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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民俗学会与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赤峰学院承办的“中国民俗学会2012年年会”将于8月3日至7日在内蒙古赤峰召开。本届年会共收到150余位会员的135篇论文（含民族语言论文），经过学会秘书处认真审核，计有97篇论文入选本届年会。参会论文于近日在“中国民俗学网·2012年年会专区”（本版）陆续上载提要，未写提要的论文则上载第一段落；论文按作者姓名的汉字音序进行排序。为保护各位作者的知识产权，只有会议正式代表持密码方可阅读附件中的word文档；密码见学会发出的会议正式通知函（已通过Email发送）。请各位与会代表提前下载并阅读参会论文，为年会讨论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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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麦西莱甫的多重文化特征和社会功能

走进新疆，没有一个维吾尔人不知道麦西莱甫，没有一个维吾尔人一生中没参与过麦西莱甫。这种融歌、舞、乐等于一体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就像空气、水和盐一样，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像年迈的麦西来甫一人所说：“麦西来甫传统是我们生活、生命的盐。我们在摇篮时就会就着麦西莱甫音乐跳舞了，小时候跳、年轻失调、年纪大了还要跳，悲伤时跳、劳动累时跳高兴时更要跳，我们生命的活力在麦西莱甫舞里，在麦西莱甫里。”在麦西莱甫中，维吾尔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维吾尔族麦西莱甫是新疆维吾尔族民间特有的、集歌唱、音乐、舞蹈、游戏于一体的传统民俗艺术活动，广泛流传于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民间，已成为维吾尔族群体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习俗。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经过多年从未间断的传承，加之各个地域的维吾尔族群众创造性地努力，其形式越来越丰富，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特别是内涵逐步完善，具备了十分重要的民俗社会功能。在所有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在麦西来甫的活动中都往往可以实现社会协调的功能，同时可以让族群所有的人，特别是少年儿童学到丰富的知识技能、塑造人格、养成道德和守法意识。因此，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完全可以说是维吾尔族的非正式的民俗学校。

【作者简介】阿布力米提•买买提（1957 ～    ）男，维吾尔族，新疆巴楚县人。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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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少数民族背带的艺术特征与民俗文化

背带，古称“襁褓”，又称“背儿带”、“娃崽背带”或“背扇”，是背负婴儿所用的布兜。背带被喻为背上的摇篮，是世代相传的育婴工具和民间工艺品，至今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还广泛流传。依照部位的不同，背带由背带心、背带盖、骑片以及背带带组成，并根据使用的时宜分为日用和节庆两种，居家或赶场用的背带简洁朴素，无花或少花，以耐洗的材质为主；节庆用的背儿带，则做工讲究且花样精美。背带的设计堪称得上是一件传世的杰作，是简洁、实用和艺术美感的高度统一，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艺术价值。小小背带反映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对美的追求，凝结了这个民族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广西各民族由于居住环境、历史文化等不同，背带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不尽相同，形成了风格各异、多姿多彩的背带艺术。本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试图从背带的形制、纹样、色彩、工艺、习俗、内涵寓意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广西少数民族背带的艺术特征和民俗文化。希望通过研究少数民族背带这一个侧面，可以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理解，进而提高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视，促进对少数民族文化宝贵财富的开发、保护与传承。

【作者简介】艾兰，女，2008年取得硕士学位，目前就职于广西民族博物馆，从事陈列展览和民族文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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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

从1970年代末到现在的30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民俗学逐步矫正此前20多年间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不足，通过恢复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前、特别是1949年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前的学术传统得到了重建，继而获得巨大发展。该学科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诸多新的成绩，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公共领域也做出了新的贡献，尤其以它所推动和积极参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同时，它在理论探讨、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等方面，也日益突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中国民俗学所独有，有的则是世界范围民俗学的通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世界民俗学同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作者简介】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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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情境与象征——“神话-仪式”视野下的傣族泼水节传说

