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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发现的胡柳，与丝绸之路无关


2009年第6期《文史知识》刊发著名西域史研究专家、著名探险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丝绸之路史二题》一文，再次考证南阳为丝绸之路发源地。杨镰在多次到方城考察后指出：“做为丝绸之路源头之一的方城，在整个丝绸之路发展史中是不应被忽略的重要环节。”并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葡萄、胡萝卜、石榴、芝麻、蕃茄等水果、蔬菜在各地均有种植，但在方城发现的一种特有树种在中原其他地区未曾发现，此树种在新疆被称为苏盖提，在甘肃被称为河柳，在方城被称为“胡柳”。


笔者在新疆生活了22年，对那里的情况和史料较熟悉。对杨镰的发现和论证认为：方城发现的胡柳，与丝绸之路无关。
在中国的柳树种类中，没有胡柳。在方城发现的胡柳，在甘肃叫河柳，其实就是我国的旱柳。旱柳，学名：Salix matsudana Koidz性状：杨柳科柳属。落叶乔木，树皮深灰色。单叶互生，披针形，叶背灰白色。雌雄异株，柔荑花序。蒴果，种子具种子毛。分布：产于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北京城乡常见栽培。耐寒，耐旱。还有一种镘头柳，杨柳科柳属旱柳变种。落叶乔木，分枝密集，树冠阔卵形，呈镘头状。单叶互生，披针形。雌雄异株，柔荑花序。


新疆在西汉是没有柳树，在《新疆风物志》中没有胡柳的记载。据笔者考，新疆和甘肃的旱柳大规模种植是在清代晚期，由左宗棠带入，称“左公柳”。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是清代晚期著名的儒将。左公从小生活在湘江之滨，对绿树有着特殊的偏爱。
左宗棠率领的湘兵来到西北大漠，深感气候干燥，寥无生气，而又水土不服，左公遂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其用意在于，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防风固沙，三是限戎马之足，四是利行人遮凉，凡他所到之处，都要动员军民植树造林，并且制定保护树林的措施，严加执行。据左公自己记载，光是从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境起到甘肃会宁止，种活的树就达26.4万株。自古河西种树最为难事，可是在左公倡导督促下，泾州以西，竟然形成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


后来有个文人杨昌濬曾在一棵柳树上刻下一首诗："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如今，新疆和甘肃的柳树扎根生长，人们都知道是清代引进的“左公柳”。
这就是说，张骞出使西域时那里没有胡柳，也不可能从西域把胡柳带到方城落地生长。笔者查了《方城县志》，书中根本没有胡柳。方城发现的是旱柳，在河南及以北有大量生存，不足为奇。另外，番茄原产南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人欧洲，我国的番茄从欧洲或东南亚传人，大约在清末。说张骞在西汉把番茄传人方城，简直是没有一点常识。杨教授用发现的胡柳来证明方城是丝绸之路的源头，实在是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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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7日，河南省召开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确立了“旅游立省”战略，提出构建“两带五区”，打造六大精品景区、十条国内重点旅游线路、七条国际精品旅游线路的重大举措，丝绸之路源头名列其中。方城县作为丝绸之路的起止点，备受世人关注。

　　5月29日，《神秘的巨石佛像》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十套《百科探秘》栏目播出，以方城县佛沟摩崖造像为主要内容，认定南阳为丝绸之路源头。2009年第6期《文史知识》刊发著名西域史研究专家、著名探险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丝绸之路史二题》一文，再次考证南阳为丝绸之路发源地。杨镰在多次到方城考察后指出：“做为丝绸之路源头之一的方城，在整个丝绸之路发展史中是不应被忽略的重要环节。”

　　笔者完全赞同以上观点，认为古丝绸之路源头就在南阳的方城，理由如下：

　　一、方城西周属缯国，在方城与叶县交界处设“缯关”，“天下九塞，方城其一”即指此处。1997年邮政部发行《万里长城百关纪念封•缯关》纪念封一封。《辞源》：缯为丝织品的总称。由此可见，方城在西周时期已是丝绸之国。

