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的若干问题
——在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1984年4月23日）
刘锡诚
我们这个会是开得很成功的。这是云南省“集成”工作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次。会上大家讲到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框框，还可以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特点进行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会上，大家对编辑“集成”的指导方针，对一些具体的做法，对一些特殊的问题，都做了比较充分的研讨和估计，这样，大家回去就好办了，工作好开展了。有一些问题并不是我们在筹划之初就想到的。大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集思广益，就可以把“集成”的工作做得更完善一些。20日的会上我说了，这次会议是一个工作会议，也是一个动员会议和一个誓师会议。这个会议开过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步骤、有计划地全面开展起来了。说会议开得好，不仅是因为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的支持，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支持，还因为通过讨论明确了开展“集成”工作的指导思想。我来参加这个会学到了很多东西，而有些是我们在北京时并没有考虑到的。我们在制定方案时着眼于全国范围考虑问题，形成了一些想法，但由于还未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很多想法还是比较朦胧的，通过这次会上大家的讨论，思路就比较明确了。这次来昆明真是不虚此行。这是第一点想法。
第二点想法，是关于编纂“集成”工作本身的一些问题。上次我讲到了编纂“集成”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思想确定了，下面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要统一。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我也有一些新的意见，提出来与同志们交流和探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一项由29个省（市、自治区）合作的全国性的民间文化工程，它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的意志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的，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我们国家这么大，民族这么多，区域文化这么多样，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没有办法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大家各行其是，各干各的，就不好开展工作，如同建设一座大坝一样，匆促上马，最后可能合不了拢。每一个省的“民间文学集成”，都是全国的“民间文学集成”这根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参加这个项目工作的人员，必须树立这样的全局思想。
我们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一开始就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如果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将来完成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就很可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那就不好办了，难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谓科学性，在文件中具体化为：“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三性”。而在这“三性”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科学性。所谓科学性，主要是指的在普查中从老百姓口头上采录到的民间文学记录文本，必须具有可靠性、真实性，也就是说，在调查采录中得到的材料应该是可靠的而不是编造的，是真实的而不是采录者根据自己的观念和趣味加工改造过的，那就达到了科学性的要求。对我们过去采集的的民间文学作品，如何处理，也要有一个比较适当的、符合实际的估计，不能笼统地讲我们过去所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也要看到，“左”的思想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少的同志认为，老百姓中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不符合我们今天的观点，于是往往会用我们今天的思想观点强加给老百姓、强加给古人、强加给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上，即以今天的思想观念进行修改、加工，更加严重的，是伪造。一度曾经出现过“改旧编新”的理论。这种“左”的思想不仅在领导上有，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一般人员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主办的《民间文学》杂志，编者有时感到困难，投来的稿子中很多都是加了搜集者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有的甚至是自己编造的。一个时期以来，在民间文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拿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原则、观点指导民间文学工作，强调思想性、艺术性，而对于民间文学的社会认识性质和价值则相对忽略。有的外国学者对我们有一些看法，我们可以不必尽信，但却不能不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在编纂“集成”的过程中，对过去搜集的作品，要到民间去加以复核，要用唯物史观加以甄别和检验，凡是民间失传了的，或存在着严重的修改加工色彩的，就不宜吸收进“集成”中去。（刘辉豪：这个问题很重要。昨天下午同志们在讨论时还是一分为二，对过去的问题要正确看待，同志们列举了不少的事实，强调真实性和可靠性。）我想，同志们应该明确这一点，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业，不是只管一两年。很多是非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一个作品、一种现象，我说它是好的，你说它不好，一时难于定论，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所以，我们强调必须树立这样一个思想：把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即使我们在某一个环节上放松了或疏忽了一点，都可能由于这一点的放松或疏忽而出问题。强调对过去已经搜集起来的民间作品进行复核和检验，并不是说简单地否定我们过去的成绩，而是要服从真理。
