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吴岩2014-09-09 13:33
　　吴岩：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
　　（本文为吴岩教授在TEDxBUCT上的演讲文）
　　
　　到莱特大学讲学，主任分配给我最怪的合作伙伴
　　
　　1994年，也就是20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访问。根据北师大与莱特州立大学的协议，我将在那个学校的商学院讲学两个学期。到达美国的当天，正好是圣诞节，我立刻感受到一种出现在科幻世界的气氛。肯尼迪国际机场上飞机每隔40秒钟降落起飞一次，大雪把一切都吹得迷蒙着，也把我的心吹得很迷茫。我当时就想，我将在这里遇到些什么？
　　
　　从我197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科幻作品，到1994年已经过了整整16年。16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国家变化着、发展着，但是，与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起飞的美国，确实没有办法比。我常常读到文章说，美国的科幻作品中写的许多就是他们的现实，那时就觉得我是到了科幻现实之中。在那个年代中没有在中国看到过的繁荣的交通、公路延伸到每个小村镇。巨大的SHOPING CENTER、纽约第五大道上入云的广告牌、汽车不用停止，只要在收费站拿出一把硬币向一个篮筐里一投，横杆立起，我们的车子自己放行，这一切都不禁让人眼花缭乱。
　　
　　近距离地接触科幻世界，给我很多先入为主的启迪。那么，我会见到怎样的人呢？在美国，人们对科幻文学怎么理解？美国科幻文学的销量那么大，电影观众那么多，美国普通人对科幻的感觉又会是怎样的？
　　
　　我到达莱特大学时才发现，就连这么个小小的大学，也非常科幻。大学里所有的建筑物都在地下连通着。下雨下雪，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完全不用躲避。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中除了能行走，有办公室，还有各种售货机。给人的感觉就仿佛即使核战争来了，这里也能有所躲避。
　　
　　我跟商学院管理学系的主任BOB约好见面。BOB人很亲切，非常坦诚友好。但很显然，他对我的许多情况并不了解。我的专业基础怎样？我的外文程度怎样？能否胜任教学工作？他都没有底。我则尽自己所能，用不那么好的二把刀英文狠命地描述自己的情况。看着他还是有点无动于衷，我决定拿出最后的杀手锏。我说，我在中国还是个小有名气的科幻作家，我写作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正在发表之中。不知道是我的这种诚挚感染了他，还是我的这段非专业的轶事感动了他，他突然说，那好吧，我终于想好谁来跟你合作了，PATRICK。PATRICK是谁？我问。“他是我们系里最怪的人！”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在当代社会中，一旦你的名字和科幻文学这样的东西扯上了关系，你似乎就会被打入另类，会被当成最奇怪、最儿童、最不成熟、有点问题或者最怪的人。无论在美国、中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大抵是这样。
　　
　　1994年是我32岁的年纪，那时候我已经在科幻创作方面工作了16年。而从1991年开始，我还在北师大开设了国内第一个综合性大学中的本科科幻课程。科幻是我从童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一种精神食粮。在“文革”最热闹的时代也是我成长的时代里，科幻小说只能靠打碎旧图书馆的玻璃偷偷进去查看，市场上没有，学校里没有，家庭中也没有。但当时，科幻小说传达给我的东西是那么真实，那么有趣，我彻底地被这种文学所征服。我就觉得我必须写作科幻，我必须研究科幻，我必须过一种有科幻的人生。
　　
　　我要看看科幻作家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
　　
　　1994年跟BOB的会见，也恰恰是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可能就萌发了一种心愿，我要看看科幻作家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而创作？他们确实都如通常人们所想象的是一些怪人吗？他们的人生选择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普遍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策略？他们的生存对普通人到底有怎样的借鉴价值？
　　
　　我的工作进行了10年。2004年，我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个有关科幻的项目，并最终出版了《科幻文学论纲》。在这本书中，我简要地揭示了我所认知到的、在眼花缭乱的作品浓雾背后的科幻作家的隐秘人生。
　　
　　我想讲几个故事，看看人怎么会涉入科幻创作。
　　
　　与许多人的想法不同，一些人介入科幻创作，纯粹是出于生活的压迫。
　　
　　俄国伟大的宇航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自小失聪，但他非常顽强，自学成才，并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人怎样脱离地球的束缚进入宇宙太空。1883年，他已经写出了早期的太空飞行方面的学术论文。此后的年代中，他不断有新的航天发现。但是，没有学历，没有学术界的从业经历，这导致了他的论文几乎无法在当时有名的刊物上发表。挫折严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最终在10年以后转而撰写科幻小说。他一共发表了《在月球上》和《在地球之外》两部科幻小说，我特别看好《在地球之外》这本作品。因为它是全方位反映人类脱离地球怀抱走向太空的过程。故事中，来自法国、德国、俄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瑞典的七个人组成的科研小组来到中国西藏，要在喜马拉雅之巅建立起人类第一个太空飞行前哨。在他们的努力下，人类终于走向了太空。不但如此，他们还建立了能够生活成百上千人的太空城市。齐奥尔科夫斯基不但会描写科学发展造成的技术变化，还能创建跟技术适应的未来人的个性，描述他们的生活。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情节，写未来的太空站人类用不着穿衣服，因为他们是在太空出生的纯洁善良的全新一代。
