加尔各答）等，多沿用民族学名称。普通大学更具时代精神，多采用人类学名称。印度、日本和中国是亚洲民族学人类学的三大重镇。东南亚各国和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埃及的人类学根基也深。韩国人类学有随着国运而后来居上之势。

    1949年以前，中国多所大学设有民族学或人类学系科。50年代，中国大陆通过苏联再次引进欧陆传统，从而使民族学机构迄今多于人类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云南、厦门、清华、北京、中国人民、复旦、南京、武汉、四川和新疆师范等大学重建或开设了人类学系所或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设有文化人类学中心。中国台湾和香港最著名的大学均设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系科或专业。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声望最高。

    近百年来，本学科产生出李济之、赵元任、吴文藻、杨承志、傅斯年、凌纯声、杨堃、李安宅、贾兰坡、林耀华、费孝通、张光直等多名大师级学者，为国家的学术发展、社会文化重建和国家形象塑造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发展现状与应用前景

    本学科在全球的发展具有如下趋势：

    第一，它是国家发达程度、文明形象和机构声望的标志。一个国家介入全球化程度越深，本学科的知识越普及（如欧美），越注重文化形象和文化产业，本学科越发达（如日韩）。一个机构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越高，越注重本学科建设（如哈佛、剑桥，清华、北大和台大）。

    第二，它的应用范围极为广阔，从基因、生态、医疗和公共卫生、信息技术、文化产业、旅游开发，文化保护、人权维护和全球化时代的和谐世界构建。

历史上，本学科应用最成功的范例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战时配合国家需求，研究敌国日本，形成以《菊与刀》为代表的研究报告，深刻影响到日本的战后重建，确保了日本成为一个和平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大国。

    现实中，本学科的最大抱负是通过提倡交流和互惠来重建人类的道德和互信。它的最大作用是通过跨国跨民族的学术考察即世界民族研究，扩展国民的多元文化视野，支撑和带动国家产业开辟巩固海外市场，同时通过增进跨文化理解交流树立国家形象和维护国际关系。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是西方学者用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国的代表作。战后日本对世界各国各地的民族学研究，是学界帮助国家重塑形象，支撑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典范。印度学界与国际主流社会的有效对话，使印度避免了各类“威胁论”的指控，缓解了人权话语压力，减少了知识产权纠纷和推动IT产业发展。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方兴未艾，其以下成果和前景引人注目：

    第一，参与抗战大后方建设和对盟国来华支援抗战人员进行知识培训。参与国家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文化研究推动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第二，通过对大型发展建设项目，包括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项目的社会文化评估和生态环境评估，防止社会冲突和避免生态灾难。征地补偿、移民安置、民间知识挖掘和文物抢救和保护是学科应用的关键环节。中国的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农村流动人口和城镇化是应用人类学的最大用武之地。

    第三，公共卫生是近年本学科应用研究成果突出的领域。通过深度参与毒品、性病和艾滋病的防控，本学科配合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树立了最为开明开放的形象。同时，本学科通过研究社区文化、倡导奉亲养老传统，为中国的道德重建和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了对策方向。

    第四，少数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和边疆政治是本学科传统的应用研究领域。今天，这一领域有四个重大研究命题：一是论述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二是构建和谐社会与重建有神的社区；三是中外少数民族话语权、人权保护和政策法规比较研究。

    由于学科应用范围最终无法列举穷尽，所以我们暂且把它概括为“两个保护、一个维护、一个阐释和一个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权益，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历史事实，参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通过上述概括，我们更能看清本学科的特色：它是一门兼跨自然与社会，视野宽广，强调科学其表人文其里，人文为体科学为用的重要学科。借用学科奠基人泰勒的话讲，它是真正的 “改革者的科学”。我们理解，它还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实证哲学。中国将于2008年7月15-23日在云南昆明举办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这是中国学者通过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借鉴国际文化经验，树立国家形象，发展本国学科的千载良机。目前大会正在征集各类专题会题目，有关信息请见大会筹备网站：icaes2008.org.cn     

          （张海洋执笔，200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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