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3-06 信息来源：《中国宗教》2012-02 作者：李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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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西子湖畔的千年古刹灵隐寺，迎来了新任方丈——光泉法师。
光泉法师在荣膺方丈之前，担任灵隐寺监院，同时还兼任杭州佛学院院长、杭州市佛教协会会长。他致力于佛教教育，主持了杭州佛学院的筹备和创办，如今，杭州佛学院无论是教学水平还是软硬件设施，在全国的佛学院中都是佼佼者。2009年以来，中国佛教协会的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连续3年在杭州佛学院举办；2011年，首个汉传佛教讲经交流基地在杭州佛学院挂牌。他致力于传播佛教文化，灵隐寺承办过世界禅茶大会，举办过开茶节、禅茶文化论坛，为弘扬禅茶文化不遗余力；而从2003年开始举办的吴越佛教文化研讨会，现已成为代表吴越佛教研究最高水准的盛会。他致力于社会慈善，灵隐寺和杭州佛教界积极开展各种慈善活动，为佛教界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创建了众多新模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在在处处，都倾注着光泉法师的心血和智慧。
2011年年底，在光泉法师赴北京中国佛学院设立云林奖教奖学基金之际，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请谈谈您的出家因缘和当年的求学经历。
光泉法师：佛陀曾说“因缘不可思议”，我出家的原因，只能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我以前从未接触过佛教，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去世，按照当地风俗，请法师来做佛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佛教。后来参加上天竺举办的“观音七”，我因此机缘而皈依上天竺的新融法师，成为居士，再后来就在江苏海门出家。或许可以说，父亲的去世成就了我出家的因缘。另外，当时读过一本《弘一大师传》，弘一大师是在杭州出家的，对我们杭州人很有影响。我的出家与这本书也有很大的关系。
1990年，我进入上海佛学院学习，一直到1997年回到杭州，前后一共学习了7年。那时候上海佛学院设在崇明岛，院长是真禅法师。崇明岛与当时上海核心区离得远，交通不便，又处在长江口，遇到大雾或者台风，往来的船运就会停止，所以被称为“上海的西伯利亚”。上海佛学院之所以设在那里，是朴老的意见。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却远离尘嚣，有利于僧人们安静学习和修行。
记者：您参与创办了杭州佛学院，同时又是院长，请您谈谈杭州佛学院的办学特色和目标。
光泉法师：我1997年回到杭州就开始筹办杭州佛学院。早在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就曾在杭州开办过佛学院，后因为战争而中断，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最早我们因陋就简从佛学进修班开始，1998年开始筹备，1999年挂牌招生。到2006年，成立了杭州佛学院。
杭州佛学院从开办之初，就确定以学术为主的办学方向。一所佛学院如果没有学术作支撑，根本无法吸引优秀的学者来任教、授课，而佛学院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术水平也就完全无从谈起。我们很注意以学术为重点，比如说，从2000年开始，我们每年都要举办学术研讨会，以营造一种学术氛围，让教师和学僧增加学术兴趣，扩大学术视野；我们鼓励佛学院的教师和学僧进行学术研究，支持他们发表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根据所发刊物级别进行奖励，佛学院还会出资支持法师们出版学术著作。
在特色培养上，杭州佛学院以佛教艺术培养见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很多寺院重新恢复了。但在恢复过程中，新塑造像符合佛教造像仪轨的并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懂艺术的僧人比较少，而没有僧人监制，寺院造像当然容易出现偏差。另外，很多佛教艺术形式现在也被忽视，比如经变——根据佛经绘制的图画——就很少。其实，不仅仅是教界，在美术学院的教育中，佛教艺术这一部分也很欠缺。即使是美术院校的学生，也很少接受专门的佛教艺术培养。例如，佛教绘画以白描作为基础，讲究绘画的线条，但是现代艺术教育不太注意这方面的培养。佛教界本身应该担当起佛教艺术培养的责任。
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都在杭州，杭州有着丰富的艺术资源。我们在筹备杭州佛学院佛教艺术院的时候，就注意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杭州佛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老院长、老教授们，花了3年时间设计教学大纲，我们的教学计划都经过了反复推敲论证，既要求佛教艺术培养达到一定的水准，同时在方法上也要让社会能够接受。杭州佛学院的艺术教育和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有一定区别，我们试图加强对学僧进行传统技法的培养，以弥补佛教艺术这一空白。杭州佛学院作为佛教院校，希望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杭州佛学院还在筹备外语学院。佛教的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现在的僧才教育还不符合国际化的要求。佛学院不应该仅仅是关起门来办学，还应该走出去。
记者：佛学院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僧才？您认为今天佛教界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僧才？
光泉法师：早在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时，赵朴老就强调佛教僧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大家其实还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前几年，趁举行杭州佛学院成立纪念活动的时机，我们举办过一个研讨会，称为“华东地区佛教院校教育恳谈会”，讨论了佛教教育问题。当时有20多所佛学院的代表与会，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佛教协会也都派人参加，这说明大家其实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大家在会上讨论了佛学院教材编写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僧才培养的确是佛学院当前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认为，大陆佛教界应该认真反省，我们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僧才？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
