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之舟

古浪地处偏远的沙漠边缘，加之有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使得古浪文化既秉承了中原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干燥的气候于使得劳动人民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循环式的生活，可谓苦多乐少。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终究掩盖不住古浪人民旷达、乐观、幽默、风趣的性格。正如文明与粗俗的东西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并列存在，古浪人民在创造先进文化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带有“性”的一些语言，尽管一些“性”的语言比较庸俗、低级，但同样生动、诙谐，反映出古浪人民特殊的心理结构与文化特点，现搜集了一些加以文化方面的阐释。一方面从“性”语言可以看出古浪人民对性禁忌的突破，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性”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心理。如果说正统的诗词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载体，那么这类庸俗低级的“性”语言同样也是普通老百姓的心声。由于中国人对“性”讳莫如深、谈性色变，但人们对性的态度有时候也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表现，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一样，尽管上帝与许多禁忌，但他们还是偷吃了禁果。而中国人有时又对性的态度有时非常的大胆。就像鲁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一看到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一想到裸体就会想到生殖器，想到生殖器就会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唯有在这一点上非常的丰富。鲁迅先生的话其实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对性的态度，越是禁止的东西越具有诱惑力。而古浪人民在苦多乐少的情况下，每当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闲暇之余时谈论的语言带有“性”的意味，也由此创造出许多的语词。而：“语词和神话意象，这曾经作为坚硬的现实力量撞击人的心智的东西，现在抛弃了全部的实在性与实效性；它们变成了一道亮光，一团明亮的以太气，精神在其中无拘无束无牵无挂地活动着。这一解放之所以能获得，并不是因为心智抛弃了语词和意象的感觉形式，而是在于心智把语词和意象都用作自己的器官，从而认识出它们的真实面目；”①可见由于史前对生殖的崇拜与信仰使得劳动人民对原始文化中神秘的生殖在社会机制日益加强的情况下讳莫如深，由于表层的理智，宣泄不了底层的原始精力，它汩动着，寻求自己的出路，一旦摆脱社会机制的禁锢，便唤醒沉睡已久的潜力而汩汩而出。于是好多“性”语词便逐渐产生。
其一，就是与女性生殖有关的，如 “摩屄擦痒”。这一语词是通过男女之间性交时来回摩擦的动作生发而来，后换喻为干事时磨磨蹭蹭、拖泥带水，办事效率不高。还如“卖×下的”、“大姑娘骑驴×夹紧”等。这些都是带有性侮辱的一种骂人的刻薄语言，反映出劳动人民对那些淫荡且出卖自己肉体的女性的歧视。由于在古代男权社会的支配之下，许多女子往往为了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迫不得已出卖自己的身体，但仍被视为下流的行为。于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这个词语以表达他们的爱憎之情。那么为什么有许多词语偏偏把女性的身体特征尤其是女阴作为比喻的对象呢？由于远古时期人们对生育的现象讳莫如深，后来发现妇女在生育和生产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妇女对于不会操心，没有远见的野蛮人是神明：她是聪明而有预见的人，支配他的命运，从摇篮到坟墓。”②所以一开始就将女性神化。正因为妇女是人类繁衍的体现着，而妇女身体的特征是乳房突出、臀部肥大，女阴又是妇女的根本特征，它既是两性交媾的媒介，又是生育子女的产门。“按照原始思维的方法，局部可以代表全局，个别可以代表一般，女阴当然可以象征妇女。”③一旦这种心理积淀在人们心里时往往会选择女性的局部特征表现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亦即对女性生殖的崇拜和信仰。
也有些一些把母亲的生殖作为辱骂的对象如“操你娘”这一点著名学者叶舒宪先生从反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国人骂娘的深层心理基础。他说：“‘国人惯于骂娘’的深层心理基础，那就是制造变相的乱伦，从而宣泄在以孝为教的中国文化中受到严酷压抑的乱伦欲望。弗洛伊德的分析认为，在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之下，男孩子于无意识中将母亲作为自己的性欲对象，同时，‘男孩用把自己与其父亲等同起来的方法来对待他的父亲’，弗洛伊德把后一现象称‘自居作用’。随着自居作用的发展，男孩希望取代父亲在父母关系中的地位。尽管这种取父亲而代之的愿望因现实原则的阻碍无法实现，但自居作用本身却在男孩性格发展中加强了男子气质。通过骂娘的表象，我们似乎看到了男人们取父而代之的潜在欲望，这样一来．以骂娘为攻击耐象的脏话就成了有效释放俄哺斯冲动，宣泄受阻的乱伦欲望的最便捷的渠道。无怪乎骂娘者总是或隐或显地以母亲的性伙伴自居——或是直接用“×你娘”的幻想制造试图充当父亲或是用‘你妈×’等隐语暗示母亲的性器官，间接达成乱伦幻相。”④