　　
　　由于科学论文发表受阻转而撰写科幻小说的人也有不少。美国火箭工程师、阿波罗计划的总负责人布劳恩也是其中的一个。当美国政府否决了他的火星探险计划之后，他转而把这些写成了科幻小说《火星之旅》。
　　
　　当然，不一定非要因为生活受挫才撰写科幻小说。在科幻界，许多作家是因为童年有着跟我一样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才参与创作的。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就是这样的人。克拉克从小就着迷于对未来的探索。他曾经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科幻俱乐部的访问者，积极参与其中的种种活动让他对科学、对未来有着比其他人更扎实的研究。1945年，他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上撰文，第一次谈到可以采用卫星进行全球通讯的设想。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手机、电视直播、卫星定位等许多技术的真正起源。克拉克在那个年代中已经计算了卫星的轨道高度、应该采用的信号频率等许多具体的参数。
　　
　　差不多是在这个文章发表前后的几年，克拉克也开始介入科幻创作。他的短篇小说《瞭望哨》，后来被斯坦利·库布里克采纳用于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的蓝本。而他的《童年的终结》、《与拉玛相会》和《天堂的喷泉》等，都已经成为了科幻的经典。在这些小说中，人类跟外星生命接触，相互探索和了解。而他们凭借科学的力量，自己创造了通天巨塔，这样，不需要飞船，只要乘坐电梯就能登上近地空间，回望地球的美景。克拉克一生活了90岁，到死还在创作科幻小说。
　　
　　生活的压抑、对未来的爱能激发人创作科幻作品。童年的文学之梦，也是创作科幻作品的动力之一。我国杰出的水力工程师潘家铮是两院院士。他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重要水坝的建设工作，并在其中对技术难题的克服起到过积极作用。紧张劳累的工作和大大小小的管理事务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童年的那种文学之梦，最终还是在70岁之后萌发并结出硕果。从70到80岁之间，他出版了四部科幻小说集，他的作品还获得过国家图书奖。
　　
　　科幻作家具有等待自己成长的耐性
　　
　　总结一下我的第一个研究成果：跟当代科学有亲密的接触、对未来充满憧憬、对文学饱含迷恋，是许多科幻作家进入科幻领域从事创作的基本原因。
　　
　　但是，科幻创作之路的行进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学创作也不总是充满了坦途，他们怎么设计和行走才能保持稳健的步伐？他们有着人生的严格设计吗？
　　
　　想说明这个，我就再讲两个故事。
　　
　　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是一个海外华侨。他11岁就曾经撰文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回到祖国从事科普创作。1954年，他创作了新中国第一篇完整意义上的科幻小说。郑文光的创作一直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进行。他在大学学习的是天文学。每当他下大力气深入钻研天文学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正在下降。于是，他回头继续改进自己的文学品位，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看着小说越来越像小说，故事越来越丰满，人物越来越具有个性，他逐渐感到，自己的科学技术想象力又显得苍白无力。郑文光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于是，他不断地在增进科学想象力和丰富文学内涵方面提升自己，这是一种有趣且有价值的螺旋式前进。但恰恰是这种有计划的改进，使他创作出了《飞向人马座》等脍炙人口的科幻作品。
　　
　　还有一位，《三体》系列小说的作者刘慈欣。《三体》是新中国科幻小说的巅峰之作，整个故事从“文革”开始一直到宇宙的灭绝与重生。三部曲不但走过了人类未来的所有历史，也走过了大自然的所有历史。刘慈欣一直生活在山西阳泉下面一个叫娘子关的地方，他在发电厂任工程师。据他自己讲，他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科幻创作。但最初的10年很不成功，默默无闻。随后，从90年代后期，他的短篇小说开始获得读者的认可。在《带上她的眼睛》、《流浪地球》、《地球大炮》、《乡村教师》、《中国太阳》等作品中，他按部就班地一点点尝试采用科幻小说表现人物情感、宏大科学创意以及跟中国现实的结合。等这些都已经就绪，他才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成熟的科幻作家通常对自己的发展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他们还具有管理者的精细思考能力与等待自己成长的耐性。恰恰是这种计划与磨炼，使他们成长壮大并最终成功。
　　
　　对日常生活采取跟科幻中所持一样的态度
　　
　　谈过了科幻作家事业上的发展路径，我们再看看他们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科幻作家真像BOB或其他人所想的那样，是些不成熟的或者稀奇古怪的人吗？
