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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鸿和张老师说的很对,把一些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了。在“国家从未缺场”的实际中谈论“国家在场”是否是我们田野的感官所致,也即在田野之前我们或已经想象性地、主观臆断地给“田野”定了一个位——“田野之地是国家权力之外或边缘的”。于是在田野中也就有了“国家在场的发现”。还有一些调查者是站在“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向国家课题靠一靠”的先入之见上,来发现、发明或建构权力结构、国家在场。
所以就像我一直质疑“边疆学”这个历史学分支,何为边疆?在我眼里,北京才是边疆,北京离国境线距离那么近。所以边疆学的成立就意味着中原学的隐在。这种治史思维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全人类历史学的发展,都是疑问。可是反过来讲,这不就是国家在场与权力秩序嘛?
所以就学术来说,纯粹自由独立的学者是罕见的,学者也是处在国家权力支配下的。民俗学更是一个与政治和权力息息相关的学科。我在《****党历史》中已经阅读到无数“移风易俗”的记载。所以我想我们与其把精力花在研究权力与国家上,不如多关注些学科自身和深层次的问题,让专攻权力与国家的学者去做就好了。研究生的习作和探索之作就更没必要去讨论这些已经有答案、大而无当、白费口舌的问题,而应该多训练学术规范和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