泼水节是东南亚和中国傣/泰人群的共同节日，时间大致在公历四月中旬，傣语称为“京比迈”或“桑罕比迈”。与节日紧密依附的泼水节神话不只是对宇宙、自然、文化和社会制度提供原型和起源性描述的一套诠释系统，也是一套地域性的民俗操作系统，与仪式践行相辅而相成。在整体文化体系中，泼水节的“节庆神话”构成了一个融合“文本”与“情境”的杂糅体。以“象征”为途径介入二者的关联之中，能更好地从全局上理解和阐释神话的社会特性，并由此考察庆典仪式的原初意义与核心功能。象征分析为解释“傣历新年”与泼水民俗之间为何会形成必然的结构性关联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作者简介】安琪，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领域：艺术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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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蒙古服饰文化的地域特征---以鄂尔多斯为例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宫帐—“斡耳朵”的复数形式，这里的斡耳朵专指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作为部名表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属民”。成吉思汗去世后，四大斡耳朵及其属民依旧存在，蒙古汗廷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元代，忽必烈长孙甘麻剌受封晋王，统漠北军民并管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后亦成为成吉思汗陵所在之地。
16世纪中叶，鄂尔多斯等右翼三万户的牧地开始稳定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最初，三万户一同游牧，冬居河套，夏天出套向北，分散住牧于大青山、阴山以北地区。清朝时期为防喀尔喀部南进，将四子、茂明安、乌拉特等部迁到阴山南北，自此，鄂尔多斯各部便居住于现今的鄂尔多斯地区。
由于鄂尔多斯独特的历史足迹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服饰具有与蒙古族其他地区不同的独特的特征。
一、鄂尔多斯服饰既保留了宫廷服饰高贵与华丽的气质。
二、体现了成吉思汗陵守护者独有的庄重与素雅的风格。
三、融入了中原服饰文化的部分元素。

【作者简介】敖其：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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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间传承中的七夕传说研究

羽衣仙女故事类型，在世界各地有悠久的传承历史和广阔的流布空间，多年来一直受国内外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流传在日本的七夕传说，是羽衣型故事的一种体现，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又包含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从日本民俗学草创之初就倍受重视。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从最初的记录整理到故事类型和构造研究，再到故事的传播和地域研究，包含七夕传说在内的日本羽衣故事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民间口头传承研究的一个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毕雪飞，女，博士，浙江农林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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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的村庄——房山沿村荆编考察

本文尝试在村落生活语境中考察京郊沿村的荆条编织手艺。沿村荆编业兴起依赖房山一带丰富的荆条资源和明清以来的矿业发展，临近集镇的区位优势为荆编销售提供了便利。荆编是沿村人共享的手艺传统和交往纽带，相同荆编劳作模式为沿村人带来共同的信仰、知识、话语体系和地方感，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内聚。

【作者简介】蔡磊，女，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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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蒙古民俗辞典

