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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如何照亮今日青年

北青网 2009/05/03 09:47  来源：半月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岁月悠长，当年降生的婴孩如今若健在也已是耄耋老人，但五四精神从不曾老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鲜活，甚至更加难以定论。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从近年来不断高亢的各种争议之声就可见一斑：有人将其供于神坛，奉为先驱、传统；有人将其推上审判席，斥之为文化断裂


　　根源。无论如何，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界、政界以及社会、个人而言，五四运动仍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精神文化库。对于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也仍然需要对五四精神的两翼——科学与民主深入反思，加以继承和发扬。


　　纪念五四：从一元走向多元


　　正如五四精神在不同时期曾经历过多轮阐释、呈现出多棱光芒，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的纪念不再仅仅围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展开，在“爱国、进步”的主旋律中，社会各界正以多元的视角和方式，汇成纪念五四的多声部交响曲。


　　关于五四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是主流。今年4月5日，在1919年《巴黎和约》签署地巴黎凡尔赛宫，全法学者学生联合会、欧洲时报等共同启动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朱小玉公参指出，90年前在这里签署了不平等的《巴黎和约》，让当时的中国青年深感“弱国无外交”的切肤之痛，从而引发了著名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如何继承五四爱国精神，在华人青年学子心中，引发出无限的思考。


　　文艺界为纪念五四运动相继演出歌剧《青春之歌》、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出版界以《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等种种文本、丰富史料从不同角度对五四及那一时期展开回望，表明我们的文化正自觉地对五四进行新一轮翻检：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五四的精神魅力和复杂性？我们如何摆脱对五四符号化的认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指出，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得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认识五四，摆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留下的烙印，必须回到五四运动发生时的众声喧哗的时代，在那个历史场景中重新体认五四精神的巨大价值。


　　人文思想界在一次次讲座、讨论中争鸣，既是与五四先贤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更是对今人灵魂的撞击。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处处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3月7日，在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科学”和“民主”，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用民主和科学无法完全概括其意义。民主与科学的人文思想基础正是平等和自由。平等自由是人民群众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们就可以承担困难，来追求我们的幸福。只有坚持了人的自由平等，才有正当的法制，社会才会趋向民主，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科学。


　　感恩五四：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正是继承了五四精神


　　“现在是有青年无‘五四’！”谈起五四运动９０周年，供职于京城一家媒体的青年人小周语出惊人。“现在的青年人追求的是物质的富裕、现世的安稳，根本懒得去了解五四精神。”这样的悲观论调也许过于偏激，但它流露出的是一种普遍的担忧：我们是否还有“五四青年”？今日国民、特别是今日青年是否具有启蒙精神，是否具有公民意识？


　　事实上，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这样的进步与五四精神的继承不无关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撰文指出：“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公民社会’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在学术界，多数人不仅对公民社会的概念相当模糊，而且对公民社会持怀疑的态度。如今，公民社会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今年1月，俞可平、高丙中、袁瑞军等20余位著名学者历时3年完成的首册《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出版，此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书中囊括了《政府转型对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式的社团革命》《中国公民社会指数》《中国志愿者服务的发展、问题及其走向》《我国网络媒介事件中公民性的体现与意义》等重要学术成果。不难看出，在中国的民间组织、志愿者、网民等社会群体中，具备启蒙精神、公民意识的今日“五四青年”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越来越多。


　　发展五四：用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迎向未来


　　五四对国人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特别是在面临新一轮社会转型的当下。


　　4月10日，“五四的精神遗产”座谈会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举行。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提出，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文化重建，即建立新文化，以此来取代以往的与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社会结构、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对比现在另一轮社会转型以及文化重建，虽然处在不同的阶段上，但是从一定意义上看它们是有相似性的。”李长莉说。


　　在社会转型时，国人不仅需要一种迎向未来的勇气，更需要认知体系的更新。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的，五四先驱提出要以现代“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他们所主张、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是社会发展、演进的重要前提，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仍然十分重要。作为今日之青年，唯有秉承五四时代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才能推动我们的国家实现顺利转型。


　　“历史不是已成为化石的过去，更不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被截取的孤立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是一艘摆渡民族的巨轮，是一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正如全法学联主席李正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上所言，“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爆发于这一年的五四运动以及由其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历史是一段段螺旋上升以助民族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度的阶梯。纪念五四运动及其引发的中国巨变90周年，就是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锻造我们走向未来的钥匙。”（记者 许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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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该怎样纪念“五四”

北青网  2009/05/03　09:55:00  来源：光明网

　　参观、讨论、文艺汇演之外，更要思考“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
　　今天，大学生该怎样纪念“五四”

　　90年弹指一挥间。1919年的“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以一腔爱国热血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曾经的辉煌，如今有多少沉淀在当代青年的心里？在校大学生是否仍然将“五四”精神铭记于心？


