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郭淑云
在人类早期社会，萨满教不仅是特定群体的精神核心，也是一种社会化、全民化的意识形态。它深入于人们的日常活动里，贯穿于人们的处事态度中,与社会、氏族构成一体，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科学”。萨满教的这种全民化特质，决定了萨满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时至近代，萨满教在信仰族众中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
萨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个体自身的朴素的和谐观念，凝结着先民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较集中地体现了萨满文化的合理内核，彰显着萨满教的合理性和诸多科学思想启蒙的价值，构成了原始社会和谐共生的思想基础。
人与自然、他人和自身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系统对三者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亦不尽不同。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其仪式等独特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做出了阐释，形成了萨满教的朴素的和谐观。
自然崇拜是萨满教最古老的崇拜观念。早期的人类是自然之子，人们视自然与自身为一体，奉自然为生命之母，对大自然虔诚敬畏，由此形成了诸多禁忌意识。对于群体赖以生息的大地以及栖息其上的动植物均崇敬有加，取之有时有节，并世代因袭，形成民间不成文的习惯法。尽管信仰萨满教的先民对山河、土地、生物的保护措施多以神灵的名义实施，但千百年来这种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原始生态意识有效地抑制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损毁，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效果，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山川、河流、树木和各种动物皆有生命，有些还被赋予神性，奉为神明，形成很多禁忌，客观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物种的繁殖，具有积极的意义。
渔猎民族对山神尊崇有加，赋予诸方面的内涵，如祖居地、灵魂归宿地等，岁时祭祀，禁忌颇多。如契丹人素有祭山之俗，其中黑山被视为灵魂归宿地，祭祀典礼尤为隆重，“其礼甚严，不祭不敢进山。”[1]这种禁忌具有封禁的意义，无疑对山林、自然生物具有保护作用。清代统治者视长白山为满族的龙兴之地，奉之为圣山，对其采取封禁政策，禁止人们进山放牧、狩猎和采参，长白山遂成为野生动植物的乐园。“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流传在东北地区的谚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生态环境，这不能不说与北方民族萨满教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意识的影响有关。
神树崇拜观念在北方民族中也很普遍，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在北方农村，常有高大、挺拔或树形奇特的树被奉为神树，受到膜拜。哈萨克人认为独棵的古老树是神和鬼栖息的地方，人们不敢在这种树下休息，也不敢砍取这种古老的树，怕触犯这里的神和鬼。[2]在北方民族中盛行的敖包祭，其核心观念和精神实质即是自然崇拜观念。乌热尔图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一信仰将人的生存、人的行为方式、人们摆脱不掉的危机意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3]
在北方的大地上，无数山川、河流、树木被人们赋予神性，注入神圣的宗教情感，成为被祭祀和保护的圣地。渔猎民族对江河及生息于其中的物产无限尊崇，已是众所周知。在辽宁西部一个满族聚居的村庄，一个形成于河流转弯处的深水潭，自古是甲鱼生息繁衍之理想之所，名叫老元汀。当地人对甲鱼怀有一种深深的神秘敬畏之情，尊之为老元，其中颇含感戴亲切的意思。老元汀的鱼很多，红翅子、白漂子、鲇鱼、鲫鱼，无所不有。但当地人即使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以野菜度日，也无人至老元汀撒网捕鱼，换钱糊口。夏季是老元产卵育子的季节，卵产下之后都埋在向阳的热沙里。每至这个季节，长辈们经常警诫后辈子孙，不可到老元汀沙漠上玩，若是惊扰老元产卵，或者无意中踏上沙里的老元卵，是要遭报应的。相传，一百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出资，在山崖上选用花岗岩筑成一座元神庙。以后，每逢初一、十五，人们必来元神庙进香。若遇淫鱼绵绵的季节，也常到这一里祈祷免遭洪水之祸。这种习俗直至建国前一直延续未断。[4]
北方民族基于大自然崇拜观念形成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视自然及栖息其中的生物为有灵性之物，人与它们彼此和谐共处，相互依存以及长期积淀的一套调节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自然与人类共生的生态调解机制，富有科学的因素和真理的意义。通过人们的观念和自主行为，使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等项工作，仍有着值得借鉴的价值。这一点也体现了原始文化在时空上的穿越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视萨满为大自然的守望者。
社会和谐具有系统性，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体现在氏族的内凝力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融洽上。这种内凝力和友爱、融洽，只有通过群体认同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而萨满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正是这样一种实现的方式。萨满教是氏族宗教，祖先崇拜是其重要的崇拜观念，定期举行祭奠共同祖先的活动是萨满教的主要内容。这种周期性的祭祀活动犹如盛大的节日，使来自四面八方的族众欢聚一堂，为族人创造了一个相互沟通、团结凝聚的机会。祭祀仪式营造了一个以共同的情感和情绪为基础的文化心理场，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人们的精神获得了共振、思想产生了共鸣，有助于消除氏族成员之间的隔阂，增强了每一位氏族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更为融洽，情感得以升华，氏族群体更加团结和稳定，从而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然，在祖先崇拜观念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谐，带有突出的氏族性和血缘性。这既是萨满教和谐观的特征，也是它的局限性。