民俗辞典是蒙古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础性的重要工具书。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各类蒙古民俗辞典为各层次的读者了解蒙古民俗和研究蒙古民俗提供了许多便利。同时，这些民俗辞典的编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民俗学研究的成绩。
其实，从第一部蒙古民俗志著作——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鉴》开始，蒙古民俗的记录和研究就形成了分类记述的基本模式，而且民俗事项的记录和解释也基本上采取了词条的形式。这方面的著作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尔沁风俗志》（呼日勒巴特、乌仁其木格编著）、《卫拉特风俗志》（纳•巴生编著）、《苏尼特风俗志》（达•查干编著）、《乌珠穆沁风俗志》（富荣嘎、拉•阿木尔门德编著）、《巴林风俗志》（纳•宝音贺西格编著）、《乌拉特风俗志》（纳日苏、阿拉木斯编著）等内蒙古各地蒙古族风俗志丛书和那木吉拉著四卷本《卫拉特蒙古民俗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基本上都遵循民俗分类和词条解释的模式。这些著作也为普及型的民俗辞典的编撰提供了地方民俗的基本材料。
在分类记述、词条解释型各地民俗志著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小型实用性民俗辞典。如斯仁鹏苏格、吉•哈登巴特尔搜集整理的《鄂尔多斯蒙古传统用具》（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0年）就分生活用具、服饰、马具、驼具、生产用具、狩猎工具、庆典用具、游戏玩具、度量衡、文具、刑罚用具、医药器械、祭祀用具，图文并茂地简略介绍了鄂尔多斯蒙古民俗用品。而以词条解释蒙古族传统生活民俗的一些辞典则更接近了专业辞书的体例。这方面可以举出两部辞书：巴•旺吉乐编著的《青色的灯盏——蒙古族习俗辞典》（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年）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与佛教、藏学研究所编著的《布里亚特人的传统民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翻译出版），对蒙古语中的相关民俗词汇做了解释。这类辞典对民俗词汇的解释比一般的蒙古语辞典详细而精确，但是没有对词汇所指示的民俗事项做进一步的专业阐释。
而专业的民俗学家编撰的蒙古民俗辞典则是20世纪末开始出现。有三部代表性辞典：1.蒙古国学者编撰的《蒙古风俗解释辞典》（小、中、大三卷），按照民俗分类对各类民俗事项做了比较详细的专业解释，实用性很强。2.布林特古斯先生主编的《蒙古民俗百科全书》（经济卷、精神卷，内蒙古科技出版社）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最全面的大型蒙古民俗百科全书，中蒙两国几百位学者参加词条的编写，无论收入的词条还是民俗内容都是空前的，真正做到了百科全书，而且充分展示了蒙古民俗的丰富内容。3.扎格尔教授主编的《蒙古学百科全书•民俗卷》可以说是近年来蒙古民俗辞典的集大成者，因为已经有了布林特古斯主编的《蒙古民俗百科全书》，所以《蒙古学百科全书•民俗卷》的词条和解释主要侧重在蒙古民俗事项的简明扼要的概括说明和蒙古民俗学研究成果与学术机构的梳理和评价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蒙古族民俗学事业的发展，集中展示了蒙古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布林特古斯主编的《蒙古民俗百科全书》致力于蒙古民俗事项的详尽记述和详细阐释，那么扎格尔主编的《蒙古学百科全书•民俗卷》则用功于蒙古民俗学学科发展和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用民俗学理论简明扼要地阐释蒙古民俗事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蒙古民俗辞典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蒙古民俗的博大精深和集中反映了蒙古民俗学的研究水平，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这些大型民俗学辞典还没有进入非蒙古语读者和学者的视野，因此需要组织翻译人才将其精确翻译成汉语和其他语言，以便促进蒙古民俗学与国际民俗学界的接轨和学术对话。

【作者简介】陈岗龙，蒙古族，1970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学博士。主要从事蒙古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蟒古思故事论》、《草尖上的文明》、《东方民间文学概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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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摃”为闽南方言，又称“掷石”、“斗石”、“石战”等。本文为笔者在福建泉州沿海地区民俗调查所获得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借本次参加年会机会，向方家请教。
泉州沿海各地的“相摃”习俗，在表现形式上都差不多，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掷石（摃石）战和掷火（摃火）战两种。其中有掷石战习俗的地方较多，曾见于惠安、晋江、石狮等沿海地区，较为独特的掷火战习俗，仅见于晋江东石。
泉州沿海各地的“相摃”习俗，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尚很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即因被认为是陋俗而迅速消失，但其影响仍存在于民间。
“掷石战”习俗在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的历史上亦均存在过，只不过叫法不一。泉州“相摃”习俗的学术价值，可侧重于比较研究方面。
国外学者关于其“石战戏”习俗盛行原因的见解，难以完全套用在对泉州沿海地区“相摃”习俗的解释上，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陈桂炳，教授，现任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泉州师院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区域历史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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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纸扎与另一个世界信仰——以浙江丧葬纸扎为例