　　二、方城博望为张骞封侯地，张骞为中国出使西域第一人。方城出土的汉画像石有大量的胡人形象，表明两汉时期这里与西域就已来往频繁。由刘玉生编著的《方城汉画》第25页，有自铭“胡奴门”画像。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南阳汉代画像石》中，图228、229的“车骑出行”画像，即为张骞出使西域的生动场景。

　　三、方城自古交通发达，陆路“夏路”“南襟湘汉，西胁武关”，古驿道上至今仍存龙泉镇、接官厅、烽火台、灵龟铺等众多遗迹。1957年安徽出土的楚国通行证《鄂君启金节》中，有经阳丘、过方城的记载。水路潘河“北引河洛，东挟江淮”，至今在其上游仍存山陕会馆、晋履泰商号、大型码头下货台、温庭筠钓鱼台。这些古迹、地名，充分印证了方城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

　　四、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葡萄、胡萝卜、石榴、芝麻、蕃茄等水果、蔬菜在各地均有种植，但在方城发现的一种特有树种在中原其他地区未曾发现，此树种在新疆被称为苏盖提，在甘肃被称为河柳，在方城被称为“胡柳”。

　　五、2009年第6期《文史知识》刊载出一组关于南阳的文章，也是古代南阳与西域民族交往的例证。

　　综上所述，方城自古盛产丝绸，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商贾荟萃云集，与西域交往甚密。因此，可以认定，方城是丝绸之路源头。　　白振国(方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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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栏目播出“神秘的巨石佛像”，讲述了西域史专家、探险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发现并考证南阳为丝绸之路新的起点，在史学界引起了轰动。为此，南阳市邮政局在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启用联体邮戳二枚，印证这一新的发现。
邮戳之一，文字为“印证丝绸之路起点　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神秘的巨石佛像”，戳图是方城摩崖石刻，这是考证丝绸之路起点的主要遗迹之一，由此引出了张骞封侯之地“博望”、以丝织品总称命名的天下九关之一的“缯关”、大量胡人形象的方城汉画像石、方城盛产的柞蚕及丝绸……。
邮戳之二，文字为“印证丝绸之路起点　　南阳汉画像石”。戳图为一幅南阳汉画像石的局部，图中有戴尖顶毡帽的胡人形象，也有汉人官员形象，被专家认定为张骞出使西域图，此类汉画像石在南阳出土的有多幅，大同小异。专家甚至还在南阳汉画像石中发现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汗血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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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史二题
作者： 杨镰
丝绸之路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丝绸纽带，把人类古老文明联结起来，沟通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促进了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往来，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图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中《丝路》一节的宣传图片。（资料图片） 　　从２０世纪开始，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词汇，一个是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丝绸之路），另一个是ＳＥＲＩＮＤＩＡ（西域），并且立即受到国际学界异乎寻常的关注。在中文文献中，“丝绸之路”同样是新的词汇，“西域”则早在《史记》与《汉书》中便是流行话语了。《史记》与《汉书》中，还有一个与“西域”对应的地理概念“东域”，不过已经被人们淡忘。“丝绸之路”的出现，并没有替代“西域”，反而使“西域”正式进入了世界文明史。

　　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关于丝绸之路与西域，有两个内容：马与车、起与止，成为新的话题。

　　马与车

　　可以说，与汉代“凿空”西域关系最直接的就是马。对“天马”（汗血马）的向往，成为决策者进入西部空间的推动因素。第一个西域探险家张骞，他出使西域的使命——联络匈奴宿仇大月氏——最终落空了，却因此为汉天子提供了关于西行通道的实际走向，以及西域的人文地理情报，同时，找到了与匈奴抗衡的支撑点：引进优良的西域马种。中原进入农耕时期的汉人与西北游牧民族匈奴之间的冲突碰撞，始于汉朝之前，贯穿这一过程，匈奴的优势在于马快：其突击力如同雷鸣电闪；而汉人则在于兵利：武库充盈，武器精良。“凿空”西域，是为了打破匈奴对西行通道的阻断，然而没有良马，不管具体打赢了多少场战争，汉仍然是失败者。