　　纪念“五四”要与当代现实相结合

　　“五四”临近，某高校论坛上一个学生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写道：“很快就要迎来‘五四’青年节了，学校里也开始为它而准备各种各样的活动，说实话，长期以来，这个节日都是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度过的。”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书记王征说：“如今一些高校组织纪念‘五四’的活动，不外乎是参观、讨论、学习什么的，无法引起学生共鸣。这就导致大多数大学生对‘五四’的认识，还停留于表面，对‘五四’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没有过多的思考。”

　　今年，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有两场电影的放映非常引人关注，一场是《李大钊》，一场是《孟二冬》，前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后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为人师表、品德高尚的典范，两场电影的放映体现了北大纪念“五四”运动的精心安排。

　　“我们纪念‘五四’，不能单就历史谈历史，而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深入探讨当代青年与‘五四’精神的关系，让学生们去关注、去思考，与新时期新形势相结合。”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马化祥说，“就像这两部电影的放映，就是传承革命历史、颂扬时代先锋的一种体现，相信会给学生带来不同的感受。”

　　北京师范大学早在今年4月初就发起了“弘扬‘五四’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全校50多个学生党支部自己设计纪念活动，有的和专业结合探讨“五四”精神，有的走进社区服务群众，还有的院系组织学生参观鲁迅博物馆，学生自己做讲解员，边讲解边讨论，通过了解历史，分析现实问题。北师大学生工作部部长梁家峰说：“高校纪念‘五四’应该着重探讨‘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我理解，就是培养学生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努力创新、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责任感和上进心。”


　　让当代青年多领略青春向上的精神

　　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上海、山西等地11所高校的学生中进行了一次“‘五四’知识调查”，被调查学生85%是本科生，分布在理工、文史、艺术等各学科。

　　调查显示，在几种了解“五四”运动的途径当中，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了“课堂讲授”，通过报刊、网络等进一步去了解“五四”的学生少之又少。能说出“德先生”、“赛先生”分别代表什么的学生占八成。被问到“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时，绝大多数人只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而同是正确答案的“爱国”、“进步”和“个性解放”却被忽视了。

　　“五四”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时至今日，先辈的声音仍然振聋发聩，“五四”精神需要在年轻人身上继续传承和发扬。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为纪念“五四”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似乎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说，现在，有些青年人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青春气息，让他们多领略“五四”那种青春向上的精神，在打好学业基础、真正学好本事的同时，保持理想与朝气，有一点使命感与事业心。就这一点来讲，“五四”精神对于青少年并不过时，仍然是促进他们成长的重要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


　　把“五四”精神内化到学生心中

　　仅仅是为了不忘却而去纪念，“五四”就成了各学生机构或社团扎堆办活动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一个大家都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五四”真正的精神内核却被我们所忽视。

　　吉林农业大学团委副书记董雅致说，如何引导和提高当代大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内容的认识，值得高校认真探讨并努力践行。“应该在日常活动中寻找到合适的载体，一方面带给学生冲击和震撼；另一方面，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不仅仅是看热闹，同时还能够反省自我，提升精神境界。”

　　北京大学大一学生周南加入了学校乡土中国学会，每周都会去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已经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像周南这样热心公益、志愿付出的“校园义工”，在如今的高校学生群体中，何止成千上万，他们继承了“参与、奉献、互助、进步”的奥运志愿者精神，在校内外传递着温暖与爱心。

　　“学校要做的是把‘五四’精神内化到每个学生心中，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天津工业大学团委书记张华泉说，“我们目前在全校所有本科专业中都成立了专业社团，二课堂服务于一课堂，帮助学生提升专业兴趣，锻炼实践能力，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做人，这是在新形势下对‘五四’精神的延伸，很受学生的欢迎。”

　　温儒敏表示，学校应当有学校的品格，特别是大学，应当是思想库，不应当什么事情都跟着市场效应亦步亦趋，否则就谈不上民主和科学，当然也就和“五四”精神感召下的大学精神相去甚远了。“如果一所学校能秉承‘五四’精神来办学，学生自然就能得到‘五四’精神的熏陶，就会有理想，有爱国情怀，‘五四’传统就能得以延续，这可能是更深层次也更有效的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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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五四

袁绪程

http://view.QQ.com　 2009年05月03日08:01 　来源：中国改革网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活动纷至沓来，五四运动的新诠释也不绝于耳。也有人批评五四运动中的缺陷，比如发生违法火烧房子等等。不论五四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她在我的心中，或许在曾经年轻过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已定格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一种荣誉，一种象征，这就是爱国、科学、民主、新文化。


穿越90年的时光，回首峥嵘岁月，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爱国吗？当孙中山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可曾注意到，专制的“麻袋”被打开后，曾被麻袋紧紧封住的亿万个“土豆”会四处流散？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一盘散沙、四处流散的“土豆”——亿万中国人重新聚集在爱国的新帜下。