其二，是与食的观念联系紧密的，如“烂货”（形容那些坏女人）、“馒头”（乳房）。食与色是人类生存的两大要素，也是一切艺术产生的主要源泉。而在重食的中国古代则把食与色联系的更加紧密。先秦时候告子就说过“食色乃人之本性也”，还如《诗经·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食” 又称“朝食”，《诗经·陈风》：“乘我乘驹，朝食与珠”。食则饱，不食则饥，因此以饥或朝饥比喻为性饥渴。这些都是以隐喻来比喻食色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国人巧妙地将食与色联系起来，至今在许多语词当中可以发现这一点比如“性饥渴”、“垂涎三尺”等。“随着文明发展的进程，性行为及与之相关的概念逐渐遭到正统意识形态别的排斥，在不同程度上同罪恶、肮脏等负价值观念发生了联系，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而与性欲并列的人类另一主要欲望食欲则要幸运的多，不论在“以食为天”的中国文化中还是其他文化中，对食欲的满足都不至于遭到过于强烈的压抑和谴责，与食相关的各种语汇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西文中美的概念源于性美学而不适用于食；中文的美的概念源于食美学而又可推而广之用于性快感。”⑤这种观念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同样食与性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调侃性的说道“食欲不行，百欲不振。”把乳房喻为馒头也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三是与日常生活中的穿着有关，如“破鞋”，由于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其特有的性象征意义而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总是或比或兴地与女性构成隐喻的关系。破鞋，侮辱性脏话，泛指作风不正派、不守礼教规矩的女人。旧时形容女性阴道象靴子，因而称同嫖一个妓女的嫖客为靴兄靴弟。后转称作风不正派的女人为破鞋。
“破鞋”一词据说来源于旧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那些没有字号的出卖肉体者，在住宅兼工作室的大门外，挑挂一只绣花鞋，做为幌子。日久天长，风吹日晒，那只绣花鞋就成了“破鞋”。于是“破鞋”就成为一种代称。破，有破开的意思。《通俗编·妇女》：“宋谢幼盘诗：‘破瓜年纪小腰身’，按俗以女子破身为破瓜，非也。瓜字破为二八字，言其二八十六岁耳。”《随园诗话》卷十三有云： 《古乐府》：“碧玉破瓜时。”或解以为月事初来，如破瓜则见红潮者，非也。盖将瓜纵横破之，成二八字，作十六岁解也。鞋，按照有些学者的解释通“谐”。可见女子一旦被破身后若再与别的男子发生性关系就被称为“破鞋”。可见鞋作为一种性行为的代码反映了乱伦或婚外性行为的做法自然会受到老百姓的批判，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的淫荡女子更难以为人接受，于是作为一种恶毒的攻击性语言而流行。尽管我们不提倡不文明的语言，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折射还是不容忽视。
“花心萝卜”在古浪方言中一般指的是对感情不专一的男子。花一般象征女性的纯洁与美，比如把处女称为“含苞未放”的花朵，花开意味着女性青春的成熟，是女性性魅力的高雅的表达，如古典诗歌中所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可见能讨得女性欢欣的男子一般才能获此“殊荣”。这也是以前陋习的遗存，对这种不文明的做法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提倡。其实“花心”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当作女性生殖加以描写。而在方言中的这种说法一方面反映了部分心理不健康人的一种畸形的羡艳心态，但更重要的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那些感情不专一的人的挖苦和讽刺，以此表现他们所遵从与认可的道德尺度。
   “洗（喜）了没”这是流行与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一种换喻性的说法，亦即做爱或性交的代称。由于妇女在人类繁衍的过程中起着非常主要对作用，但当众谈性毕竟有伤大雅，于是她们把做爱或性交换喻为洗（喜）以此判断怀孕与生育的时间。还有些通过对性的声音的模仿表现出对性禁忌的突破。
另外就是与男性生殖崇拜有观的。男根崇拜在华夏地区早已深入人心，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字“且”。这个“且”字看上去分明是竖立的男根 。《礼记》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今天，一些地区仍然称外貌象男根的石柱为“石祖”。同时鸟作为男性生殖器象征在世界上亦多见。但与蛇图腾以象形男性阴茎不同，鸟作为生殖器崇拜来源于以鸟类的卵生类比男性睾丸，以后逐渐延伸为以鸟象征男根。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赵国华先生说过：“从表象看，鸟可装男根之形……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新生命是由卵发育而成的。于是他们联想到蛋白与精液的相似……从而认识了男根所特有的生殖机能，亦悟到了种的作用。