一个社会的和谐从根本上说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为前提的，而这种和谐又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体身心的和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萨满教观念体系中，虽没有形成系统的身心和谐的思想观念，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却积累了一系列身心和谐的方法，有助于萨满和氏族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身心平衡。这既是萨满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也体现了萨满教的一个重要功能——通过仪式达到氏族成员的身心和谐。
对于“萨满”这个特殊群体来说，萨满领神仪式对于解决他们的心理危机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的实效性。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每位萨满在走上“萨满之路”之前，大多要经历一个身心痛苦的时期，其症状表现为精神失常、久病不愈、病祸交加等等。这种个体生命出现危机的现象，被学术界统称为“萨满病”。萨满病及其诸多表现形式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定民俗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是以萨满教多神崇拜观为主导意识的地区和民族，是在萨满教观念直接影响下出现的特殊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只能到萨满文化中寻求治疗方法，通过集精神、心理和民俗文化医疗于一体的萨满医疗体系，使患者得到康复，或通过成为萨满的一员来寻求心灵的归宿、获得身心健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满领神仪式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具有实现身心平衡，缓解生命危机的意义。
萨满对于其所属的群体也有预防群体心理疾患，缓解族众心理危机的作用。俄国著名民族学家史禄国称萨满为氏族的“安全阀”。[5]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萨满教是作为一种具有预防作用的信仰体系出现的。因而在这些民族中，萨满病和萨满领神并非单纯的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人从患萨满病到成功治愈（成为萨满）的过程，是在群体帮助下摆脱个体危机、解决个人身心冲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氏族或部落又有一位萨满产生，而萨满是可以对其所属群体的精神性疾病产生预防和遏制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满领神和氏族的卫生防预系统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精神疾病在特定群体中的蔓延，并成为氏族的“安全阀”。法国学者菲普•米特拉尼曾指出：“萨满教之所以改变病理学或群体内部个人所感到的压力，正是因为它给那些最强烈地感受到压力的个人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的角色；在没有萨满的社会里，如果没有这种角色，那些相同的因素会加剧个人的不安并增加混乱。”[6]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萨满教对于特定群体精神心理疾病蔓延的预防作用，也体现了氏族在预防心理疾病方面的愿望和对萨满的期待。
萨满医疗体系有助于个体实现身心平衡。现代医学表明，人患病多与精神、情绪有关。特别是在传统社会中，人类自身力量渺小、无助并无法把握个人命运，对自然世界的迷惑不解，使他们经常处于恐惧、紧张、迷惘的状态下，萨满教信仰的种种禁忌，也常使人因某种行为不当而产生内疚、自责的心理，这不仅容易诱发抑郁症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也能导致其他病变。与现代人相比，古代先民化解内心焦虑、调整心理平衡的方式非常有限。萨满教仪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人们提供了宣泄不良情绪，排解焦虑与忧愁，达到身心和谐的可行的途径。对解除个体的心理疾患，实现身心平衡，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内在的机理包括多方面：虔诚的信仰可激发人固有的内在潜力，使患者自身获得一种精神力量，从而调动人体的潜能，实现机体和生理的顺畅，从而达到不治而愈的效果；通过一系列象征手段向病人进行心理暗示，从心理上去除患者的病因，从而解除他们的精神负担，在心理上产生安抚效应，有助于促使病人实现心理和精神平衡；萨满运用多种情绪宣泄法，使患者的负面情绪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特别强调与患者的情感交融和情绪互动，以群体炽热的情绪感染患者的精神，使患者融入群体关爱的怀抱中，重新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平衡的心理。
萨满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精神遗产，由于内涵着极强的向善性，它的潜在的价值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西方社会，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巨大发展，往往产生一种对精神现实的否定。因而，萨满教被视为“能够提供回归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种精神实践道路，一种回归人类祖先智慧的道路”。美国萨满基金会主席迈克尔·哈纳博士给“2001年吉林国际萨满文化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发来的贺信中的这段话，应该对我们有所启迪。
