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求学 云大北大
凤羽镇位于大理洱海的源头，曾被徐霞客称为“桃花源”。1926年，张文勋出生于这里一个叫包大邑的村庄，家境清苦。父母识字不多，但在包大邑村，白族人家自古就有“耕读传家”之风，在张文勋5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到了起凤书院。
至今，张文勋还对这个地方记忆犹新。他记得这里每年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头天晚上，由学生家长选出大厨师煮好一锅鲜猪肉羹汤，天还未亮，学生们就要在平台排好队，一切准备就绪后，依次对孔圣人三叩首，然后由主祭人舀一口汤让学生喝下去。
也因此，从小，张文勋就树立了对文化的尊崇。从初中起，他开始用文言文写作。
和许多学生一样，年少时的张文勋早早做起了作家梦。读高中时，他便开始给省城的报纸副刊投稿，很快，他的诗歌处女作如愿发表。
“会泽百家，至公天下”，这是云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以及建校的历史，让云南大学承载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一位又一位名家，踏着云南大学校园大门的九五台阶而来，熊庆来、李广田、刘文典、楚图南、费孝通等大师级的学者云集，在云南大学的讲坛上布道传经。
1948年9月，张文勋踏着云南大学的九五台阶迈进了云南大学，开始了他的求学、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之路。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靠母亲种田、做农活把他带大，家境特别贫困，但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大学期间，他边做家教边读书，身上穿的都是同学们送他的旧衣服和鞋子。他常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就这样，张文勋在贫困中度过了自己4年的大学生活。
张文勋在云南大学读的是文史系。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他开始在文艺园地里耕耘，进校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艺作品。他还和几个在昆明求学又热爱文艺的朋友办了一个叫《平凡文丛》的文艺期刊，运用文艺创作、抨击时政、追求光明。
大学几年，张文勋像一只辛勤的蜜蜂采蜜一样，对知识的渴求，让他读了大量各种门类的著作，文学、文艺理论、美学……等等。
刘文典是国内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和校勘学专家，早年是章太炎的弟子，到日本留学后，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三四十年代，陆续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3年来到云南大学执教。
张文勋作为刘文典的学生，耳濡目染，刘文典的诗歌和骈文对他的影响很大，多年之后，他也成为了一位骈文高手，其骈文碑记，为许多人所称道。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兴趣更偏重于文艺理论和美学，写下了《艺术起源于游戏说的错误》、《论艺术的形式和内容》、《艺术的弗洛伊特派的学说》等作品。
1953年，张文勋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中文系助教。自此，他在母校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教书、读书、写书。
半生探索 文化美学
张文勋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始终未放弃学术研究。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他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之路，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学术放开了，他也终于可以潜心研究多年苦苦追求的学问了。
很快，张文勋的一系列学术著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陆续面世。1979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形象思维散论》。1980年，关于《文心雕龙》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简论》（与人合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此后，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成为他整整一生中最核心的研究方向之一。在那之后，他在学术领域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诗词审美》、《刘勰的文学史论》、《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等十多部著作陆续问世。2000年，近300万字的《张文勋文集》六卷本出版。
“我在学术上的道路真正选定方向并真正称得上起步，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说起这些成就，张文勋至今仍感激在北大进修的两年。1954年，大学毕业一年后的他得到了到北大进修的机会，这个机会，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他曾经以《燕园学习的岁月》写下了一段回忆文字。
在云大，张文勋打下了中西文化知识的基础，但他自认为连入门都还谈不上。1954年5月16日，第一次走出云南，奔赴他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张文勋来到北京大学，他不仅认识了自己在书本上才能见到的许多名教授，还和他们成了朋友并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着知识。
两年的进修时间，进修班的15名学员，主修三门课程：《文艺学引论》、《文学理论》、《文艺批评》。此外，还有《俄罗斯苏联文学》、《哲学》等课程。当年那些学员，如今都已经和张文勋一样，成为国内知名的教授和学者。