这是人类对自身生育功能和繁殖过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食认识带有飞跃的一次深化。男性有两个‘卵’，相比之下，鸟不仅生卵，而且数目更多。因之，缘故先民遂将鸟作为男根的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生殖繁盛。”⑥早在殷商时期，殷人便认为自己的始祖是鸟：“天生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郭沫若曾精僻地指出：“玄鸟就是凤凰”。并说；“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郭沫若全集》第一卷328页)另外。象《水浒传》中鲁智深、李逵等人骂人词汇中的“鸟”、四川俚俗口语中的“雀雀”、“鸡儿”、“挨毯”、河南俗语中的“鸭子”，甚而英国人俚语中的cock(公鸡)都是指男性生殖器。而古浪把男孩的生殖叫“鸡巴”或 “小鸡鸡” 由于这种生殖崇拜在远古时期不带有猥亵的意思，而充满了纯洁、庄严、神圣的味道。古浪对男孩生殖的昵称既是男尊女卑思想的消极反映，也是对男性生殖力崇拜的表现和家族繁衍的重视。还有些是与男子的精液有关，如“餸”，这一词语包含两重意义：一是表示对对方的侮辱，其二表示亲昵的称呼而后者往往用于熟人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之间。由于在农耕社会中人们对农业的生产、丰收非常重视，为了农作物的成长与丰收，举行一些与“性”巫术相关的活动促进农业丰收，比如，播种的男人要吃饱肚子，认为这样可以使谷粒饱满。有的地方播种要吃鸡蛋，使谷种卵一样生生繁衍。而男性的精液就像雨水滋润万物一样对植物的播种、发育、生长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精液也就具有生命的赋予者而深受人们重视。可见“”这一词语既有骂人的意思也有一种崇拜的因素在内。
总之，性语言是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性”文化现象，这也是远古时候对性崇拜的文化心理的折射，毕竟人是一种高级动物，性欲是一个基本生活的需要，它必然反映在生活当中。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劳伦斯先生说：“性是人生来具有的自然本性，性与生命同在”。就像 “诗人有一种特殊的禀赋，能把日常语言的抽象的一般名称掷进诗的想象的熔炉，铸出新的样式。由此他能够表达一切具有无限细微差别的情感，欢乐和悲伤、愉悦和苦恼、绝望和狂喜等等别的方式不可及的和说不出的微妙情感。”⑦那么古浪人民也通过这种粗俗的语言表达其他语言难以传达的意义。尽管这些语言是赤裸裸的、粗鲁的甚至是极其猥亵的，但作为一种俗文化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正确的引导，对文明程度的提高，语言的净化已经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人的理智水平和道德水平提高了，人际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和调整能力加强了，禁忌制度越来越成为人的愚昧无知、软弱无力的根源之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巨大的精神枷锁。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古代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老子》认为社会上禁忌愈多，人民必须愈益贫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对禁忌的这个批判尖锐而又深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谈及阴阳家的功过时，对宗教禁忌有这样一段评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新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认人事而任鬼神。”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所以，对于类似的民俗活动，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崇神信鬼的迷信活动，应该认识到其传承对于民族历史和心理的研究具有保留参考的价值。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播，存留在民间的一些禁忌现象一定会破除。
①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 6月1版P36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P42
②、③宋兆麟《民间性巫术》，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P47
于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22
④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580
⑤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30
⑥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P257
⑦恩格斯·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出版1988年6月第一版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