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大声疾呼：不要问你的祖国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祖国做过些什么，你是否想到，这个美利坚合众国是由美国人自己缔造的家园？当作家白桦轻轻地问自己：国家不爱你，你还爱她吗？他显然弄混了国家和政府的区别。国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不爱，谁爱？尽管它有许多瑕疵，是那么的不如意，我们仍然深爱着她——因为她是我们的祖国。爱国并不等于盲目的排外，排外并非爱国，正如竞争并不等于侵略一样，我们要敢于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为国家竞争更多的正当利益。我们也要善于合作，要与各国人民一道创造一个多赢的世界。


我们也不妨自省：我科学了吗？高歌呼吁科学90年了，还有人打着伪科学在骗人，用科学的“方法”造假、坑人，如往牛奶里掺入三聚氰胺，用敌敌畏泡制火腿，教授造假论文，假冒伪劣俯拾皆是等等。科学是求真的，当被视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都敢造假，你还能相信谁呢？不要忘了，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认知的工具，也是一种心态，讲科学就是要求真务实，改变中国人“一夜暴富”的心理，要“流着汗去吃面包”。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也不妨反思：我民主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相比千年专制，我们的确民主多了，但离五四那一代青年人，“一二九”一代、“老三届”一代青年人乃至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人心目中的民主还有多大的距离呢？民主是一种思维或生活方式，我们要学会“我反对甚至厌恶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的博大思维和胸怀。民主既是激励手段，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终极价值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民主是舶来品，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段上，甚至是奢侈品。民主更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建设的长过程，我们要多一份理性，多一点耐性，多一份努力，多一点信心，来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


同样，我们也不妨拷问：我新文化了吗？我们是否兼容并蓄，在继承古老中华文明的精华基础上，创造出了现代中华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品格，更是一个国家的底蕴。制度规则可以趋同，文化则应求同存异。在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征途中，也许任重而道远。


探索新文化、图存救亡的五四运动的激情岁月，已渐渐远去，它甚至消失在光怪陆离的城市及其市民的灯红酒绿之中。但我仍然坚信，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一种荣誉、一种象征，她永不褪色，永远铭刻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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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推出《新青年》全套珍藏本  

邓凯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2 10:13　来源：光明日报

　　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投入巨资，利用现代技术将《新青年》杂志重新限量印刷九十套，再次让这部经典史料文献面向公众。据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为保存珍贵史料，1954年，人民出版社历经艰繁，在全国范围内，对《新青年》杂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收集整理，集齐全部63期，影印为精装16开合订本一套，按年代分为11卷，包括了9卷月刊（每卷6期），1卷季刊（该卷共4期）和1卷不定期刊（该卷共5期），内收《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全部63期。这套合订本资料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新青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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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新青年》63期合订珍藏本发行 　　　　　　

袁晞 | 来源: 人民网：2009年05月02日 |


       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新青年》全部63期珍藏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为保存珍贵史料，1954年人民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对《新青年》杂志进行了细致的收集整理，搜齐全部63期，影印为精装16开合订本一套，内收《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全部63期。由于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收藏价值，影印出版50多年来，所有套书早已售罄。此次人民出版社利用现代技术将这套书重新限量印刷，再次让这套经典史料文献面向公众。

    《新青年》63期合订珍藏本全套11卷共12本。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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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将“复刊” 文化界名家纷纷力挺

北京文网 2009-04-23 08:49:50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曾是一个时代的风尚，诸多文化先锋藉此发出声音。

　　本网讯在明星作家纷纷当主编的浪潮中，记者近日获悉，中国作家富豪榜制榜人吴怀尧即将推出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书，预计五月期间面市，该书目前正在紧张的编辑过程之中。在谈到为何用《新青年》作为杂志名称时，吴怀尧说，“新青年非以年龄划分，而是文化概念，所有具备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其实都可以称为新青年。”用这个名字，其实既有创刊的意思，也有复刊的意味，“90年前陈独秀办过一个杂志就叫《新青年》，他在杂志宣言中的理念，比如他所呼唤的诚实、进步、积极、自由、平等，反对虚伪、保守、消极、束缚等，我是赞同的。”

　　据悉，《新青年》主要由访谈、专栏、沙龙构成，整书注重思想性和趣味性。尽管该书尚未出版，就已经获得众多文化界名家的力挺，专栏部分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精英分子，有文化界“南朱北何”(朱大可与何三坡)、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于坚、短篇小说圣手张万新、《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岳南、《天仙配》作者时白林、传媒人赵牧、潘采夫等各个年龄段的名家。著名文化批评家何三坡说：“90年前的《新青年》，带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期待90年后的《新青年》能让一个时代显得年轻。”

　　《新青年》的出版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张业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透露，“《新青年》读者定位为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年龄段主要分布在18岁到38岁之间。”

　　当记者询问即将问世的《新青年》杂志书与郭敬明、韩寒、饶雪漫、张悦然、蔡骏、郭妮等春春作家主编的杂志有何异同时，吴怀尧并没有正面回答：“差别是肯定的，《新青年》的关键词是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有趣而不乏深度，给有梦想有担当的人看。”(文/翟维纳)