在当代经济最发达的北美地区，面对种种压力和困惑的都市人，试图从萨满体验中汲取营养，以解除他们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感受超凡的体验，开发自身的潜能，使古老的萨满生理、心理体验在现代社会中焕发了活力。在北美地区蓬勃兴起并具发展势头的“新萨满教”倡导将古老的萨满经验和方法，应用于现代心理医疗之中，通过接受特设的系列课程的培训和自我修炼相结合的方法，使学员们掌握萨满体验的方法和萨满式医疗技术，以实现人的心灵与客观世界的和谐，达到身心平衡、强身健体的目的，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的本性，发挥人的潜能。
萨满教作为民族民间文化最稳定的因素，承载着历史的积淀，又关联着当代北方诸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承接历史与现代的载体。从北方民族的精神生活方面考察，萨满教所弘扬和体现的氏族至上的集体主义精神，故土观念、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存意识、崇尚勇武的英雄主义及以集体的力量抗衡大自然的精神实质，对于北方民族精神、个性品质的陶冶和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萨满教古老的智慧给予人们诸多启迪：萨满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独特视角和眼光；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崇仰，使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血脉根基的祖先怀有敬畏之心，使人们懂得尊重，学会感恩，认识到自身的有限和集体的力量。如今，古老的萨满教智慧正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美国萨满教基金会成功地将萨满经验与心理医疗、潜能开发相结合，其影响日益深远。美国成功企业家、公众演说家理查德．怀特利在其所著《公司萨满》[7]一书中，富有创造性地将萨满教运用于现代生活，特别是将古代的萨满智慧应用于复杂的商业问题，揭示了信仰、经验和直觉对于企业领导的重要意义。
二
萨满教的跨文化性、跨地域性、跨学科性，预示着萨满教研究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诸多创新领域，也彰显出她的诸方面的学术价值。
首先，萨满教研究有助于宗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宗教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系统。宗教起源和发展问题从来就是宗教学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探索宗教起源问题可谓困难重重。正如段德智教授所指出的：“不管人类考古的技术如何先进，在宗教起源问题上，我们都将面临着一个相当宽阔的未知的或至少是不确定的领域。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宗教在史前时期的“绝对起源”……而且我们对宗教起源问题所作出的所有解释都会由于以上所说的理由而难免带有某种“偏见”或某种“主观色彩”[8]
然而，宗教起源问题是如同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倾力投入。他们围绕着宗教起源问题，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观点，形成过种种不同的宗教起源理论。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泰勒的“万物有灵论”、斯宾塞的“祖灵论”、史密斯、杜尔凯姆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图腾说”、马雷特的“前万物有灵论”、施米特的“原始启示说”或“原始一神论”，等等。他们各执一词、自成一派，一度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纵观各种宗教起源学说和宗教发展理论，既各自具有合理的内核，又难免有一些偏颇之处。其中既有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局限，更由于当时的学者们所依据的原始宗教信仰的资料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和学说体系各异并有所局限则是自然的了。
对此，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英国宗教学家E．E．埃文斯—普里查德是一位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的宗教学家。在《原始宗教理论》[9]一书中，基于其掌握的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他对西方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领域中的原始宗教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西方许多宗教学家的理论所依据的资料，缺乏调查，并多有失实之处。他主张只有经过田野调查验证的理论才具有指导意义，这一思想成为《原始宗教理论》一书的精髓。
我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教授指出：“各种宗教起源论和宗教发展观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从不同方面加深了我们的认识。我们不是因此而离开真理，而是更接近真理。学术上的争论只不过是在告诉我们：应当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加强对世界各民族原始宗教的调查研究，收集更全面、更系统、更完整的事实，为进行新的理论综合打下更坚实的资料基础。”[10]
对宗教起源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既有待于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的突破，同时对世界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进行系统搜集、梳理与深入研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途径。