纸扎是一种盛行于生活之中的手工制成品，丧葬纸扎是专门为丧葬仪式及信仰、祭礼过程而制作的手工制成品。从丧葬纸扎诞生之日起，它就与丧葬文化，尤其是丧俗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活着的人完成将亲人送往另一个世界最重要的象征物和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实用性替代物”。因此，丧葬纸扎不仅支撑了一种信仰，而且建构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世界具有相似性但又存在着差异的世界，从中让我们读出灵魂不死和另一个世界同样存在的不平等。论文从随葬、殉葬与烧化的丧葬文化切入，论述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烧化死者生前遗物的文化，为丧葬纸扎的盛行，最主要的是为两个世界进行转换的信仰找到了逻辑上的支撑点。论文分类了丧葬纸扎的类别和不同类别的一些具体形态，这些形态大都在今天的现实丧俗中还存在，有的则相当盛行，证明人们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期待和信仰，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最后，论文在丰富的丧葬纸扎实物和习俗信仰的基础上，读出了丧葬纸扎所具有的另一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即从丧葬纸扎读出了灵魂不死——不仅在丧葬过程，还在祭祀过程，目的就是取悦或获得死者灵魂的护佑；从丧葬纸扎读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亲人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需要这个世界的亲人的协助，丧葬纸扎就是这种协助的重要象征，人们通过烧化完成转换，从而送往另一个世界；从丧葬纸扎读出了阴间的不平等——有钱人的纸扎可以非常气派，“最近这几年流行的“小姐”、“菲佣”、奔驰、宝马、别墅、飞机等纸扎，我们可以读出阴间世界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

【作者简介】陈华文，1959-，男，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陈淑君，1965-，女，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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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传统佳话中的中国因素

就越南传统佳话而言，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大概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故事往往涉及中国历史人物；二、常常通过一些汉字的音同义不同做文章或通过对汉字的拆解演绎故事；三、故事有时涉及中国儒家经典；四、一些佳话可看做中国某一故事在越南的流传或中国某一典型故事类型的异文。 本人认为，“血统相通，文化相同”，正是越南民间文化打下中国文化烙印的最根本原因。仅就文字的使用来讲，宋代之前，越南文人一直使用汉字创作诗文。到了十二世纪后，越南人才运用汉字及“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等汉字造字法则，创制了“喃字”（越汉字），用以记录越语语音，但是，之后仍有不少越南人习惯于使用汉字写作，譬如胡志明就曾使用汉文创作了不少诗歌。由此便可知中越两国是如何“文化相同”的。总之，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化的强势影响有两千多年之久。正是由于中越两国这种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才使越南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在内）处处表现出来自中国的影响。

【作者简介】陈金文，男，汉族，1963年生，山东鱼台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出版专著：《孔子传说的文化审美研究》、《壮族风物传说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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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服饰与生态环境

每一地域的民族艺术都与特定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壮族传统服饰也不例外，它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壮族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对壮族服饰的原料、颜色、款式及其装饰图案等产生了重大影响，造就了壮族服饰的独特风格。除了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也深刻地影响了壮族服饰，政治、经济以及年节习俗、宗教信仰、人生礼仪、交际活动等民俗文化与壮族服饰密不可分，它们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壮族服饰的衍生与传承。

【作者简介】陈丽琴，女，壮族，广西大新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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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赫哲族伊玛堪传承调查

在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敖其赫哲族村实地调研基础上，应用案例研究与参与观察等方法介绍了在旅游业推动下，政府、企业和民间人士各种社会力量交叉叠合对伊玛堪文化传承的影响，对敖其村的伊玛堪文化传统变迁和再造的过程及其影响要素作了相对系统的分析，探索伊玛堪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就如何有效保护提出了具体建议。

【作者简介】陈学军，男，湖北孝感人。佳木斯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师。对民俗旅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比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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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遗产与学者的民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术本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基层公民社会，也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其本质上属于国家政治的范畴。它通过各级行政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常态运作，其中出现一个精英共谋、各类资本运作的复杂过程与结果。国家的“遗产”与学者的“民俗”有着各自迥异的内涵与外延，它们仅仅是在偶然情形下产生了有限的交集。在“非遗”保护的权力结构中，极易出现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论恭身屈从于政治意义上的价值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行政特色，决定了以此去实现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内部增长和快速强大，是难以行得通的。大多数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并未偏离学科本位研究，“非遗”对他们而言至多只是兼职的“生意”，不构成常态式的重点研究。学人们要想在“非遗”保护中真正有所作为，依然需要坚持基础性的资料积累和田野作业，保持学术独立书写；向建设公众（应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方向努力；不偏离民俗学研究本位，关注“传统再发明”的时代议题。

【作者简介】陈映婕，女，浙江杭州人，汉族，浙江师范大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民俗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村落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