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
吴泰昌
新闻午报 2008-09-21 09:37:35
本书是吴泰昌继巴金、钱钟书等文坛大家回忆录后的又一部力作。作者怀着深厚的师生之情，追忆与朱光潜几十年的交往，描摹心目中的大师身影。书中还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朱光潜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等人的深笃友谊。在作者的家常话语中，一代美学大师的学术生涯、生活情态与人格魅力一一生动呈现。
朱光潜未了心愿之一：没机会看望沈从文
朱光潜未了的一个心愿，是没有机会再进城去看望沈从文先生和叶圣陶先生，他带着这个遗憾走了。而从文先生却不无遗憾地在朱先生还活着的最后时刻去看望了他，那已是朱先生在不省人事的弥留之际。
1986年3月6日晚，沈从文先生夫人兆和给我电话，说从文和她去见了朱先生最后一面，我说我也去医院了。她问起朱老太，我说今天上午我去了北大。我将正在写的日记中的一些情况告诉她：朱先生的遗体现在存放在医院太平间。朱师母躺在床上，精神极差，见了我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早就给你打电话未通，本想叫我代通知朱先生一些朋友。她说这一年都是她在跑校医院要药，我也是老人了。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朱师母说，朱先生有两个心事未了，一是看你们和叶老，二是未见到《新科学》出版。我在日记中还记道：朱师母说，这一年来朱先生治疗、休养得不错，大夫也这么说，发病前还在燕南园里散步，还在练字，还在干事，大夫最后说朱先生得的不是脑血栓，是脑萎缩，脑子太累了。他偶尔也想抽点烟喝点酒，自以为还能再活几年。朱师母极其悲痛地说，朱先生死在不断地干事上。
兆和又问我，朱先生留下了什么话？后事怎样安排的？我告诉她听家里人说，朱先生生前说过，他死后不开追悼会，遗体献给医院。兆和说他们过些时会去看朱老太。
曾是“一对难兄难弟”
朱光潜和沈从文是“知心”朋友，这不是什么秘密。朱先生在文章中曾说：
我和沈从文相知已逾半个世纪，解放前我们长期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我一直是他的知心朋友。
在从文的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算得一个。在解放前十几年中，我和从文交往颇密，有段时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
沈夫人常说：“他们俩”，有次竟脱口说“一对难兄难弟”。
朱先生对沈先生的创作是熟悉的。但越是熟悉的人评论文章越不好写，何况朱光潜和沈从文又拴在一起被严加抨击过，1948年同被一位权威人士在文章中斥为“蓝色的”和“粉红色的”“反动文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和沈从文同在北大执教，一个是西语系教授，一个是中文系教授。1937年在北平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是主编，沈从文是编委之一，也是实际上支持最多的一位。《文学杂志》助理编辑常风曾回忆：
沈先生有多年编辑刊物的经验，对杂志的筹划十分积极热情，朱先生更可依赖他。他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每月在朱宅开一次编辑委员会，讨论稿件取舍，决定每期登什么稿件时，沈先生发言最热烈。组织稿件他更是积极，他还一贯注意发掘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吸引他们写稿子。
沈从文除了帮助举荐青年作者的稿件，自己在《文学杂志》上也发表了若干篇小说，朱光潜在同期杂志的“编辑后记”中均作了简略的评价。朱光潜对沈从文的小说除单篇作过评价，还对他在小说上的成就有自己的评价。他1948年1月在《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上《现代中国文学》一文中说：
小说的成绩似比较好，原因或许是小说多少还可以接得上中国的传统。而近来所承受的外来影响大体上是写实主义，这多少需要实际人生的了解和埋头苦干的功夫。鲁迅树了短篇讽刺的模式，沈从文、芦焚，沙汀诸人都从事于地方色彩的渲染，茅盾揭开都市工商业生活的病态，巴金发掘青年男女的理想和热情。这些人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在历史上会留下痕迹的。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朱光潜先生对沈从文的创作缄口沉默了多年。1980年时年八十有三他重拿起笔谈到了沈从文。他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文中说：
谈到从文的文章风格，那也可能受到他爱好民间手工艺那种审美敏感影响，特别在描绘细腻而深刻的方面，《翠翠》可以为例。这部中篇小说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他们就是这样相互挂念
我每次见到沈先生和沈夫人，他们都问起朱先生的近况，身体怎样，又在写什么，译什么，而我每次见到朱先生，他也同样关心沈先生的近况。
朱先生出版了新著，怕邮寄丢失或损坏，几次嘱我代送给沈先生。有次他要我转送一本《诗论》给沈先生，我说前不久您送给他了，他说这本是新到的精装本。沈先生签名送了我一套《沈从文文集》共十二卷，沈夫人请我将早已包装好题签了的一套转送给朱先生，她说：单本的我们寄了，这套太重，邮寄不方便，烦你辛苦一下。有时朱先生将签名送我的书寄到沈家，沈夫人再转寄给我。
沈夫人张兆和将先生送我的《悲剧心理学》转寄给了我，并附了一封短信：
泰昌同志：
昨收朱老太寄来朱先生赠书，特寄来。从文目前所患系小中风，已见好，特告。
即致 敬礼
兆和
四月十一日
我知道沈夫人的心意，让我见到朱先生时转告沈先生的病“已见好”。朱先生和沈先生就是这样相互牵挂。沈先生比朱先生小八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沈先生常在病中，虽然房门上贴了“遵医嘱谢绝会客”的字条，每次我去沈夫人都是欢迎的。1981年沈老为我写了张字，兆和来信叫我去取。那时沈先生不像后来那样，还能清晰地言谈。我是下午三时去的，谈到四点多，兆和为我们准备了点心，沈老吃着吃着突然心脏病发作，坐在沙发上，吓慌了我们，兆和忙拿药，又用凉手巾敷在他的额上，等稳定后，我才悄声离去。第二天才知道，当天夜里沈老就住院了。从那之后，我就不大敢去看望他，有时去也是默默地坐一会就走。
他常含微笑，但不总是微笑，有时沉默得有点气愤，有时激动得有点紧张。他虽多年自觉地躲离文坛，但文坛的干扰却不断地烦扰他。
都一直反对排名次、排座位