　　《史记·大宛列传》是汉代通西域的基本史料，它来源于张骞的西行见闻。《隋书·经籍志》独家著录了一种古籍，即“张骞《出关记》一卷”。有人认为，《史记·大宛列传》的前半部分，就是张骞《出关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西域王国分为两类，一是“土著”，二是“行国”。土著，指进入定居农耕时期，有了城镇村落的王国。而行国，指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部族。《史记·大宛列传》介绍的第一个“土著”，便是大宛国，大宛的特点则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见闻的后果显而易见：“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与大宛马相比，西域古国乌孙也有良马，最初，汉武帝“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史记·大宛列传》还说：“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个人拥有“四五千匹马”，在西域三十六国范畴，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对于丝绸古道，马，既是动力，又是动机。没有足够多的品质优良的种马，丝路永远神秘遥远，难以通畅，东西方的交流沟通，负载沉重。对善马的向往追求，实际是出于抵消道路坎坷漫长的愿望。

　　随之而来的李广利两次出征大宛，将天马推到了极致。第一次出征铩羽而归，汉武帝不能容忍再次失败，为索取大宛汗血马，太初四年（前１０１）竟然派出了６万正规军出塞，还未计入“志愿军”（“负私从者”）。同时，汉朝部署在玉门关一线的战略预备队多达１８万。作为对比的数字是：据《汉书·西域传》，当时塔里木区域的楼兰、于阗、焉耆等２０个王国，总共仅有１６２４２０人。这是为马打的“倾城倾国”之战。有了这一仗，丝绸古道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内容。

　　在丝绸之路史上，西域与良马密不可分。除了大宛天马、乌孙西极马，还有著名的渥洼池天马。《汉书·武帝纪》说，元鼎四年（前１１３）秋，“（天）马生渥洼水中”，“渥洼水”在“敦煌界”。渥洼天马贡入朝中，汉武帝跃跃欲试，亲自骑马驰骋上林（“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为此，宫廷乐师特制《天马之歌》。天马（龙马），是西域传说的母题。《大唐西域记》卷１曾提到屈支（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龟兹）龙马：“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所以此国多出善马”。这可以看成渥洼池天马的投影。从穆天子“八骏”开始，渥洼池天马、乌孙西极马、大宛汗血天马、龟兹龙马，越是道路漫长多阻，对良马的追求就愈发迫切。

　　与马相关联的，是车辆。河西走廊出土过著名的马踏飞燕、铜车马。马与车，是古道存在的象征。

　　关于车辆与丝绸古道，有一件被淡忘了的往事。这件事与楼兰古城的发现关系密切。

　　１９０１年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荒原做地形测量。３月３日，他的驼队无意中闯入一个从未有人提及的遗址，后来证明，这就是楼兰古城。可以说，“丝绸之路”热就发端于楼兰古城重现于世。

　　斯文·赫定到达时，楼兰古城沉静得如同下了班的超市：佛塔高耸，运河旁依市区，民宅官衙阒无人迹，但市井依旧。步入楼兰古城，他在后来称为“三间房”的地方徘徊，并且在“三间房”一侧发现了一个“停车场”。这地方以一副巨大的圆形实木盘子为醒目特征。这直径超过１．３０米的实木圆盘，是丝绸古道实际行用过的车轮。

　　１９０６年，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也抵达楼兰古城，他专门去看了车轮，并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三间房”曾长期被认为是西域长史府，是中原经营西域的“总督”驻地，所以，这前所未见的实木车轮，被认为是出自西域长史的坐车——西域第一车。亨廷顿离开后几个月，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初次来到楼兰古城。斯文·赫定、亨廷顿、斯坦因所雇的驼夫们，都是罗布荒原的土著罗布人，但他们也都说不清这巨大的圆形实木盘子能有什么实际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坦因是为车轮而来（或说是为“西域第一车”而来），在此之前，他在尼雅河的精绝遗址上发现了“世界上第一把椅子”；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木桥”；还发现了《史记》与《汉书》之外的另外一部楼兰史；用■卢文书写的楼兰王家档案。他当然不想放过“西域第一车”（或说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的车辆”），这对于丝绸之路、对于西域历史地理有多重要，无需重申。附带提一句，英文中的“西域”（ＳＥＲＩＮＤＩＡ），就是斯坦因首先使用的。但是，斯坦因来楼兰古城时，这个实木车轮失去了踪影。楼兰古城失而复得，可“西域第一车”却得而复失了，从此下落不明。仅凭那结实的车轮，就可以悬想出当年驾驭神采飞扬的天马轮车、巡行坎坷古道的实况。巨大的木车轮，如同专门为汗血天马而设计的。