　　

【文网链接】

　　

《新青年》的精神初始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包括新文化在内的“五四运动”向被称为启蒙运动，这个称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假设，社会蒙昧，只有那几个启蒙者才清醒。新文化由《新青年》而发的，我现在找出它的第一卷第一号，是为了考查这份杂志诞生时的精神初始。

　　《新青年》姓“新”，新文化也姓“新”，唯新是进，乃是这份杂志乃至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刊有《新旧问题》一文，新文化运动对新旧问题的态度由此肇始，并贯穿始终。

　　署名汪叔潜的这篇文章首先把新旧问题视为国运的枢纽：“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甚至交际应酬亦有新仪式旧仪式。因此，从国家到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宇宙大千，本为多元，该文将无限丰富的多元归纳为新旧之二元，这是一种简单的化约。针对该文自己划分的新旧之争中的三种态度：伪降派、盲从派和折中派，作者不仅“恶乎”前二者，“尤恶乎折衷”，因为它的主张是新旧调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这是二元并立的观点，但，该文的价值观却是二元对立，作者的态度很直截：“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新青年》以新自居，在理念上，它容不得旧，因而呈现为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在态度和语气上都很决绝，带有绝对主义色彩。作者认为西洋文化“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新旧本为天地之自然，哪怕就是植物一株，新枝旧叶，亦为同时。可是，在《新青年》那里，新旧之间，“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该文暗含严复进化论的思想，适者生存的“适”，被突出为生死存亡间的斗争。势至于此，新与旧便成了一种只能是排中的选择：“如以为新者适也，旧者在所排除”，“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最后，作者用极端的语气再度重复了自己：“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从立论到表述，此文很典型地揭橥了《新青年》和新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精神特征：一元、绝对、排他和独断。《新青年》的精神初始，尽管也呈现出多元特点；但，这方面的文化症候，也逐步开始形成，当初所形成的价值底色，亦是它从一开始就搭建而成的文化框架。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篇文章，也许我们漫不经意，可是，当它声势大张，酿成定局，回头看去，问题才显得那么明显。就此文而言，和它表现相反的那些价值，比如多元、宽容、调和、相对等，《新青年》非但缺乏，而且反对。在后来发生的旧文言和新白话的讨论中，陈独秀的态度堪为一绝：“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当然，《新青年》里有个胡适之。胡适不是没有发出宽容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从来不是主流；而且胡适自己在这一点上(就他对文言及旧文学的态度言)，亦不免知行分离。换言之，形成世纪影响的是新文化中的陈、胡、鲁，但，最终是陈独秀和后来居上的鲁迅形塑了新文化的传统而非胡适。如果日益边缘化的胡适还可以作为多元与宽容的精神表征，那么，陈独秀和鲁迅则活生生地人格化了什么叫一元、什么叫绝对、什么叫独断和排他。

　　《新青年》问世，即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此文声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但，近现代以来，系统传播西方文化，非自新文化始，而是自严复始。严复以一人之力，系统译介各种西学，并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非但没有根本冲突；相反，越至晚年，他越是努力调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中西文化势不两立，非自严复始，而是自新文化始，由此开始一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颇为喜剧的是，新文化标举西洋，西方自由主义的多元与宽容，它却没有学来；它视传统为仇雠，传统中“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的绝对主义逻辑，它却发挥得穷形尽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邵建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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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星移斗转九十年，五四精神犹先锋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05月02日 15:39　

　　中新网5月2日电　美国《侨报》当地时间5月1日刊发社论文章说，如同90年前的先辈一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会从不断的困苦磨砺中逐渐找到生命的真谛、价值的真理，正如通过去年的地震和奥运他们开始发现人生、塑造价值，并令外部世界感受到他们青春激情的磅礴力量。文章摘录如下：

　　90年前，1919年5月4日，中国青年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外抗强权、内反专制，爱国运动，壮怀激烈。彼时，正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在历史路标上的分野，启蒙与救亡同在，绝望与希望共存。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雕像，刻画出了那个风云暗夜里中国新青年的生动场景。

　　90年来，一代代中国新青年共同塑造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最生动、最悲壮的记忆：二十年代，宣扬新学，投笔从戎；三十年代，家仇国恨，赴死抗日；四十年代，南征北战，建国立功；五十年代，西走边疆，东进援朝；六十年代，红色激情，卷入文革；七十年代，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八十年代，万众高考，追求新知；九十年代，逐浪商海，实业兴国；进入新世纪，投身科技，织网结络……演出一场场历史之剧，有浩然正气，也有青春悲怆。

　　90年后的今天，国际风云急遽变幻，昔日之现代化已被当今的全球化所取代，而昔日之帝国主义已为当代之资本主义所掩饰，至于当年的内忧外患如今犹在，只是内忧已经变成了一胎化政策的深度社会影响和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危机，外患则是不断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一场美国危机、全球买单的金融风暴。

