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优良传统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3 08:00 光明日报
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社会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八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和大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最主要特点有如下几点:一是变革加快。辛亥革命后,社会变革加速。经济方面,近代工业有较快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一些大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队伍在发展壮大,已从辛亥革命前的50万—60万人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200万人左右;政治方面,有了初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组建了许多政治团体和政党,建立了国民议会。二是列强宰割。辛亥革命不久,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5年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与朝鲜、越南、印度、印尼等国不同,它不是面对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遭受“列强”的宰割,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三是复辟帝制。在辛亥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国民政府只存在三个月,统治权很快就被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所窃踞。袁世凯上台后,立即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组织暗杀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下令解散国民党,逼迫孙中山等人流亡国外,并于1915年悍然称帝,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四是军阀混战。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皖、直、奉三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及其继承人曹鲲、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以及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控制权,彼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和战争,使国家长期陷于分裂和战乱状态,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五是思潮澎湃。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之中,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应有尽有,新旧思潮的斗争异常激烈。
上述五点包括了民国初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五四运动是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是以发生于1919年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而得名,但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过程。它的发生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这次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时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切需要提出救国方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代表人民所作的郑重历史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和命运。
五四运动的三大优良传统
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第一,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
“民主”和“科学”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由《新青年》杂志所倡导并举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两面大旗。陈独秀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就开始把德、赛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攻击。陈独秀在该文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那时,民主和科学并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启蒙学者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药方,而只是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这两大精神武器。这说明,他们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因为这两个精神武器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需要。他们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强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也包括科学技术的意思,并不是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关于科学的重要性,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把科学和民主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舟车的两轮。他大声疾呼广大青年,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去战胜当今的恶社会,而不要为恶社会所征服。这可以说是《新青年》纲领性的战斗檄文。
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同封建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启蒙思想解放运动。把民主和科学并提，这是因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一方面，民主是科学的保证，有了民主制度，科学才能发展繁荣；另一方面，科学又能促进民主，科学的发展必然会推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因而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还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1917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宣传劳工神圣，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行教授治校，提倡学术自由，倡导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一些具有变革思想的文化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时期关于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名著中，提出新中国不但要有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政治、新文化。所谓新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谓新文化，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和科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发扬民主，不发展科学，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民主和科学的高度重视。当然，这时民主和科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变化，并赋予了新的涵义。“民主”既不是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新民主主义民主，而是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已不局限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是发展繁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整个教育科学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主和科学问题上尽管出现一些曲折，但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在政体方面，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政体民主促进国体民主。我们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二是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力。我们不断强化人民权力观念，切实保障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力。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和建设法治国家。坚持用法制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党中央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是搞好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坚持发展要靠科学。科学包括两大类，即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党和政府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大力弘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是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问题是怎样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发展才能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开创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1919年巴黎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以及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等各项要求。然而会议在英、法、美、日等列强的操纵下，否决了中国的要求，并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竟违背民意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象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翌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和学生的支援。6月3日，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投入斗争。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相继进行政治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重大作用。随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总起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五四运动的始终。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一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哺育了像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那样足以使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刚健自强、追求真理的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和特点。五四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其锋芒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凝聚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反对国内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爱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仅热爱哺育自己生长的土地山河，热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而且热爱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是新的更高类型的爱国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包括理论层面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想层面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道德层面的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徘徊在十字路口，反映不同政治势力的各种新旧思潮异常活跃，斗争异常激烈。当时主要社会思潮有三种：
一是维护封建旧秩序的“孔学”思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招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袁世凯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不遗余力地鼓吹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三纲”和“五常”，甚至竟提出把“孔教”立为“国教”。袁世凯曾颁布“祭孔诰令”，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是立国的根本，并通令全国祀孔读经，一时社会上“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笼。他们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
二是变革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潮，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良方。《新青年》最初也是主张民主主义，认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并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孔圣人，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两面旗帜，提倡“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要求从“三纲”、“五常”的束缚下获得个人解放和自由发展。张东荪、梁启超、胡适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
三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如雨后春笋般输入中国。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接受的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早在1913-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他在1918年发表《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19年，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代表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郑重的历史选择，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至今整整90个年头。在这90年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是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这个期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长期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会既有成绩又有失误，而且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在探索中，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失误。第三个30年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有了30年艰辛探索所换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没有30年的理想追求和30年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30年的成功实践。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根本价值所在。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第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全国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只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就达到400多种，介绍和宣传马列经典著作和学说。1920年4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在上海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0年冬，“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体上也都是在这个期间通过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第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国的未来，于是开始筹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从1920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3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由陈独秀、李大钊组织协调，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时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357 页）
第三，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城市一些阶层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贼的全国规模的最广泛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并获得当时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大胜利。就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影响来说，超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是无产阶级领导，其性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中国革命已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总起来说，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从此，中国近代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执笔：赵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