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

24日，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云南大学佛教与现代宗教理论研究所正式成立，挂靠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当天，还举行了佛教与宗教理论现代性学术研讨会。会议有哲学系系主任李冰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教授、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段炳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国佛教学界泰斗方立天先生等嘉宾出席会议。

会议上，方立天先生受聘出任云南大学客座教授、云南大学佛教与现代宗教理论研究所名誉所长，云南志诚基金会道坚法师受聘出任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和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云南省是我国唯一一个汉语系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支派交汇的地区，佛教理论的研究大有可为。

下午，方立天先生做了题为《佛教理论的现代意义》的学术报告。方先生从佛教基本理论基础原体论、佛教的八个哲学范畴、佛教理论的现代意义等几个方面阐释了方先生几十年研究的心得。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北大哲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著有《方立天文集》、《慧远及其佛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法藏评传》等著作十余部。

张多

方立天说

“每当我看到观音、关公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要“静心专一”。杂念多不容易看好书，浮躁写不出好东西，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

  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

  天时、地利、人和，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编织了我的人生。人生离不开缘，人生就是缘.”

  ■本报记者 杨晨光

  他，是著作等身的大学教授，其著述代表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是宗教学界的泰斗人物。国家宗教局局长在他面前自称“学生”；佛教协会高僧面对他也以“晚辈”自居。

  2011年，步入人生第78个年头的方立天，迎来了他从教50周年的纪念。在中国人民大学为他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大寺院的住持长老，各个宗教协会的领袖，佛学界、哲学界的知名人士一齐亮相，盛况空前。

  众星捧月中，这位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依然低调而平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自己半个世纪的佛学人生，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立天话语中依旧满含禅机：“每个人的人生都与一定的因缘条件相依相存，互动互变，并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独自的意义与价值。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中国佛学院的“俗家弟子”

  两撇斑白的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说话语速很慢，但却有条不紊。坐在沙发上的方立天，就好像冷清角落里的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

  方立天出生于浙东农村，他一直记得童年时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烧香拜佛，有时半夜叫他起床，走40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幼年时心灵埋下的种子，让方立天后来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如愿以偿。毕业时，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一人，其中学中国哲学的，挑的就是方立天。

  说起如何走上佛学研究的道路，方立天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北京法源寺8个月的进修学习。“我应该是人大建校至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寺庙里学习过的教师。”谈起那段经历，方立天不无得意地说。

  1961年，28岁的方立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担任助教。当时教研室要教师们各自敲定研究领域，方立天挑选了无人认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佛教大兴的岁月。

  研究佛教，谈何容易？在北大读书期间，方立天只接触过两个课时的佛教学习。“光看书是不行的，必须要去听课。”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

  当时，正是政治运动不息的年代，宗教领域受冲击，被许多人认为是“敌对”的思想范围，方立天却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应该有人去学。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佛教界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国佛学院，就在位于宣武门的法源寺里，有出家人在传授佛教课程。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956年，以培养僧才为目标的高等佛教院校——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创办，有来自全国各地寺庙的100多名学僧在此学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佛学传承吸引了方立天。

  在征得哲学系以及教研室的同意之后，从1961年9月底开始，方立天每天换乘两趟公交车加步行，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法源寺旁听佛学课，晚上再赶回学校。

  于是，在满屋僧侣的中国佛学院课堂上，出现了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俗家弟子”，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地记笔记，专注地听讲。

  佛学院对于方立天这样的“另类”出现怀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担心他来学习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校青年教师愿意来寺学习，是学院的光荣。这样“走读”一段时间后，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出家人真的是慈悲为怀。”方立天回忆说，“当时学院的副院长周叔迦大师看我每天跑来跑去很辛苦，怕我冻坏了，就允许我住到寺里。”

  每天早上4点，僧人们起床做早课，方立天也起床读书。与暮鼓晨钟相伴，和出家僧徒朝夕相处，受教于一批一流佛教学者，接受了纯正的佛学知识教育。尤其是副院长周叔迦，亲自给方立天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

  一住就是8个月，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徒的生活也有了感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讲道理，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

  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

  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向与会者讲了一个故事。

  2001年，刚刚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程天权一进学校，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人大复校之后，有一位教授背着黄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从早上7点一直看到晚上7点，20多年如一日。后来图书馆专门给这位教授设了一张办公桌，以免他和学生抢座。

  “情节基本属实。”故事的主人公方立天笑着说，“我不光拿着包，还经常带着大茶杯和小水壶。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是我到人大工作后就开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还要强调一点，人大复校时，我还只是个讲师，不是教授。”

  1978年，人大复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

  物是人非，这个时候的方立天已经不再是学术新秀。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全家四口人蛰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楼里，工资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讲师。