　　
　　英年早逝的中国科幻作家柳文扬是一位70后作者。他充满才华，对科幻有着深度的爱。我读过他的小说《闪光的生命》。一个唯唯诺诺的吊诡青年，迟迟不敢对自己爱上的姑娘表白心迹。在实验室中，这位青年的创造力使他完全能够建立起机器人的模拟系统并最终制造了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仿真机器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机器人最多只有半个小时的生命。于是，从这个生命出生开始，人生的选择就变得异常严酷：他必须要做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才能不浪费30分钟的短暂生命。机器人毫不迟疑地开始了朝向那个心仪姑娘的、跟生命打赌的赛跑，他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找到这个姑娘，完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心愿。故事的结尾，找到姑娘的机器人表白了心迹，但他的生命也开始离去。
　　
　　创造力与唯美主义可能是我对柳文扬科幻小说的基本评价。那么在生活中，他怎么处理生活的事务？是否也会这样具有创造的勇气和唯美的追求？回答确实是这样。90年代我在北京接待来自四川一个期刊的美术编辑，是个很漂亮的四川姑娘。她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到北京来联系作者，正当创作崛起期的柳文扬是一定要见的。两个人一见钟情。那时候柳文扬大学毕业，在北京一所高校教书。四川姑娘不愿意离开四川在北京生活，而柳文扬已经有了可靠的工作。他该怎么选择？
　　
　　为了让生命闪光，柳文扬毅然辞去了舒适且特别适合于写作的北京工作，跟自己心仪的姑娘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在四川从事过各种工作，杂七杂八地做，杂七杂八地学，但他的创作没有一点放弃，反而越来越好，直到他最终因为疾病离开人世。
　　
　　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采取跟科幻中所持一样的态度去面对，是许多科幻作家人生的基本准则。柳文扬只是这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当国家遭遇困难，科幻作家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支援国家
　　
　　不单单是爱情这样的私人生活需要科幻作家采取行动，对作家所生活的世界，对国家和民族甚至人类的发展，作家也会做出不同寻常的选择。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是系列小说《基地》和《机器人》系列的作者。他一生创作过400多本著作，作品横亘科普、科幻、历史、哲学、戏剧等许多方面。早在17岁的时候，阿西莫夫就已经是科幻小说的作家。他的故事在20世纪30-40年代风行美国，被誉为黄金时代的大师级作家。但是很快，时代的变革使这位大师毅然放弃了写作。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紧接着，加加林乘坐东方号飞船进入太空。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了一种岌岌可危的地位，当他们仰望太空，能看到的是苏联红色卫星的轨迹。而当他们打开无线电接收机，听到的是斯普特尼克卫星的讯号：美国落后了，美国失败了。美国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优势已经失去，他们在未来也将痛失太空的边疆。
　　
　　在这样的时刻，许多人毅然投入了拯救美国教育和科技的行动之中，阿西莫夫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10年之间，阿西莫夫终止了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的科幻创作，转而专攻科普读物的写作。他写出了大量协助美国人提高科学素养的脍炙人口的作品。
　　
　　1969年，在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美国在第二轮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之后，阿西莫夫才转而回到科幻创作的领地。
　　
　　阿西莫夫的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科幻作家的个体选择跟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产生冲突的时候，作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的研究表明，多数作家其实跟阿西莫夫的选择非常类似。
　　
　　最后，让我们对科幻作家的奇幻人生做个小小的总结：
　　
　　首先，科幻作家通常会用特有的想象力和文类表达去战胜压抑，找回纯真的梦想，展示自己的真爱。其次，他们让个体成熟跟事业发展同步成长。第三，面对人生问题，做来自内心的独立选择，不管旁人的质疑。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询问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发现，正是因为他们徜徉在自己创造的多元宇宙之中，他们才逐渐融入了自己创作的世界，并由此获得了比其他人更丰富的人生际遇。
　　
　　这个研究给了我许多东西。此后当再有人问我你能从科幻小说中学到些什么的时候，我会怎么回答？科学知识？有趣的故事？创造力和想象力？潜在作品中的宇宙观？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
　　
　　我会说：一切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去体验和过好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