“科学性”之外，还要求“全面性”和“代表性”。“全面性”指的是调查采录民间文学资料要有全面的观点，“代表性”指的是进入编选时所录作品文本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一个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在采集和编纂时只注意到了记录文本的科学性，而忽略了所获材料的全面性，以及所选录的材料缺乏代表性，那也不能认为是一部合格的地方性“民间文学集成”。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是统一的，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忽略其他两个方面。
还有一个文化定位问题。一个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顾名思义，应是这个地区的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不是一部文学读物。如果把一个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编成一部民间文学的读本，那根据现有的资料挑选一些好作品来编辑就可以了，何必要花这么大的力量搞调查采录和按照“三性”要求来编纂呢？一个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应该是这个地区某一时代流传的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我们所编的“集成”必须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统筹编辑，在编辑过程中不一定有闻必录（因为总量太多了），而可能要有所遴选，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求全面性，不要求广泛地搜集资料。
“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计划，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广泛地搜集资料。有的同志提出要进行普查，我是赞成这个意见的。云南是一个民间文学调查采录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尽管省内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可能差一些。从全国来说，也有不少省区调查采录搞得较好，比如贵州已经辑印了《民间文学资料》61本（“文革”前辑印了43集），《湖北民间文学研究资料》已经印了27本，《黑龙江民间文学》（每本约30万字）已经印了9本……这些已经编印出来的民间文学资料，大多都没有随意删改和编造，基本保持着讲述时的原貌，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如果我们能搞一次全国普查，云南先做起来，那我们的“集成”将会建立在一个扎实的、稳固的基础上。现在成立了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省委决定成立的，它不是一般的、像民研会这样的群众性社会团体，而是一个有一定权限的事业单位，它的任务是组织和实施民间文学的普查和编纂，负责组织干部培训，交流经验，提供技术指导；它有权发文件，直接发到州、县，指导州县的普查和编辑工作。现在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与省民研会合署办公。在今后的普查中，省集成编辑办公室就是“集成”工作的首脑部门，如果说省集成办是普查的总队的话，那么，各地州的集成办就是一个分队。如果人力不够，可以聘请人员和专家来参与和指导工作。也可以与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签订合作协议。譬如暑假里可以组织大学生参加调查采录，由省集成办确定和下达任务，提出业务标准和工作要求，提供指导。每一件口述作品，都应当有文字记录，文本后面要标明流传地区、讲述人、记录人、调查记录时间以及有关情况的附加材料。各地州在调查采录一段时间之后，要把记录材料汇集起来，由省集成办制定规格、编印成地州县的资料本（32开）。各地州县各自编印本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本，如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文山卷》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印好后送一些给省里，省集成办把资料积累保管起来。各地在调查中采录来的民间文学材料，数量庞大，不是所有的都能印，要经过一定的遴选、编辑，临场记录的文本本身不应加工和修改。要求所有的讲述都应有记录，如果一件作品是优秀的、重要的、珍贵的，条件许可的话，还应当有录音，特别重要的作品，将来会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财富的大作品，要不惜代价将其全程录音。西藏已经下了决心，在区文联里成立了《格萨尔》办公室。他们物色了70几个说唱艺人，要一个不落地进行录音，把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全部记录下来。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各地搜集记录的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材料，印成地州县资料本后，要把原始记录稿存档。同时要上交给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一份记录稿复制件，由省集成办存档和长期保存。建议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创办一个云南省民间文学资料馆，并建立责任制，把所有搜集到的材料妥善保存起来，提供省内外和各地州的研究者使用。