　　90年后的今天，大学生村官与城市啃老族并存，青年志愿者与宅男宅女族并存，职场白骨精与毕业闪婚族并存。从巴黎街头宣传西藏的李洹到护卫奥运火炬传递的金晶、从地震奥运的志愿者群像到中国的城市建筑工地上的青年农民工——每个时代的青年中都有暗色忧伤的群像，也都有闪耀着最为活跃、最令人充满希望的个体。

　　如果把五四精神比喻为人，今年也有九十岁的高龄了。许许多多历史经验令人对今日之现实感到隐痛：五四精神是否正在褪色并成为一件被逐渐遗弃的近代史外衣？当年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民族危亡问题今已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经不合时宜。但是，爱国与进步的理念，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何尝过时。作为解决中华民族复兴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五四精神，之于中国每一时代，何尝不是先锋人格的特质？

　　这种先锋人格的五四精神，于今日之中国新一代青年似乎可见的越来越少：

　　就爱国而言，他们西化意识强、本土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爱国主义激情，也不缺少那些简单的、程式化的条件反射，但似乎缺少了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持续行动；

　　就进步而言，他们独立意识强、合作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人生进步发展的能力素质，也不缺少国际视野，但似乎缺少了持之以恒的进步发展的耐力、信仰和意愿；

　　就民主而言，他们权利意识强、责任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民主思想和实践的知识储备，不缺少对西式民主的津津乐道，但似乎缺少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政治兴趣；

　　就科学而言，他们物质意识强、精神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作为行业专业技术的学习，不缺少掌握高科技消费产品的能力，但似乎缺少对文明思想的体会和感悟。

　　无论怎样，关于中国青年和他们的未来，正如毛泽东1957年所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更早些时候，梁启超也说过，“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江山代有才人出”，本报相信，如同90年前的先辈一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会从不断的困苦磨砺中逐渐找到生命的真谛、价值的真理，正如通过去年的地震和奥运他们开始发现人生、塑造价值，并令外部世界感受到他们青春激情的磅礴力量。若是不相信他们，则又何以相信未来之中华民族必然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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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人物:“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刘半农

陈漱渝

中新网  2009年05月02日 14:25　来源：今晚报　


　　1934年，当43岁的刘半农因患“回归热”猝然去世的时候，他的老友钱玄同敬献了一副相当长的挽联，上联概括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容低估的历史功绩：“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立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当有人在刘半农死后歪曲他的形象的时候，鲁迅挺身而出，指出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鲁迅“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

　　刘半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最出风头的一件事，是1918年3月跟钱玄同演出那场广为人知的“双簧戏”。当时，《新青年》4卷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个总题目下，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是钱玄同托名写的《王敬轩君来信》，集中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攻击诋毁之词；一是刘半农执笔写的《复王敬轩书》，逐条驳斥守旧派的谬论。刘半农的复信，把新文学倡导者的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著名诗人朱湘在《我的童年》中谈到，他之所以“皈依新文学”，就是受刘半农影响。刘半农这篇驳论，“道理更为多些，笔端更为带有情感”，“有许多人，连我也在内，便被说服了。”鲁迅也赞扬刘半农“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刘半农后来回忆说，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已被顽固派视为“非圣无法，罪大恶极”；提倡白话诗则更为他们所不容。刘半农跟胡适一样，堪称中国新诗的先驱。1918年1月，中国的新诗首次出现在《新青年》4卷1号，所载9首诗中，就有刘半农的两首：《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相隔一层纸》。1926年，刘半农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扬鞭集》，上卷收1917至1920年的诗作，中卷收1921至1925年的诗作。“扬鞭”二字，取自他的组诗《游香山纪事诗》首句：“扬鞭出北门，心在香山麓。”从内容上看，《扬鞭集》中的作品广泛揭示了下层民众(农民、店员、手工业者、学徒、乞丐、佣工)的疾苦，开新诗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扬鞭集》中的一些情歌亦健康清新，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谱曲后，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钱玄同挽联中所说的“痛诋乩坛”，是指刘半农撰写《辟<灵学丛志>》一文，揭露俞复、陆费逵等人设立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用讲鬼话的手段与科学为敌。“严斥‘脸谱’”，是指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主张改良戏曲。钱玄同认为，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 。刘半农赞成钱玄同的意见，主张一扫旧戏中的种种“恶腔死套”。

　　刘半农的上述文章，在现代杂文草创期亦属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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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青团团员总数达到7858.8万名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5月03日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５月３日电（记者李亚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全国团内统计最新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７８５８．８万名，比２００７年增加３１４．９万名，增长４．２％。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青年数计算，全国团青比例为２６．０２％，比２００７年上升１．２２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团员中，学生４０３３．７万名，占５１．３％；第一产业从业人员２１１７．１万名，占２６．９％；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５６６．８万名，占７．２％；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从业人员１１４１．３万名，占１４．５％。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学生团员增加１６０．９万名，增长５．４％；第一产业中团员增加８４．６万名，增长４．２％；第二产业中团员增加１２．９万名，增长２．３％；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中团员增加５６．６万名，增长５．２％。