1983年，湖南一家文学杂志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湖南是沈老的家乡，沈从文的创作当时已在研究界重新估价中，发表这篇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但由于是朱光潜写的文章中个别提法确有片面之处，文章出来后引起注意，有些不同意见，陆续汇拢到《文艺报》来。加上当时文艺界气氛比较紧张，有人认为朱文代表一种思潮，否定现代革命文艺传统。
我工作的单位《文艺报》当时就准备发表一篇文章，就这个问题表态。这个任务刚巧落到我这个文学评论组组长头上，我去朱先生那里问了问该文的写作情况。
朱先生说，是1982年6月他和从文参加一次全国文联全委会，同住一室，他说“不知谁把我和从文分到一个屋子里睡”，时间不短，前后有十天，这是个极难得的谈心机会。解放前，从文全家曾在我家住过，朝夕相处，聊的机会自然多。解放后，他离开北大，住的远了彼此又各有郁闷，亲切交谈的机会也就少了。
朱先生告诉我，这次会余的时间，我俩基本都在房间里。湖南要给从文出本选集，从文希望我写篇序言。沈先生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说：“孟实兄（朱光潜先生）今年似八十过四，不久前同住一室约十天，一般说来还健好。”朱先生当时正在抓紧翻译维柯的《新科学》，身体又虚弱，但有数十年交情的老友提出的这个要求，他决不能谢绝。而且他长期感觉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很有必要重新评价，所以他草就了一篇短文，请沈先生看看是否合适，待沈先生看后，再斟酌定稿。
当他拿到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后，重看了一遍，发觉文中个别提法(如海外现在只认定沈从文和老舍)的确不妥。他说他写这篇文章的原意只是希望正确评价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决不想否定或贬低其他作家成就，这不符合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贯看法，但他引述海外人士的意见，客观上容易造成这种印象，他为此深感不安。他关心不要因为这篇文章给沈先生带来压力，他说可以写文章公开自我批评，但不希望影响对沈从文创作正常的评价。我说《文艺报》可能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他说这很好。临走时，他又叮嘱我最近去看看沈先生。
过了几天，我去看沈先生。关于朱文的反应他已听说了，他说这篇文章发表给朱先生带来了麻烦，他很不安。他有点激动，激动中有点紧张。
兆和把我叫到另一间小屋，说湖南来人要稿子，拿走之前原说暂不发表的。她说沈先生听说报纸要发批评文章，觉得对不起朱先生。我告诉她，前些天我去看了朱先生，朱先生知道这事了，他欢迎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说给沈先生带来了麻烦，他不安。兆和叹道：他们俩……
之后，我向《文艺报》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从引用海外人士意见要慎重的角度，指出朱文的不足。我化名“张静”写了篇千字文作为“读者来信”，“来信”中并没点出朱光潜的名字。朱先生、沈先生都看了这封“读 者来信”，当时我没有向他们说明是我写的。
朱先生看过《文艺报》这封“读者来信”后，曾对我说，你们的这个提醒我可以接受，文章可以做些删除，这本是为从文一个集子写的代序，我和从文商量过，已通知出版社出书时用我删改过的稿子。以后我自己集子也用删改过的。但是，他坚持说，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会重新评价的。排名次、排座位没有必要，我和从文一直持反对态度。至于那些笔墨官司历史也会自有公断。
“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终究会弄明白的”
朱光潜和沈从文对文艺、人生有着许多相同的看法。许多人对解放后沈从文放弃写小说，转向文物考古研究不理解，表示可惜，沈从文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朱光潜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他说，“从文暂不写小说而专心文物考古，是迫于分工的需要，决不是改行。”并认为从文“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海外对朱光潜、沈从文的遭遇颇多关注，纷纷揣测。他们各人均以不同方式公开答复澄清。朱光潜1974年1月19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新春寄语台湾的朋友们》，坦率地写道：“庆幸当年未跟你们走”，“当年留下确有思想考虑”，“新旧对比深切感到自豪”，并告诉朋友们刚“译完黑格尔的三卷《美学》”，“希望老朋友们认清形势，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你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作出自己的努力。”
1982年10月18日，北京大学举办庆贺朱光潜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谈会，沈先生因故没有出席。当时他就向朱先生表示祝贺。后来他曾对我说：“朱先生一辈子辛苦教书，做了许多事，学生记着，书里写着，朋友们清楚，我常挂念他，争取一起多活几年。”
如今，朱光潜先生、沈从文先生已作古，许多打笔墨官司的当事人也已作古，可以说“盖棺论定”。历史对他们各自对中华民族文化所做过的业绩都在加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不断检验和评判。200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的朱光潜译的《歌德谈话录》封二上有则广告，标明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高中部分中有沈从文的《边城》，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和朱光潜译的《歌德谈话录》两种。
这个例证，使我想起被朱光潜删去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中的这句话：“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终究会弄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