鉴于多年来到民族地区做民间文学调查采录的人员，像刮地皮一样把记录下来的材料悉数带走了，引起当地民族人士的反感，在垄断材料方面的不正之风越刮越严重，建议省集成办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所有参加本次普查采录工作的成员，都不能个人垄断材料。这种现象不仅一个地方有。最近我到山东去了解情况，也遇到了一起这种事情。北京某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到水泊梁山去调查采录水浒传说，而山东正要编一本水浒人物传说，就缺这一部分材料，可是老师同学们却把采录的材料全部带走了，地方上对此颇为不满。我回京后，把他们的这个意见跟这所高校的老师转述了，请他们复印一份给人家送回去，否则下次人家还愿意接待您们吗？对待民间文学这一种财富，不能这样做，这种不正之风要自觉地纠正。那天赵廷光书记在会上讲到世界观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是很突出的。我们下乡搜集民间文学材料，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为了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和保存起来。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从现在起就应着手制定和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想想办法，创办一个资料馆或资料中心。现在是入藏和保管民间文学资料，将来扩大到民俗材料。还要提醒一下，云南不少民族有极为丰富的史前艺术遗存，特别是向沧源岩画这样的原始绘画一类的原始艺术，也有大量珍贵的手抄本、绘画册页，在调查采录的过程中，要注意调查和搜集，有的恐怕要出点钱购买。
现在要开始为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进行新的一轮调查采录工作，建国以来搜集了那么多的民间文学材料，怎么处理呢？前面说了，建议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已经搜集的民间文学材料进行一下甄别，不要一股脑儿说不行，也不要说一切都很好，要做一番鉴定的工作。地方的同志们对自己地区的材料比较熟悉，如果有小小的毛病，我们可以加以修补，还原，把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删掉的东西再补上，把搜集者加进去的东西剔除掉，总之进行一些补救性的工作，使已有的经过整理的材料与现在口头流传的文本相适应，纳入到新编的“集成”中去。建议各州县的同行们不妨请教一下从事这方面有研究的专家，而这方面有研究专长的人士也不应该保守，把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提供给地州县的同行，省得他们走弯路。我们在做的“集成”工作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大家都不要互相保密、互相封锁。
普查、搜集、整理工作需要多少时间？恐怕要有个时间的估算，当然各地情况不同，起点也不一样，不可能一切切。但大致要有个时间表。普查的时间定下来，田野工作大体结束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步了。
第二步就是编纂工作阶段。编纂工作更多地是案头工作。“集成”的编纂工作更加专业，除了从主持和参加普查采录工作的同志中选择一部分外，还要聘请一些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学者专家参入进来，成立一个以专家为主的编委会，因为编纂“集成”这样的大型类书，牵涉到许许多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的学者。我想，“民间文学集成”从材料的搜集和文本的编定，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建议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做一个规划，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三者不一定齐头并进，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处理的，就先做，或者分头做，依情况而定。
全国的“民间文学集成”只定了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套。没有包括长篇叙事诗和史诗。因为史诗的情况有其复杂性。云南的情况比较特殊，各民族的民间叙事诗很多，而且此前搜集写定的数量也多。你们计划中要编叙事诗，是包括在《歌谣集成卷》里面，还是单独成篇？对云南的民间叙事诗，我是非常赞赏的。昨天王松同志同我讲，云南已经发表了103部叙事长诗，“文革”前发表的是36部。民间叙事诗是单独立卷，还是收入歌谣卷里？不论单独立卷还是归入歌谣卷里，已经发表的这一百多部叙事长诗的文，都应经过甄别和鉴定。无非是检验两个条件：一个是如今民间是否还有口头传唱；一个是现有文本是否经过搜集写定者较大的加工。
与普查阶段有别，实施“民间文学集成”计划的第二步——编纂阶段上，始终伴随着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提高对民间文学本身的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克服或清除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还原其本原的特点和形态。我认为，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以口头形式创作和流传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经过民众的头脑的反映，既具有生活形态的鲜明印迹，又具有超越生活的艺术性。我们今天编纂“民间文学集成”所要搜集采录的民间作品，主要是指民间文学的遗产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被创作出来和流传于民众中的革命传说和革命歌谣等类作品，也在搜集范围之内。用所谓“纯文学”的眼光来看民间文学的艺术性，比起我们现代以来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比起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经典之作来，比起更早时代的古典文学来，也许会感到民间文学是粗糙的，不雅的。撇开民间文学作品与民众生活形态的亲密关系不论，单纯地着眼于艺术性的高下，是片面的。于是，就出现了任意修改民间作品的倾向，不仅朴实无华的、幽默风趣的、生活化的、富于表现力的民间语言，被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的语言所代替，民间文学中惯用的幻想被改造成了知识分子式的艺术想象，连渗透在作品中的民众的信仰、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也被篡改了。