    全国团员中，女性３５６８．１万名，占４５．４％；少数民族６４１．４万名，占８．２％；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４４６．４万名，占５．７％。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女团员增加８２．６万名，下降０．８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团员增加４３．１万名，上升０．３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员增加９１．２万名，上升１个百分点。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共有基层团组织２８３．６万个。其中基层团委１７．２万个，基层团工委２．８万个，团总支２１．１万个，团支部２４２．５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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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 周兆呈

联合早报 2009-05-03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对不同的华人社会来说，五四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五月四日被列为青年节，运动的主要意义是放在年轻学子投身爱国运动的热潮。而在台湾，五月四日则是被定为文艺节，聚焦放在“文化人”身上，而其由来也是“一群爱好写作的文艺界人士”于1950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宣誓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并以这一天为首届文艺节。在台湾，青年节则是3月29日，也是革命先烈纪念日，以纪念黄花岗起义。

　　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却因政治需要，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出现差异，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纪念活动中，更因应彼时的政情选择性记忆，各取所需地展开论述。

　　而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在全球华人社会形成世界性的影响。虽然包括港澳台以及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在内的不同社会，因为各自政治条件的差异，发展形态并不一样，也因此造成彼此对五四运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地方都因为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连动产生自身从知识阶层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抵御或是视而不见，是绝无可能的。

　　昨天举行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除了包括陈六使中华语言教授基金邀请的讲座教授金观涛演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之外，也举行了“五四运动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两个场景，合二为一，对本地来说，意涵特殊。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影响，论者不少，亦主要集中在文学、报刊等领域，但围绕五四与一个特定群体的关系，却是第一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思想、表达、努力，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受到中国重大变革、政治演变的影响，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渊源。

　　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话题。宏观层面涉及五四运动的海外影响、中国与新加坡诸多层面的互动关系、五四精神对新华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等等；微观层面，则涉及教育、文学、报刊、学生运动的具体操作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出五四的渊源。

　　比如，对中国来说，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打破旧传统的理念开辟道路，也为左派思想扩充空间，五四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效社会的意识。这股思想浪潮制造出的历史趋势，也同样影响到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五四之后的数十年间，新加坡社会内部思潮的涌动与抗争，也同样深受这一情怀和意识的触动。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运动后，出现蜕变式进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报刊种类还是读者人数，五四之后的报刊都蔚为可观，远胜于昔。这一点上，新加坡当时的华文文化产品，也出现同步的变化。诸多研究者对新华文学、新华报刊以及报纸副刊的发展轨迹展开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在其中制造的转折，并与中国的文化变革同步。

　　想想也很巧，五四运动1919年在中国热闹展开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庆祝莱佛士登陆、开埠100周年的同一时期。反殖、爱国是中国五四青年高喊的口号，但并不是华文知识分子对新加坡这块土地发出的同样诉求，新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的孕育土壤、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同生态都还不够成熟。直到30多年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形成在地的具体诉求，而其精神力量的源泉和血液，是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那场运动的。再后来的30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这种能量却是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

　　新加坡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媒介包括文学作品的鼓动、语文教材的使用、报刊文字的传播，但其中双方人员的流动，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现在，仍为人津津乐道。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作家南来，带来变革的清新气息。参与学生运动的成员亦南下宣传，1920年时，中国学生联合总会派遣刘清扬南来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责任是报告调查，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进化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态，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有所贡献。从新加坡回中国求学的何葆仁，五四时作为复旦大学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并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后来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华侨中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运动，无论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或是亚洲不同的华人社会，都从中各自汲取养分，在不同的时期发酵。而如今，检视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的渊源，在新加坡正将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华人社会运动的整体变革图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价值。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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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记得五四？

● 陈迎竹

联合早报 2009-05-03


　　一个社会运动在九十年后犹自受到探讨、挖掘、纪念、反思乃至追溯，除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在记忆中发光发亮也发热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反衬出来的种种价值，使这项运动始终能够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在时代的巨轮下越发彰显它的辉煌，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投入梳理研究，让它多重和纠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剔透，在是非对错、价值、路线、手段、目的都越来越完整呈现之后，它也就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与民族记忆，从情感和理性上也越发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

　　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标记。

　　五四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事件始，却前后勾连着新文化运动和国家体制走向等等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足以叫一个国家陷入不停的争辩，而事实上它也在随后的日子里，直接间接引起或伴随全中国走进喧腾不休征战不止的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之辩与体制之争，到今天都不能说有定论。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成就了无数研究篇章，至今余温不散，除了因为它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太过多元繁杂，也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之道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之路，其实至今仍在摸索中。不过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意义，应该是读书人或知识阶层的投入。运动的发展虽然有强烈的反传统诉求，但在知识阶层参与这点上，它其实是格外彰显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和责任感。

