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5月：民族视野与民俗建构的读书体会
读书交流
两月来阅读情况：
黄泽《西南民族文化与民俗》
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
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
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
复旦大学：《民间何在 谁之信仰》
北外亚非语系：《亚非语言文化论文集》
骆健健：《归来之神：一个乡村寺庙重建的民族志考察》
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
卢梭：《社会契约论》
黄泽：《西南民族文化与民俗——民族文化学的新视野》，海南出版社：2008年。
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多样性、地理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汇聚地。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以中国云南为中心，包括中国西藏、四川、贵州、广西，也包括老挝、缅甸、越南、泰国、印度东北部地区在内的广袤区域，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世界的枢纽。的确，印度的阿洪人与百越民族是什么关系？傈僳族为什么能生存在怒江两岸的悬崖坡地？哈尼族的竹子和稻作文化是不是从傣族先民那里学来的？克木人的民族认同在几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白族的农耕祭祀和节日有什么特点？少数民族节日的现代适应应当如何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木鼓文化内涵是什么？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持续渗透是如何发生的？……这许多问题，不仅体现了西南民族文化的多彩，更提示我们，民俗学的研究也不应忽视这一片曾经是人类学的热土的区域。
黄泽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民俗学、民间文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之间学科关系的整合，在民族文化学、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民俗学、民族民间文学等领域建树颇多。这部《西南民族文化与民俗》是黄老师给云南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和中国少数民艺术博士生授课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全书分为五编：民俗学的基本理论视野；西南民族文化习俗研究；文化人类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研究；云南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西南民族文化变迁与人类学应用。每一编下以若干专题的形式详细论述西南民族文化与民俗。
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对以下几个问题感触颇多，遂略述以飨学友。
第一是关于云南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的学术史。云大民俗学学科点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中文系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传统，一个是民族学、人类学的“魁阁”传统，另一个是历史系的民族史和边疆史传统。文、史、法三大传统在现在的学科点体现为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神话学、民族文化学等几个方向。从1922年建校至今，云大民俗学经历了四代学者的建设。在1922年到1949年时期，主要有吴文藻、费孝通、闻一多、楚图南、徐嘉瑞、叶德钧几位先生。以《伏羲考》《乡土中国》《禄村农田》《古希腊神话》《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戏曲小说丛考》《宋元明讲唱文学》等一批著作为代表。从1950到1970年代，主要有杨堃、江应梁、李广田、张文勋等先生，以《阿诗玛》《女娲考》《傣族史》《白族文学史》《摆夷的生活与文化》《中国民族史》《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等成果为代表。1980年代到新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97年正式设立民俗学（民间文学）硕士点。这一时期主要有朱宜初、李子贤、张福三、傅光宇、秦家华等先生，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民族民间文学散论》、《三元——中国神话结构》、《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云南少数民族婚俗志•生葬志•生产习俗志》等著作为代表。世纪之交以来，以民俗学教研室获得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博士点为标志，又涌现了段炳昌、黄泽、秦臻、木霁弘、李道和、邓启耀、董秀团等一批学者，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民族文化学》《滇川藏文化大三角文化探秘》《南诏大理国的流风遗韵——穿越白族民俗长廊》《西南民族节日文化》《神圣的解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俗艺术与宗教艺术》《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等为代表。
近百年来，云大的民间文学、民族文学、民族文化学、民俗学、神话学、艺术民俗学、民族艺术学、非遗等相关学科逐渐在民俗学学科点的整合下形成新的局面。
第二个问题是，南方稻作民族的农耕祭祀链的问题。稻作文化带在近年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人们发现从印度阿萨姆邦到日本之间“稻作新月带”，这一地带包括南亚、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在这一区域内，不仅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的稻作考古遗迹，其后各个时期的考古遗迹也呈现出完整的稻作史。云南及周边地区被认为是水稻的主要原产地，目前云南也是稻米文化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在这样背景下，黄老师提出了农耕（稻作）祭祀链的问题。农耕祭祀与农事节日是稻作文化中重要的一对事象。在一年的稻作生产周期中，一系列的农耕祭祀活动伴随着农事节日呈现出一个岁时民俗的链条。哈尼族、白族、傣族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稻作民族。哈尼梯田稻作体系是举世闻名的可持续发展智慧和成就，在哀牢山地区，哈尼族依然保留了链式的农耕祭祀系列。白族是坝区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技术的稻作民族，与汉族农耕关系密切，其原始农业崇拜大多消失，而农事节日则与汉族相似。傣族是最早驯化水稻的稻作民族，属于拥有悠久稻作传统的百越民族。傣族的农业祭祀已经大多升华为农事节日，如傣历年、开门节、关门节等。
稻作文明对云南甚至整个稻作新月带地区的民俗和民间文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这些地区的民俗一定要关涉稻作文化的背景。
第三个问题是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文化叠压带问题。黄老师引入地质学地层叠压的理念，创造性地发现了云南的民族文化叠压现象。在云南，处于底层的文化是百濮文化，这是云南地区最早的原生民族文化，在今天，也就表现为德昂族、佤族、布朗族、克木人的文化。第二层是氐羌和百越文化，氐羌族系通过横断走廊从甘青高原迁徙到云南，百越族系则从江淮一带经过岭南走廊迁徙到云南，这两个文化也是今天云南最主要的民族文化形态，包括彝族、壮族、傣族、纳西族、藏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阿昌族、景颇族、怒族、普米族、基诺族等。第三层是苗瑶文化，这是稍晚时候才到达云南的苗瑶语族群，包括苗族、瑶族。第四层是蒙回文化。回族和蒙古族随着忽必烈的蒙元大军进入云南。尤其是回族，不仅在云南扎根，并且涌现出赛典赤•詹思丁、纳速拉丁、郑和、马坚、纳训、纳忠等一大批精英人才，形成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云南学派”。第五层是汉文化，明代是汉族大量进入云南的时期。也是经过明太祖的屯戍政策，云南汉族始成为人口最多民族。最顶层，就是当下的全球化文化。
民族文化叠压带，形象地将云南地区纷繁复杂的族群和民俗文化按照历史时期进行梳理，并揭示了多民族间的文化关系。这一理论可以在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的研究中，指导学者有序地分类，关注不同层次族群文化的本质。
以上三个问题，涉及学术史、民俗和民族。这正是云大新一代学者努力整合的学术资源。在当下中国民俗学界，汉族民俗的研究仍然占据主流，这些研究却往往冠以“中国”之名义。事实上，只有包括了各民族、各地区、各时代的民俗学研究，才能成为中国民俗。因此，将民族学的学术资源与民俗学进行贯通整合，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俗学的进一步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