之所以走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道路，并且对《文心雕龙》有专门的建树，这和张文勋在北大时听了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的《文学概论》课有很大关系。杨教授强调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西方文艺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性，在他的影响下，张文勋对《文心雕龙》、《诗品》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有这样的文艺理论啊！我听得太有兴趣了。”当然，那时，张文勋还接触到了美学大师朱光潜，这也是一位他特别崇拜的人，正是从这些著名教授、大家身上，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想，将来我要做学问，就要做大家。”
在北大读书时，张文勋在北京琉璃厂旁的一个书店买了一本石印的《文心雕龙》，可以说，他也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研究《文心雕龙》的。之后拓展到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与听杨晦教授的课受到启发有关。也因此，他后来还写过一篇《忆杨晦先生》的文章，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1956年，张文勋回到自己的母校云南大学，承担起了最初的文艺理论的教学。自此，他也给自己定下了研究的方向：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研究。他研究中最注重中西结合，“用我们中国的东西，再倒过来诠释西方的美学。”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文艺研究受到了一定的束缚，但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学术道路上大步迈进。
张文勋踌躇满志。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研究被迫暂时中止。“即使有研究也只能悄悄地、偷偷地搞。”白天出去劳动，晚上就在家中抄写《说文解字》，他的古文功底又长进了不少。
直到1979年，我国学术界的春天来了。受国家教委委托，由云南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筹办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并成立学会，这也是“文革”后成立较早的一个全国性学会，张文勋当选为7名常务理事之一。
这年，张文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形象思维散论》。1980年，又出版了《文心雕龙简论》。到1983年前，还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文艺理论和民族研究方面的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章。
1984年，张文勋辞去云大中文系系主任职务，决定用更多的时间进行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各民族学研究，这样一来，也才能有更多的时间指导他的研究生向学术高峰迈进。之后的时日，他把全身心投入到了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中，陆续出版《儒道佛美学思想源流》、《国学丛谭》、《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文心雕龙探秘》等多种著作，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为张文勋出版了新著《心影屐痕——张文勋学术人生》，由他亲自编订的《张文勋文集》续集四卷，也即将出版。
耄耋之年，张文勋著作等身。纵观其学术研究，涵盖四大方向：一是以《文心雕龙》为重点的古代文论的研究；二是探索儒、道、佛美学思想；三是以他主编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为主的西南民族文化和文学研究；四就是古典诗词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张文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培养了一批学科继承人。至此，云大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梯队，为云南建设文化大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捐书设奖 泽被后学
与张文勋先生谋面前，最初印象中，他是一位尊者，一位学生背后的好老师。他的学生中，许多毕业后都大有作为。记得五年前一次采访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时，他的学生费嘉、朱洪东、于坚、张稼文都曾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那就是他们最尊重的老师、中文系系主任张文勋先生。
于坚回忆：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才子云集，许多人都做着作家梦。学生迫切需要文学社团来开展相关的文学活动，于坚、蔡毅、张稼文商量后，取名银杏文学社。他们去找系里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谈，要求成立文学社，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又直接找到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张文勋，张当即表示支持，并同意当文学社的顾问。“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记得我们是在他家客厅谈的，他住的房子很小，所谓客厅，也就仅容大家促膝而已，家里却腾出个房间，独立成一个小图书馆，摆满了书，狭窄的过道几乎无法转身。我们默默翻看先生的藏书，这个永远的图书管理员为我们数列着他的家珍……”
银杏文学社于1983年成立，成为后来著名的中国高校文学社团之一。于坚记得，当年的成立仪式散会后，他们继续唱着歌去学校大门外街道上的一家小酒馆庆祝。搂肩搭脖，高歌着走去，遇上张文勋，他穿着一双黑胶皮的水靴，拄着雨伞慢慢地走着。学生们请他一起去，他只淡淡地说，你们去吧，我得回家了。然后转过街口消失了。
当年的记忆，在如今已是中国著名诗人于坚的回忆里，充满了诗意。他说：这诗意的镜头，这些年一直牢牢在我的心中盘踞。我总会想象先生“转过街口消失了”的背影。这样一位好老师，在学生眼里总是那么平易近人，而云大银杏叶金黄了整个校园的时候，学生们一批批走了，张先生还在这里守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学生所付出的，张文勋许多都想不起来了，可是，在学生眼里，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就足以回味一生。