　　有关“西域第一车”的历史照片与记载都告诉我们：除了对天马的求索之外，对车辆的改良与需求，同样是丝绸之路畅通与否的前提。

　　起与止

　　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大宛是最知名的地点之一。大宛，今地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将有关西域的内容全部编入《大宛列传》。大宛是丝绸之路或西域的起止点。

　　与大宛对应的、中原的丝绸古道起止点，一般认为是西安或洛阳。

　　西安或洛阳，是汉代行政中心、首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容置疑。商贸起自民间，除了行政中心，还需要有旅客与商品的集散地：人流如织、村落衔接、物产丰饶、宾至如归。丝绸之路承载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越贴近基层，它的流动越通畅，脉搏越充满活力，存在越有实效。由此推断，中原的贴近基层的阶段性起止点、商贸中心，当在伏牛山麓的南阳。

　　大宛地名，曾引起过争议，争议在于，地名究竟是“大宛”，还是大“宛”。也就是说，大，究竟是当地地名的一部分（如同“大食”、“大夏”），还是汉语的修饰成分（如同“大月氏”）。岑仲勉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西域地名原来是“宛”，大，是汉语的附加成分，他的理由是：《史记》与《汉书》之中，常见“宛宝马”、“使宛”、“许宛之约”、“宛破”等词语，“从知大宛之大，同大月氏之大，意当日汉使艳说宛之广大，故以大冠称，且与小宛对言也”（《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下册，２８７页）。

　　“宛”，是西域语言，不是汉语。对此，中外学者从无异说。然而在中原的地名中，有另外一个“宛”与之对应。南阳郡别称“宛”，南阳郡的首府名为“宛城”。“宛”，据《史记》古注，读音为“冤”（ｙｕａｎ）。可“宛”的含义是什么呢？

　　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的富庶之区，古代文明的萌生之地，安集延则是盆地中较早出现的重要城镇。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曾引录《西域图志》卷４５说，安集延当古道，“与《史记》大宛‘土著有城郭’之说合，则古大宛地，当即今安集延诸城无疑”。而岑仲勉的结论则是：从对音来说，“余谓‘宛’本安集延之略译，似属无可非议”。安集延是中亚商贸中心、行旅集散地，长期以来，新疆各族居民曾将中亚商人泛称为“安集延人”。南阳，位于浅山盆地，宜耕宜牧，宜散宜聚，是丝绸（山蚕与家蚕并重）、瓷器、冶铁、农牧产品、农耘技术的荟萃之区。南阳别名“宛”，应该是丝路行旅们对南阳人文地理特点的共同指认。

　　早在秦昭王时期，南阳郡的府治已经叫“宛城”了。在东汉，南阳被视为“旧都”、“南都”，张衡为此写出汉赋名篇《南都赋》。南阳处在华夏区域南方、北方两个物候带之间，处在南北文明交流的通衢、东西交通的起止点。《史记·货殖列传》这样概括南阳的特征：“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汉书·地理志下》进一步解释：“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会也。”所谓“南阳好商贾”，或说民俗“好事”、“多贾”，无疑是远近、中外、朝野的共识。这就是它被称为“宛”的本意。直到明清时期，南阳仍然是商旅云集之处，社旗的山陕会馆等于南北商家的历史博物馆。

　　张骞通西域时期以及此前的民间商贸的起止点，是从伏牛山的宛城（南阳），到费尔干纳的大宛国。丝绸之路的一代又一代的行旅，沿昆仑山、祁连山、秦岭、伏牛山的山前洪积扇古道奔波往返着。