萨满教通常指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欧亚大陆北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崇拜对象，以氏族为本位的早期宗教形态。也有广义地借指当今世界各地原始社会土著民族信仰的宗教形态。西方萨满教学界更将萨满教范围界定为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与上述形式相似的宗教现象和宗教形式。
萨满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是人类最初的宗教形式。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生活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变迁，萨满教形态也发生了诸多变异，甚至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一些民族中，萨满教至今仍存活着、传承并活动着，其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核大多被保持着。萨满教丰富的表现形式、突出的个性特征及各民族萨满教共有的特点诸如氏族性及由此体现出来的血统与神统的一致性、多神崇拜观念、宗教活动的功利性及蕴含着原始文化的综合体的特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早期的宗教形态，而且对于考察宗教的起源和本质，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发的思想革命，对近现代宗教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发展观的确立和发展即是一个重要成果。宗教同其他事物一样，不仅有一个变化、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而且这种变化还是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则。这种认识使宗教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宗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倍受重视，宗教史学成为宗教学中的一个主要的分支学科，从史学的视角考察宗教，也成为宗教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萨满教对于考察宗教的发展、演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萨满教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发展，从多神崇拜到一些民族中出现原始至上神的变化；从氏族萨满到出现地域萨满和职业萨满的演变，从萨满教仪式的神圣性向世俗化趋势的嬗变，皆揭示着宗教演变的轨迹和宗教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萨满教与其他宗教的相融与变异，在各种政治、军事、文化及宗教等外来力量的影响下出现的种种变化，也体现出宗教演变的复杂性。这些都为探讨宗教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个案资料。在一些民族中，萨满教历史序列清晰，发展脉络可见，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资料与方法，考察这些民族萨满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不仅对于认识萨满教的本质和规律很有意义，对于揭示宗教的发展和变化也富有借鉴价值。尤为难得的是，现存的萨满教遗存堪称特定民族原始社会的“活化石”。它从原始社会走到现代社会，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信息，烙下不同时代的印记，为我们研究宗教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资源。
其次，萨满教研究是探索原始文化的有效途径
研究萨满教的意义不仅限于宗教学研究。萨满教对于原始文化的起源也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并成为原始文化诸种形式的母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萨满教是氏族的精神核心。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其影响和渗透力无所不在。在萨满教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关系上，即表现为一种浑然一体的特征。萨满教突出的含容性，使其成为多种文化形式孕育的母体：萨满教的崇拜观念及其禁忌，曾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和道德的标准，并形成了最初的伦理道德规范。萨满教弘扬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对特定民族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也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探索的结晶，萨满教原始观念包含着原始哲学、原始思维等多方面内涵；以天穹崇拜为核心的大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是在人们对自然和生物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世界探索的愿望和追求，也记录了人类早期对自然世界探索的成果，从而孕育了早期天文学和生物学的萌芽；历算、医药、预测、文字等知识为萨满从事祭祀、占卜、巫术、治病等神事活动所必备，客观上促进了这些知识门类的发展；萨满教祭祀与生产活动的相适应，不仅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作了必要的精神准备，也有助于渔猎、畜牧等生产技术与经验的交流与传播；被视为萨满教经典的萨满神词是典型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它们既是原始神话、诗歌、传说等原始文学传承的重要源泉，又是最早记载氏族历史、氏族地理的乡土史志；作为沟通人神的特殊语言和人们表达情感，宣泄情绪的特殊手段，鼓乐歌舞是萨满教祭祀的重要表现形式，许多原始音乐、舞蹈正是通过萨满的世代吟唱舞动得以传承至今，萨满也因此成了最早的乐师和音乐、舞蹈家；形态各异的萨满神偶、神像、神器、神服及其佩饰都是别具特色的造型艺术作品，凝结着先民的思想感情，表现着先民的审美情趣。