2012年深冬一个寒冷的早上，在云南省图书馆，我第一次得以与张文勋先生谋面。87岁的他，精神矍铄，只是脚病行走不便，拄着拐杖来到了云南省图书馆。他是作为云大龙泉小区的业主、也是受邀嘉宾来参加小区在这里举办的书画展的。张先生在书画展中写下了一幅字：“至道无形迹，功成不自居。春光融万物，大化贵涵虚。”作为诗人，张先生以题写旧体诗闻名，这首小诗折射的是他包容万物的情怀。
这个冬天的午后很温暖，云大龙泉社区内很静谧。先生家住6楼，他早早等在家中迎接我们的造访。还是那样平易近人，恍若一位我们年少时尊敬而又亲切的师长。进到这个宁静、溢满书香的屋子里，在阳台上，我们看到先生亲手侍弄的花草间，摆放着一摞摞书籍。
张文勋的书架已经被搬空一半多。我们非常不解。原来，正应了于坚那句“这个永远的图书管理员为我们数列着他的家珍”，先生清楚自己已是87岁高龄，在抓紧实现自己还有的几个心愿，其中之一，便是替这些他视为“家珍”的藏书找个归宿。这几十年来，先生学富五车，其藏书也有近万册之多，他全部都读过，有些还是反复读、精读，在那些已经发黄的古书或者翻过许多遍的旧书上，有大量他圈圈点点的标注。
“全部无偿捐给学校。”张文勋先生这两天特别忙，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每天下午都在家等待云南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过来搬书。被校方命名为“张文勋书屋”的图书室，也将在学校90周年校庆揭牌。
泽被后学——这就是张先生一生为师为人的准则。正如他的学生张维所说：“先生常说，学术乃公器，教师乃公器。先生执教半个多世纪，从来对学生无任何保留，随时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学生分享。”
其实，在之前的2009年11月17日，省委、省政府在昆明隆重召开第二届“兴滇人才奖”表彰大会，先生就因其突出的学术成就而获此殊荣。他当即决定，将全部奖金捐给学校设一个奖学金，奖励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优秀成果的在校研究生。
正如耄耋之年把自己藏书全部捐给学校一样，他设这样一个奖学金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多年来的夙愿之一。
学生眼中 谦谦君子
张文勋一生桃李满天下，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但他始终谦逊地告诉我们：“我只是一个平民学者，一生读书、教书、写书”。
“张老师为人特别谦和，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谦谦君子，在日常生活中，他对我们学生总是循循善诱，他一辈子的志向就是读书、教书、写书，老师就像一本书，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读书更教会我们怎样做人，让学生一辈子读也读不完，学也学不完。”先生的学生们几乎都给他这样的评价：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一位和蔼忠厚的长者。
云南大学教授张国庆曾回忆：他师从张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三年就学，受惠良多。然而老师于我，又何尝只惠及三年！”师生两人从1983年到现在20余年间，学生常偶有所感，便涂鸦数句，向老师汇报。老师在接到学生的习作后，都答之以佳篇。二十年间，师生赠答酬唱多矣。张国庆教授有诗称颂自己尊敬的先生，“宅心孔孟为民立，养性庄禅共鹤栖。”
在张文勋的学生中，有许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宗教、中国西南民族与文化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填补着一项项空白，开创着一个个新视点，他们如今也沿袭着老师的学术道路不断开拓完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正是张文勋所希望的。
对于张文勋而言，他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学生和毕生热爱着的教育事业。他捐出了自己的奖金30万，捐出了自己的一生藏书，不仅如此，先生任云南省文史馆名誉会长期间，还发起、倡议，八方奔走呼吁，让新版的《云南丛书》50多卷终于得以在中华书局出版。
张文勋说，自己这一生很充实，也了了许多未竟的心愿。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非常迫切的心愿，希望能够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在一定区域内打造一个“历史文化景区”，为此，他已经写下自己对这一想法的规划，提交给了相关部门。“昆明是个古城啊，许多文化古迹在慢慢消失，我们一定要尽快保护起来呀！”先生拄着拐杖站起来，眼里满含深重的担忧。
虽已耄耋之年，先生却依然心系文化，心系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春城昆明。他用持之不懈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做人、做事、做学问。
“做个平常人，过平常生活，保持平常的心态。”87岁高龄，87载华年，张文勋一直甘作平常人，过平常生活。妻子身体不好，他始终悉心照顾着相濡以沫一生的爱人。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当教授，研究人类学，是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人类学系系主任，另一个是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一生为自己拥有众多的好学生而骄傲，也为两个出众的女儿而骄傲。
如今，他仍然在为自己即将出版的《张文勋文集》四卷续集而秉笔不止。工作之余，先生会侍弄花草，在小区散步，锻炼身体。
如今的生活，正如先生这首写于1990年的词《八声甘州·庚午春节抒怀》所描述：“又花香鸟语艳阳天，春寒透纱窗。忆十年惊梦，韶华虚度，雾海茫茫。几度寒来暑往，著书立说忙。笑看春华秋实，大好时光。难得东君风韵，催百花竞放，众鸟高翔。幸一生淡泊，世态任炎凉。喜白首童心如故，未随波逐浪苍黄。只赢得，清风两袖，几卷文章。”
春城晚报首席记者 邓建华 文 龙宇丹 摄
http://wb.yunnan.cn/html/2013/renwudili_0225/62508_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