  然而这些不如意并没有阻挡方立天的步伐。他没有时间过多地感叹生活的困窘，而是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背着书包和大学生一起走进图书馆，看书、备课、写文章。“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读书人都知道，康德作息准时，他出门散步的时间可以供邻居定时用。在人大校园里，也有这样一座钟，那就是方立天进出图书馆的时间。他每天早上等着工作人员开门，晚上由工作人员催着“收工”。久而久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被他感动了。那时的图书馆，书库是封闭的，需要什么书，得填写书单，由工作人员提取。图书馆却为方立天在书库里设了专门的桌椅，他一伸手就可以从书架上取书。这样一来，他真的被“埋”在书山书海里，可以“海阔凭鱼跃”了。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4卷共10余册，成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3年，人大进行职称评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让职称评定更加规范。“这下捅了‘马蜂窝’，本来听说我在副教授的评定中排在前列，但后来名单公布时把我拿掉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起没有评我的原因时也是含糊其辞。”

  在一些人看来，遭此打击的方立天可能会消极罢工，也可能寻求调动工作，甚至还可能跳楼自杀。

  或许正是佛教赋予的智慧，柔软又坚强。方立天并不与现实世界拧着来，但也绝不无条件地顺从形势而堕落。他生性沉静寡言，但心里有主见，认定的事坚持不动摇。

  “虽然内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觉得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才实学，把课上好，把科研搞好。”带着这样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着书包走进了图书馆。

  正所谓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点大学的文科类专业中选拔一批年轻一点的正教授，推动青年人才的涌现，哲学学科全国一共要评5个。经学校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审定，方立天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那一年，他50岁。

  两年后，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该书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本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此书的入门之功。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

  曾任冯友兰的课代表

  如果从1956年方立天进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算起，他和中国哲学打交道已半个多世纪。迄今为止，他出版专著15部，合著18部，发表论文360多篇，培养了40余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如今绝大部分是教授。

  “学生不是来给老师打工的。”方立天语出惊人，谈起如今一些导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他极为愤慨。“我从来不给学生制定论文选题，也不把自己课题的一部分给学生做，而是指导他们独立思考，从兴趣出发做论文。”

  研究佛教之难，非身体力行者不能体会。佛经难读，卷帙浩繁，让人头疼。有学生请教方立天研究佛经的捷径，方立天给了个最笨的办法：反复看。“一本《肇论》我曾经看了几十遍，才渐渐有所体悟。”

  “立身有道，学有专长”，这是方立天的座右铭。“其实，这都是恩师冯友兰对我的影响，他才是真正的泰斗。”

  未名湖畔的5年学习，方立天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人都还站在讲台上，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

  作为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方立天与授课教师冯友兰有了更多的交往机会。每堂课后，方立天都要搜集一些同学对课程提出的问题，然后到冯友兰家里转交。“师母特别客气，经常拿糖果招待我，吃得我满口留香。”“冯友兰先生讲话有些口吃，但幽默风趣、逻辑性强，尤其文字表达能力更是厉害。”

  在听了冯友兰几个月课之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冯友兰的教学工作被停止，方立天和他的同学们成了冯友兰亲自上课的最后一批本科生。

  在先哲的带领下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修辞立其诚”、“静心专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成为方立天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这是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再把这些治学原则传承给我的学生，为他们学术研究的成功打开登堂入室的大门。

  “‘修辞立其诚’就是讲话、发言、写文章、治学都应坚持真实性。”方立天的弟子、人大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说：“老师的治学原则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诚实做学问，把读书和做人结合起来，维护学者的独立人格。在学风和社会风气追逐浅薄浮躁的当下，老师的要求能帮助我们立身有道、自尊自强。”

  拒绝急功近利，学术思想才能与时俱进。经过前后15年的写作，2002年，方立天完成91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在学术界、佛教界、政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现代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佛学家任继愈先生为该书题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形象地反映了方立天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目标一经确定，就终身追求、矢志不渝的信念。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国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以这副对联精辟概括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方立天取得成就的一致公认。

  9月17日，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手捧一面银光闪闪的锡盘，上面刻着“道德文章，为人师表”8个大字，送到方立天手中。王作安感慨地说：“宗教局这几年延揽了不少方先生的弟子，他们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宗教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要代表他们向方先生的辛勤培育表示感谢。”

  宗教是文化而非鸦片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方立天教授在会上作了“科学认识宗教的本质与功能，提高宗教工作水准”的专题报告。

  “2008年的五四青年节，总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看望青年学子时，我有幸见到了总理，当时总理对我说‘佛教文化是可以交流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记忆。”这次会上，方立天恳切地指出，目前宗教方面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宗教鸦片论”尚未真正澄清，以致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形成一些偏差。

  “我在会上一再强调，宗教的本质是文化，是信仰性的文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我的发言得到了总理的肯定。”方立天回忆道，开完会，总理专门走到他面前说，“您说的宗教是文化，没有错”。

  虽终日埋首于图书馆，方立天的研究却无时不关注着时代的风云。

  自2004年开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创办了“中日佛学会议”，每两年一次邀请两国顶级佛教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主题展开讨论，以延续一千多年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

  ——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长菅野博史说，通过对话交流，两国宗教界探讨了如何承担起对各自信徒的教育责任，从而广泛发挥宗教的影响力，促进人类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