总之，萨满教是北方人类文明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基因和载体。它蕴涵着北方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积淀着先民的心理意识，融会了北方先民史前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历史、文学、艺术、体育、民俗等诸多文化成就，保留了丰富多样的原始文化形式。可以说，人类现有的主要知识门类，溯其源，大多可在萨满教中见其发端。由此我们认为，萨满教是原始文化的综合体，具有综合性的历史文化价值。百余年来，萨满教对于人类文化的认识和承继价值早为世界各国学者所认同与瞩目，其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地域范围。萨满教被视为北方远古社会极其珍贵的“活化石”，成为人文学者研究原始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态，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主要流布于东北亚、北美、北欧等地区。我国是一个萨满教资源丰富的国度，地处萨满教流布的核心区域，历史悠久，涉及民族众多。如果按照近年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广义萨满教理论，我国南北方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形态大多应纳入萨满教研究的范畴内。张光直教授指出的中国上古社会具有萨满式文明的性质的学说，则使中国萨满教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得以进一步拓展。即使以传统的狭义萨满教理论观之，我国阿尔泰语系十多个民族的萨满文化形态也相当丰富。这些民族地处萨满教流布的核心区域，传承久远，萨满教形态兼具典型性和突出的个性特征。其中有些民族至今仍信奉萨满教或保留着丰富的萨满文化遗迹，使我国北方诸民族萨满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性质，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国际学术界，萨满教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近二百余年的历史，形成了若干学派和研究中心，北欧、西欧、北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都素有萨满教研究传统。萨满教研究吸引着世界各国大批宗教学者、民族学者、文化学者、心理与生理学者、医学工作者等多学科学者的热心关注和倾心投入，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著作，成立了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国际萨满教研究会，创办了会刊《萨满》，并定期举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萨满教研究已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的热门之一。相形之下，由于起步晚，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研究方法滞后和学术队伍处于自然成长状态等原因，我们的研究距国外的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距离建立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要不断积累能够揭示该学科内在规律性的具体研究成果，又要建立符合中国萨满教实际的基本理论体系。萨满学是一个世界性的学问，中国学者不仅要对中国萨满教文化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且应该有能力研究国际萨满教学界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学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与世界接轨和与世界对话。
建设中国萨满学的学科体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是需要几代学人不懈努力，逐步完成的学术事业。近30年来，尽管中国萨满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处于学科奠基阶段。资料的积累、理论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是学科的基础性工作。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资料的积累、理论的建设二者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以来自民族民间的萨满教为研究对象的萨满学学科建设尤其如此。只有尽可能全面、系统、详尽地占有和把握各民族萨满教的资料，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了解各民族萨满教的历史事实，才能富有成效地开展萨满教学术研究，并为中国萨满教理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样，理论基础对于民族志资料的收集、积累，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史禄国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没有理论基础，现代物理学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一点对民族志学来说同样是正确的。因此，在民族志中有两方面必须加以区别。即，一是新证据的收集。这要依靠一些理论训练，并完全拥有用于收集证据的现代方法。第二点是调查方向应依据广泛的理论准备、事实方面的知识和对方法的熟练掌握。”[11] 此外，对于萨满教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对象，多学科交叉、诸方法并举，多视角观察及不同学科学者的通力合作乃势所必然，这对于提高萨满教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萨满教研究的深入开展，创建中国萨满学的学科体系亦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一种信仰文化，无论属于哪个时代，都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民族的信仰文化是民族的生命。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传统文化生态的迅速变易，我国传统的萨满文化形态正在走向式微。尽管如此，萨满教作为北方民族的精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仍保留着回归本性的记忆。