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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述人的创编”这个概念有问题，就算用这个概念，也不等于这就是“传承个体”的全部，参看杨利慧：《语境的限度和效度》，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等。
其次：集成并非“只注明讲述者和搜集者”，参见刘锡诚《历史的壮举 关键的一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的六条标准》，还有集成总序。
再次：在那个年代，联合国都还没整出非遗，我们就已经充分注意文本的讲述者、演唱者的活动和口承文学特性，这怎么不是“对个体的关注”？关注的方式不够先进不等于没关注，更不等于忽略。民间文学研究也不能一味关注个体，即便是表演过程中的创造性，也必须放置于口头传统、表演事件的整体中关照。
最后，三套集成出版的部分参差不齐，编辑难度很大，但总体而言仍然是忠实于讲述、演唱本身的，不能以某些文本的缺陷从而为整套集成盖棺定论。尽管文本化不等于其表演活动的再现，但这也不是集成所追求的。
备注：以上论辩，是针对3楼“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例，这种就是忽略个体传承人的”这一观点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