  中央统战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设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参加研修班的开班仪式，并亲自为研修班学员授课。

  ——参加过第4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怡藏，在听了方立天的讲座后说：“方教授大声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诠释发扬中国佛学的精华，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学者们尚有这样的责任和志向，更何况我们这些佛教界人士？”

  基于对宗教学理论、宗教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方立天为中国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与完善，宗教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说：“方立天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他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学术研究的光荣史册上。”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种忠诚与智慧却足以推动事业的长远进步。

  2000年，方立天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引入一流人才，培养年轻学者，如今，研究所已从建立时的5人发展到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为被海内外公认的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机构。2003年，他主编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

  然而，方立天牵挂的事还有很多。

  ——有的学生考上了宗教学系的本科生，却被家里人阻止不让上，“说明还有很多人把学宗教、研究宗教视为‘异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立天经常在作报告或公共场合讲话时，呼吁大家不要给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确的心态看待宗教。

  ——每逢有政府领导出席的活动，方立天都会直言不讳：宗教在加强道德建设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忧之切，因为爱之深；爱之深，所以盼之切。如今，78岁的老人将学术重心转向中国儒释道三者关系的研究，期望以此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出自己的思考。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方立天最欣赏“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古训。“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虽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

  清水下的三颗“雨花石”

  ■何光沪

  方立天老师平日同我的交往，真的是“淡如水”，但在我心中，这一泓清水的底下，却沉积着三颗小小的“雨花石”，那上面刻的是“钦佩”、“感谢”和“学习”。

  近些年来，方老师可谓声誉日隆，不过我们应该都记得方老师几十年前的境遇，那恰如陆游所咏之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我至今记得，1989年6月3日晚，我送两册博士论文到他在人民大学“静园”的家中，眼见这位我很钦佩的老师住在狭窄、阴湿、昏暗的斗室，心中真不是滋味。当然，在那些年里，中国绝大部分大学教授的生活状态都是如此，大家也司空见惯。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经过“文革”破“四旧”、“狠批封资修”的暴风骤雨，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钻研被称为“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的佛教，一般人很难理解方老师的研究。然而方老师依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用一副弱小的身躯和一颗坚韧的匠心，去镂刻那佛学的坚硬金石，终于完成了置于大家案头的如许学术精品，这实在令人不能不从心底钦佩！

  方老师还是一个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人。其实，我在17岁时就下乡当民办教师，20岁时再次下乡在小学任教；后来返城，又在不同的中学教不同的科目；甚至读大学本科时也在医学院任教，硕士毕业后又任教；攻读博士时，在中国文化书院、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等处讲课。总之，我似乎与教书这一行天生有缘。但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尽管偶尔应邀讲讲课，却因为天性不好动，又因为喜欢自己的专业，我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埋头一干就是12年。

  2000年夏，方立天老师找到我，郑重邀请我来人民大学任教。他当然说到了教书育人对培养学科后来人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说到教育部批准人民大学成立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必须要有佛教和宗教学理论两个方面的学科人才。他的坦诚令我感动，“教书育人”也令我心动，但我并未立即答应调动，而是犹豫了一年多。直接的原因，是我觉得与社科院的同事相处得不错，不好意思提出离开；深层的原因，是自己生性懒惰又兼“完美主义”，做事太慢而有“文债”压力，所以害怕“教书育人”再增添时间压力和精神压力。就这样，又想教书，又怕教书，“利”亦在此，“弊”亦在此，由于委决不下，就用别的一些理由来推托。不料，2001年夏，在我去香港做访问教授而逃避抉择期间，碰巧方老师也到香港做访问教授。方老师专门找我和夫人长谈，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在2001年秋，我终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就我而言，从闭目塞听的象牙塔，走向生气勃勃的大学生，压力很大，意义更大。为了终于走回这条我天生应该走的道路，我要永远感谢方老师！

  到人大整整10年了，对方老师有了更多的了解。以我的感受而言，除了行事低调、待人诚恳、脚踏实地、慎言笃行等大家熟悉的特点，方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品格，是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和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这恰恰是当代学者最需要的品格。

  众所周知，方老师多年的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详细、大量地占有资料为基础，言必有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不发那种不顾事实的高论，也不写那类无法论证的虚言。正因为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才有了真正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他的虚心不是外表的“谦虚”，而是对自己之强弱、长短、优劣的真正意识，对自己研究领域、局限、界线的真正意识。他的开放心态，来自他对社会现实实事求是的直接面对，对文化危机实事求是的忧患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当年邀请我来人民大学时坦诚直言，除了佛教研究人才以外，研究所还需要宗教学理论人才；他才会在不久前论及社会上对宗教的过时认识时，不讳言宗教政策方面的问题；他才会在一个满座高官耆儒的会场上，作为一位佛学老专家而坦言对基督教应该抱一种开放的心态。

  所有这些，都来自方老师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想到这些，我必须说，在方老师从教50周年之际，我的心里不仅有钦佩和感激之情，也有向他学习、以他自勉的愿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