　　关于宛城（南阳）与大宛国，还有一个连结点。

　　渥洼池发现天马的时间，原始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１１３）云：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而《汉书·礼乐志二》记录《郊祀歌》十九章，第十章《天马》附注却说：“元狩三年（前１２０）马生渥洼水中。”出征大宛，索得汗血天马，则在太初四年（前１０１）。也就是说，渥洼天马初现池水，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再征大宛之前２０年，是天马追求的序幕。

　　关于渥洼池发现天马的过程，《史记·乐书二》有一条出自裴■《集解》的“李斐注”。注云：“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所谓“屯田敦煌界”，等于说遣戍边陲。原来，制造“水出天马”奇迹者，竟然是在此服刑屯垦的南阳新野人。这条注，又见《汉书·礼乐志二》。而渥洼池，早就无法具体指认所在，一般认为在敦煌边界（安西）党河流域。而安西的地理条件，与南阳、费尔干纳盆地大致相同：众水汇流，山脉环绕，土地平沃，宜耕宜牧，是行旅的集散地。特别是，安西古地名有“大湾”、“小湾”，也写作“大宛”、“小宛”（林竞《西北丛编》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６日、２７日日记）。显然，“宛”与天马的联系，并不止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丝绸之路的车与马，是古道存在的依托。天马的发现，则是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的动力。丝绸之路的起与止，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走向的路标。作为民间商贸的起止点，南阳与费尔干纳有着建立在古道之上的联系，有着近似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丝绸之路与马，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丝绸之路》有个经典论述：
　　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家都一致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和之后两个时代的造型艺术中，对中国马的描绘截然不同。
　　在先秦的古玉器与殉葬品之中，马的造型确实更接近牛，四肢粗壮，胸径短粗，臀部下垂，整体的感觉相当木讷。可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马的形象变得更加醒目，四肢修长有力，抬头挺胸，跃跃欲试，体现出龙的意蕴。马的品种从张骞“凿空”之后，也有了明显的改良。
　　说到丝绸古道的车与马、起与止，近来发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奇珍。南阳的汉画像石，是区域特有的名片。不久前在南阳市发现了一块画像石（如下图），根据内容，可以名为《巡行丝路》。这个长达３米、宽０．４米的画像石，是收藏家袁祖雨先生在民间征集的。在画面上，有八组骑士，中心是一辆三匹马拉的轿车，车上的乘客是一位指挥者。骑士分两类，一类是退却之中的弓箭手，从头戴尖帽与双护耳的形象判断，属于丝路早期的领有者塞种（萨迦）人，另一类是正在持续推进之中的汉朝出塞部队，驱除着阻断通道的对手，护卫着居于中心位置的轿车。画卷如同一部情节紧凑的“凿空”西域的电视剧，生动形象地再现出已经消失的历史细节。画面有２０馀匹健壮的战马，这些马匹的形象，完全符合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的描述。在拓片上，马的前胸与臀部分布有匀称的斑点，经观察原石，这些斑点不是石纹，也不是历次磕碰的痕迹，而是出自画像石刻制者的原创——这长长的历史画卷之上，表现的是汗血天马。汗血天马的索取与丝绸之路的通畅，互为因果。

　　除了消失已久的汗血天马，画像石上还有另一个有待诠释的器物：驾驭着三匹汗血天马的指挥车，竟然装备着一对巨大实木车轮，与南阳画像石以往表现的车轮迥然不同。联系到楼兰古城“三间房”附近得而复失的西域长史的坐车，真是意味深长。

　　自古中原行用的车辆，车轮必有辐条，装备着没有辐条的实木车轮的车辆，仅见于丝绸之路。楼兰与南阳，一个通过实物，另一个借助行进中的图形，分别出现了汗血天马以及巡行丝绸古道的“西域第一车”。《巡行丝路》画像石，对丝绸之路的马与车、起与止，做出了形象的、直观的演绎。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南北对抗，东西交通”，丝绸之路则起到了协调南北、牵系东西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据《文史知识》２００９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