佛学院培养的学僧，可能以后会参与寺院的管理，但并不一定都要去做方丈。所有的佛学院，应该对于佛教教育的整体框架达成共识。中国佛教的传统是八宗并弘，佛学院学僧在本科培养阶段应该建立起对于佛教整体的全面认识，这个基础必须打牢。至于你喜欢哪一宗，以后希望弘扬哪一宗，可以在研究生的阶段选择深入，但是一切都应该以此作为基础。
记者：灵隐寺是在中国佛教史上享有盛誉的千年古刹。您现在是方丈，以前担任过监院，关于灵隐寺的发展，您有什么想法？
光泉法师：我在2007年进灵隐寺担任监院。当时灵隐寺有100多位僧人，40岁以下的僧人占90%。作为吴越佛教重镇，灵隐寺的住寺僧人应该与之相配。而且从僧人年龄结构上来说，也还是比较年轻，有提升空间。所以我接掌灵隐寺之初，首先就对灵隐寺的僧人进行专门培训，时间为3个月，培训的内容涵括佛教知识、文化素养等各个方面。寺里依据考试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我们从各种佛门功课的考核中，发掘人才，淘汰不合格僧人，这个举措对僧众的触动很大，寺内的执事们更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前段时间，灵隐寺的执事们专门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学习，收获良多。
现在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灵隐寺不是朝着商业化模式发展，而是朝着延续佛教文化的方向发展——延续佛教文化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以戒为师，在道风方面起到表率的作用，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我国宗教界在当今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您认为佛教界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工程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光泉法师：文化的内涵很广。我的理解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文化保护”的观念，这很重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根，这个根不能断，否则何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佛教界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工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要挖掘佛教文化中符合现代社会的内容，为现代社会服务。比如说，五代时期杭州大德永明延寿提出“万善同归”。当时是一个矛盾众多的时代，刚刚经过三武一宗灭佛，所以永明延寿提出不同宗教是殊途同归，相互之间要多一分包容。这种理念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挖掘、运用。
记者：2011年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在杭州佛学院顺利举行，由中国佛教协会设立的首个汉传佛教讲经交流基地也在杭州佛学院揭牌，从中可以看出你们对讲经说法的重视。您认为在全国佛教界形成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的风气，有什么积极意义？
光泉法师：整个社会在发展，未来将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佛教通过什么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占据一席之地？佛教如何增加自己在信众中的影响力？必须通过讲经说法这个途径。通常说宗教界应该“外树形象，内强素质”，而讲经说法其实就是僧人修炼自己基本功，引导信众、树立形象的有效途径。僧人的形象就是靠自己的见识、智慧树立起来的。
汉传佛教讲经交流基地落户杭州佛学院，是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鞭策，我们不能辜负全国僧众的期待。
杭州佛学院希望在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上探索出一些新办法，用创新的思维开创讲经说法的新途径。2012年杭州佛学院还会继续开展讲经培训。通过培训，使讲经法师树立良好的形象、锻炼良好的辩才——也就是演讲的技巧。
讲经说法，先不讨论讲什么内容，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讲经？其实讲经的激情来源于一种宗教情怀，也就是佛教的信仰。我们说要“有道心”。只有在这种情怀的推动下，讲经者才会去考虑自己讲什么、怎么讲。其实，这就是要激发讲经者的责任感，解决为什么要讲的问题。2012年汉传佛教讲经交流基地培训的重点应该放在这里。
佛教讲经有因应，也应该有创新。2011年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举行了示范讲经，按照中国佛教传统的讲经方式来进行。场景、仪轨可以让信众生起欢喜心、恭敬心，这是对佛法的欢喜和恭敬。佛陀两千多年前已经觉悟了如此伟大的智慧，今天应该用一种崇敬之心来认真倾听法师们演绎佛陀所说的道理。所以仪轨必不可少，是必须的。对于讲经法师来说，这种仪轨也可以使他生起自豪感、责任感，促使他加深对佛法的研究，提升自己的讲经能力。
当然，这些仪轨的长短可以考虑，而法师们讲法也应该是应机说法，针对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说法。
记者：灵隐寺的慈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光泉法师：杭州市佛教协会和灵隐寺，每一年都把社会慈善活动作为重要的工作来做。以社会慈善活动为抓手，关心社会、融入社会。2011年，我们组织“名寺慈善日”活动，在这一天，杭州所有寺院的门票都作为善款捐献。此外，还有“送春风”行动、杭州各寺院执事的书画义卖活动，以及托钵行脚活动，这些活动所筹集的善款都指定专门的用途，社会反响非常好。
2011年，是杭州佛教界组织慈善活动的一个特殊年份。往年大家也在做，不过都是默默无闻地在做，但是这一年我们进行了大规模宣传。这是因为2011年有一些社会慈善组织遭遇问题，在这个时候，佛教界应该好好带动一下，让社会恢复对慈善活动的信心。所以我们大张旗鼓，主动宣传，带动人气，也算是对于社会慈善组织道义上的“背书”吧！
采访时间并不长。光泉法师对于我们的问题，都是言简意赅地娓娓道来，显示出简约而果敢的风格。始建于东晋的灵隐寺，距今已经1600多年，向为中国佛教僧俗人望所重；杭州在中国佛教版图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光泉法师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