现在大家比较欣赏的是孙剑冰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搜集记录的秦地女讲述的《牵牛郎配夫妻》，他的记录，他用的语言，确实是非常认真的。我推荐大家读一读。钟老（敬文）也很欣赏，最近他要写一篇文章。我们会里讨论时，大家普遍有这样的看法，它的语言，丝毫没有矫揉造作，是群众的朴素的口语，但又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是一个故事家的语言。我们在下面搜集故事都有这样的经历，不是一般人都能讲出好故事来的，要找到一个会讲故事的故事家不容易。东北驻军有一位军官叫裴永镇，他搜集记录了一本《金德顺故事集》。金德顺是一位朝鲜族的老大妈，八十多岁了，讲了一百多个故事。这本书刚出版，我还没有看完。搜集者是一位现役军人，他对一个故事家讲述的故事进行专题搜集记录的方法，很值得重视和提倡，但也有人对他持怀疑态度。据说日本学界对我们这种方法很欣赏。读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知道苏联有一个叫费多索娃的女故事家，能讲很多故事。现在我们中国出现了第一部以一个故事家讲的故事编为一集的作品集。这个故事集就是一个故事家的风格，而不是搜集者的风格。裴永镇的研究很突出。我们也应当在这方面有所发现，寻找故事家，寻找老百姓说的“故事篓子”，这样的调查采录就会事半功倍，也能在研究中出新意。我想，在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故事家可能会很多，比汉族地区要多。所以我们不妨碍运用这样的观点于各地的民间文学调查和采录，并且建议写出调查报告来。
研究工作不仅仅是抽象地从理论到理论，也包括实地调查工作的总结——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要求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进行理论的升华，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文字又简洁，像毛泽东主席当年根据在长冈乡的调查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调查报告不仅要有丰富的材料，而且要有理论的分析。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怎样对待历史文化现象的。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从中学习并提高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认识，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历史上出现的种种现象。我们在调查采录民间文学时，常常会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如部落与部落、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征战、分裂与融合，怎样看？我们在读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时，就发现针对着古代蒙古、古代汉族的战争的描写。简单地用爱国或叛国这类的理念来做判断，怕是行不通的。必须借用唯物史观来作出历史的分析和判断。不能用狭隘的感情来解释历史，也不能用道德伦理来解释历史。如果我们用道德化的观点、用感情化的观点来对待历史，历史就变得无法解释了。我希望每个地方在普查中都能写出几篇好的调查报告来。云南是能够产生优秀的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就是研究成果。各位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请送到我们那儿，我们的《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集成”的调查和编纂是一个大的熔炉，经过几年的工作，我们就可以铸造出、培养出一批有学术造诣的、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准的民间文艺学人才来。
比起作家文学来，云南的民间文学在全国的影响显得更大，我们要通过“集成”做出更大的贡献，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文化厅高副厅长说，在其他方面，舞蹈、戏剧也好，电影也好，大都取材于我们已经搜集采录出来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如此，我们在“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其他相邻学科的建设，如民族学啦，社会学啦，也会发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相邻学科也会吸收我们的成果为我所用。我们要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方法，自己的学问，这样说，并不是排斥其他学科。
在此，我想再一次强调一下建立资料中心的问题。我们将来的民间文学资料馆，应该及时地向社会、科研和教学单位提供信息和资料。现在外国已经用电脑贮存资料和为社会服务了，下一步我们也要搞数字化贮存。
各地、州、县的同志们回去以后要向领导汇报，争取领导的支持。地方上也要给点钱，更重要的是要选一些人，建设一支专业队伍。就云南而言，这支队伍还是比较强大、比较雄厚的，但是，在座的都是中年人了，特别是在昆明的同行，年轻人很少。“民间文学集成”工程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要作四五年、甚至更长远的打算。
在培养干部问题上，我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落后了的。中国曲艺家协会人数比我们少，但它现在创办了一个研究所，中国曲艺研究所，两所学校，南中国一所在苏州，北中国一所在天津，气派很大，办教育培养人才，学习毕业后经过考试发给正式的毕业文凭。中国摄影家学会是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两年前，经过考试录取，两年后给毕业学员发了文凭。这是个智力投资问题。这几年我们是落后了，也要考虑一下怎么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去年，我们派了两个学人（陶阳和王汝澜）到日本进修，将来我们要把年轻一些的、有点成就的人员继续派送出去访学进修。
1984年3月23日，昆明
（本文录音整理稿原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通讯》第4期，1984年5月编印。现据录音整理稿略作疏通和修订，题目是新拟的。——作者附记 2014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