　　这一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知识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晚清到民初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文化与价值传统、个人与家庭关系乃至男女问题上，寻求各种解救、突破与变革之道，从西方和日本引入种种学说、观念和主张。虽然许多想法和做法在今天都已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是走了岔路歧路，但是诚如学者金观涛认为，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运动的理由。

　　一个社会能容许自由表达、辩论甚至鼓吹某种观点，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当然社会的成熟度、政治的影响力、国民的认知和时代的局限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承受言论极限的程度。然而单纯把某类表达方式或某类内容视为一种危险，进而使知识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不能解决言论缘起与背景所隐含的矛盾与分歧。换言之，社会的冲突往往是潜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公开公平的解决，而不是言论使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不肇因于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是政治与社会的长期僵化使它走到必须发生变化的路口，反倒是后来，由于知识分子被胁迫禁锢不能发声，而终于演变成更深沉哀绝的灾难。

　　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所引发的一连串改变，都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投入，这种投入既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民族活力的表现。但它同时也让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关系对威权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知识界的活跃往往会使建制受到挑战和质疑，尽管这未必就是对权力地位直接的挑战。五四时代的中国其实面对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不过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全球引进的思潮、政制、文化等变革和主张。在威权强势的国家，知识分子常遭压抑，建制成了“超稳定结构”，挑战质疑被视为找麻烦，然而知识界的贫弱与缺乏活力，长期会使社会整体思考力失血，进而导致社会在危机中无法自救。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穷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灾难。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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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

傅海燕：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 谢燕燕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05-03)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报业中心礼堂昨天举行了一场文化思想的饷宴，本地政、商、学术和文化界人士，聆听中国思想界重要学者金观涛教授的演讲，并参与“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研讨，一起进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激起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激荡。

　　尽管五四运动的许多内容、争议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社会，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认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

　　傅海燕昨天以主宾身份出席“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时还指出，五六十年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傅海燕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因血源关系，深受中国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总引起本地华人的回应，晚晴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先辈在民国成立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我们南方人的英名，而后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将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傅海燕的祖父母，便是受到五四新思潮冲击的一代。她的祖父傅无闷，是福建南安人，本来在厦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投身革命，创办报刊，报章被禁后，走避东南亚，继续当报人。《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有其印迹。

　　她的祖母刘韵仙在湖南长沙受教育，后到燕京大学深造，到新加坡后成为南洋女中校长，推动女子教育。

　　傅海燕指出：“当代社会里，曾有多位像他们一样的文化界人士，在学校，报社，把中国当代新思想带入新加坡，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地学者反思五四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是由本报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访问教授金观涛做专题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研讨会下半场，本地学者与报人则以“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为题，梳理五四与本地的关系，也谈到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本地华文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中，谈到“五四事件”在新加坡的反响。

　　衣副教授以当年刊登在《叻报》的一则有趣烟草广告，说明五四前后，本地的一场“爱用国货”运动。广告涉及广东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1916年在新加坡设分销所，第二年在《叻报》登广告。

　　他们的商业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却“揭发”简照南入籍日本，名为“松本照南”，抨击所卖香烟是“日货”。《叻报》当时的立场是认为应该包容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风波最后以简照南放弃日本户籍，强调“中国人吸中国烟”收场。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则以“五四与星马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把目光放到50年代的新加坡，思考五四对这一时期华校生的影响。

　　他从1955年出版的《焦风半月刊》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当时学潮的三大目标是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投机主义，前面的两大目标，显然与五四思潮一脉相传。

　　根据梁秉赋的观察与思考，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强、自立、自决思想，在南洋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中得到深化，成为战后星马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指出，50年代学潮经常被诠释为“左派思潮”，其实它还有一另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可直接回溯到五四运动。

　　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以70年代以后新加坡出生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观察“五四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

　　李慧玲说，尽管五六十年代参与学生运动、反殖运动者的驱动力量可能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类似，是因为遭遇不平、并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怀社会，但因为运动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述在谈到那段历史时，大多都只看到它的政治元素，并且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予以否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

　　同时，她也指出，过去华校生通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随着华校教育的式微与消失，加上经历过那一时代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

　　她举例说，比较旧的本地华文课本，现在的课本对五四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的生平介绍，已经非常简化，略掉很多时代背景。

　　失落了五四传统，对我们又有何影响？李慧玲认为那是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失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

金观涛教授：中国两次启蒙运动 都还没有完成任务

　　金观涛教授在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时说，五四和80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一次被提出来。

　　在回应是否会有第三次的启蒙运动时，金教授风趣地表示，学术研究不能搞算命，但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贯彻到底。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金教授说，如果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来看，它的启蒙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再怎么评都不为过。

　　但是近20年，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五四的反传统主义，把中国的传统全盘反掉了，造成文化断层的断裂。

　　另一批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以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的更替，1920年之后，中国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形成国共两党体制。

　　金教授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长达150年，如果宏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段，一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到现在，而第一次高发展期，是五四前20年，也就是1900年至1920左右。