在这个文化、信仰多元化的时代，萨满教正以多种变异形态顽强地存活着。原有的以氏族为本位的萨满渐为地域型萨满所取代；原本以服务氏族为宗旨的萨满正在向着职业化的方向演变。以萨满文化为主体的民俗产业又使萨满教与经济发展发生了联系，从而使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中，萨满教的思相观念业已积淀于人们的心理，并外化为民间习俗和行为方式，在民众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新萨满”现象、萨满教复兴问题和萨满产业化问题是许多萨满教流布的区域和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当下我国的一些民族和地区也正面临这些问题。日本南山大学的彼德教授曾以《“无萨满”的萨满时代》为题撰文，论述了我国北方一些民族萨满教的现行形态及其特征。国际萨满教研究会主席霍帕尔先生对生活在都市的萨满后裔对传承萨满文化具有责任感，举行各种传承活动给予肯定，认为是传承萨满教传统的一种方式。他指出：“我很受我已故且突然去世的朋友之言的鼓励，因为居于城市的年轻的男女萨满后裔将他们自己看作传统的继续，并令人信服地讲述他们继承传统的道德责任。这种倾向意味着不仅地域萨满教存活着，在20世纪末发展良好，而且将很好地延至21世纪。正如下面的名句所言：‘萨满教过去活着，现在活着，将来也将继续活着’”。[12]
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使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每位从事萨满教文化调查研究的学者，对这种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对萨满教传达的民间精神都有着深厚的情结。面对着它的式微，不免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并由此生发出抢救萨满教文化遗产的紧迫感和强烈的责任感，这既是每位从事萨满教研究的学者难以规避的精神归宿，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萨满教的种种变异形态及因此出现的新情况，又为萨满教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使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我们地处中国东北萨满教基地，具有从事萨满教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多年来，我们立足这一基地，开展萨满教田野调查与研究，有着长期的积累。2004年，受长春师范学院领导之邀，我调入该校，组建了中国首家萨满文化研究所。在此基础上，整合学校相关院所的科研力量，成立了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并于2006年12被评为吉林省首批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所伊始，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曾指示我们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作为立所之本。四年来，我们基于原有的基础，在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本丛书部分地荟萃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项长期的系列工程，本丛书主要包括资料汇编、调研报告、学术著作、国外相关论著译介等四方面的内容，完成一部，出版一部，旨在通过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培养专业人才，形成学术梯队，为推动我国萨满教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清·厉鄂：《辽史拾遗》卷1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编：《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第207页，民族出版社，1993年。
[12] [匈]米哈依•霍帕尔：《世纪之交的萨满教研究》，郭淑云译，《满语研究》2002年第2期。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为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文库之一种，暂收录《金子一样的嘴——满族传统说部文集》（富育光主编）、《萨满艺术论》（富育光著）、《域外萨满学文集》（郭淑云主编）、《〈尼山萨满〉文本辑录》（郭淑云主编），已由学苑出版社陆续出版。
《金子一样的嘴——满族传统说部文集》：收录汇编了近年来对满族传统口头艺术：满族说部的研究论文。
《萨满艺术论》：在人类早期社会，萨满教不仅是特定群体的精神核心，也是一种社会化、全民化的意识形态。它深入于人们的日常活动里，贯穿于人们的处世态度中，与社会、氏族构成一体，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科学”。萨满教的这种全民化特质，决定了萨满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时至近代，萨满教在信仰族众中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域外萨满学文集》：200多年来，域外萨满教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主要侧重描述萨满教的外在表现形式；中期以研究萨满教的社会作用为主；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则主要围绕着萨满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及其所体现的萨满教特征展开。其中，萨满的脱魂和附体问题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问题。综观域外萨满教研究学术史，以及域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萨满其人；出神术与脱魂、附体论；萨满医疗。本书将域外这些有关萨满研究的论文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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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郭淑云 于 2011-3-28 22:29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