　　他指出，这期间，每年有300家企业创立，飞机、电话、电报都在这时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后来几十年都保持在这一时期的样貌。

　　这一高速发展后来遇到问题而停顿下来，这是因为出现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农村教育解体和社会的无序等。金教授说，五四正是对这一阶段发展进行反思。

　　下来60年，也就是1920至1980年，中国基本上在完成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又出现新问题，例如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出现文革灾难，而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便形成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思想受到控制，是会产生问题的。这样下去也会限制经济发展。

　　担任结评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当科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时，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了，但让他佩服的是，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由搞科学的人，如金观涛、方励之开始。

　　另外，他觉得反对五四和拥护五四的，都把五四当价值看，五四成了一种符号。他认为目前评价五四还太早，大家对五四的回想，属于有选择性的，而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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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五四专题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wusiyu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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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2009年05月02日 16:48凤凰网历史综合

中共史家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明等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36]既然五四运动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评论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国人如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39]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梁启超于几年后回忆说:“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41]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42]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43]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44]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45]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46]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47]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48]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跻，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49]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50]显然，这里面有强烈的党派因素在起作用。两个月后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叹道:“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一自立于大地耶？”[51]

当然，为梁启超辨诬者也大有人在。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三人联名通电，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52]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53]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书梁启超，请他作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任公先生大鉴: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枕，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敬颂勋绥。”[54]

经过这一番周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国人对于中日秘约的内幕更加清楚了，对于巴黎和会上的症结也比较了解了，千夫所指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身上。

在巴黎，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道:“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55]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6]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57]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58]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59]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60]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后，有32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即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61]这时，被捕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放出。此后，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又赠金千元予6月3日被捕的学生。[62]

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63]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说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思想渊源与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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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今天在京举办思想家论坛——理论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等与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120多人出席会议。

　　武寅说,正是五四运动,使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路人,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此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与会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至今整整90个年头。在这90年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经过了三个30年。正是这三个30年的艰辛探索,我们才换来了今天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理论工作者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上传时间： 2009-05-02 10:30:44]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 2009年05月01日]  
     [信息作者： 记者李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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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开展多种活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广东举行音乐诗会 汪洋出席

　　本报讯(记者 林洁)4月29日，广东各界1400名青年代表欢聚一堂，参加“五四传薪火，广东再出发”——广东青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音乐诗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勉励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勇当科学发展的时代先锋。

　　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省领导亲切接见了第十一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奖代表。

　　在纪念大会上，汪洋指出，当今时代，呼唤青年锐意创新。全省青年要发挥自身优势，行进在创新潮流的最前列，争当创新实践的“急先锋”。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活力，让创新的智慧竞相迸发，让创新的潜能充分涌流，引领形成全社会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要继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打破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的束缚，为科学发展扫除障碍，开辟新路。要立足岗位开展不同形式的创新活动，追求卓越，超越前人，创造一流业绩。当今时代，呼唤青年弘扬科学理性。广大青年要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青春激情与科学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不断加强学习，追求新知，探索真知，提高素质，增强本领，努力用科学的方法推动科学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的关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合情合理合法的渠道，有序进行政治参与，表达各种利益诉求。

　　纪念大会由团广东省委书记谭君铁主持。

　　浙江举行纪念大会 赵洪祝出席

　　本报杭州4月30日电(凌霄 记者董碧水)浙江省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浙江青年创业创新行动推进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赵洪祝要求浙江广大青年要坚定信念、立志报国，刻苦学习、发奋成才，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获取新知识、新信息，并自觉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受锻炼、求得真知，使自己成为既有真才学又能干实事的新一代优秀人才;要充分焕发创业激情和创造活力，保持激昂进取的斗志和奋发有为精神，立足岗位苦干拼搏，为浙江的改革发展再立新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自觉传承者、积极实践者和有力倡导者。

　　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等出席活动。团浙江省委书记周柳军代表各界青年发言。

　　会议还举行了省级“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授牌仪式，表彰了第十届“浙江十大杰出青年”和第十届“浙江优秀青年”。

　　湖北召开表彰会 罗清泉出席

　　本报讯(记者甘丽华 雷宇)4月29日，湖北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表彰会。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会见了受表彰的青年代表，鼓励全省青年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荆楚大地的兴旺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罗清泉向优秀青年代表在各自岗位上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表示祝贺。他指出，五四运动90年来的历程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懈奋斗，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弘扬“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精神，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青年为之奋斗，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

　　宁夏举行表彰大会 陈建国讲话

　　本报讯(记者张欣)宁夏回族自治区4月28日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表彰大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出席大会并讲话，自治区主席王正伟主持大会。

　　陈建国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为青年健康成长、青年事业蓬勃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证。

　　纪念大会还表彰了新当选的第九届宁夏自治区十大杰出青年和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团宁夏区委书记曹刚宣读了表彰决定。


     [信息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09年05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