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操纵我们的“木偶线”
胡翼青
中国图书商报(2008-9-9)
社会学应当体现它对人性的关怀，应当有利于帮助人们去发现他们的主体性，应当有助于人们摆脱被操纵的命运。有社会学的人生剧场与被操纵的木偶剧场有着深刻的区别：在人生剧场中，“我们可以停止木偶的演出动作，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那一套‘木偶线’。这个停止演出的动作是我们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很佩服一些优秀的西方学者，他们在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那个研究领域后，居然可以用一种游戏的心态来写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给入门者指引一下方向，同时也做到雅俗共赏。彼得·伯格就是这样，这位师从现象学社会学大师舒茨的美国社会学家，在３０岁的时候就已经扬名立万，在他需要用更多的大部头专著来巩固自己学术地位的时候，他却选择在３４岁那年带着一种学术游戏的心态，写了这么一本几乎可以面向大众的读物《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
不过，如果你认为这本书仅仅是一部社会学的科普读物，那就错了。其实从一开始，作者就牢牢地围绕着自己的副题做文章，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平实、宽容和幽默的表述背后，蕴含着批判的锋芒和思想的力量。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社会学的绝对主流，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与统计数字联系在一起。对于当时的社会学而言，自然科学是一个神圣的实体，实证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要成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就必须首先学会统计的方法并以这样的视角看待社会。其结果是，社会研究者关注的多是数字而并不是鲜活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学同游》的起点就是与这样的社会学做战，这不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勇气，也是这本书与其他科普性的小册子根本不同的地方。
从这个起点出发，彼德·伯格把造成社会学当时状况的矛头直指美国社会学界的权力体制。他分析了当时美国大学的学术考评制度以及相应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指出，为了能在这种体制内生活下去，学者们被迫在并不精通统计学的情况下，用统计学的视角去关注那些社会的细节和琐事。于是对于社会学而言，与其说统计学具有方法论功能，不如说统计学具有仪式性功能。不管有用没用，统计已经成为在这个圈子里受到认可所必须具有的一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社会学的创造力。
更令人佩服的是，伯格并没有像许多社会学家那样，将反思的力度仅仅停留在学科体制之上，他试图进一步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反思使他在学科自主性问题上有了更多的洞见。伯格认为，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很难与日常生活脱钩，因此社会学家有着天生的生存性危机。社会学家之所以与普通人不同，也就是社会学家存在的合法性在于，他能够洞穿社会现象表面背后的社会结构，深入到社会背后，超越一般人的经验。他所关心的问题不是一般人关心的问题，也不是当权者关心的问题。可是在美国，许多崇尚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家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社会学家用统计学的方式去帮助当权者解决后者关心的所谓“社会问题”，使之满意，他们因此而获得了经费、地位和尊重，同时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被当权者和意识形态所规训和操纵，就像被木偶线操纵的木偶一样。“在美国，社会学知识为政治宣传、军事规划服务的情况已经令人脊背发凉。”（《与社会学同游》，第１７２页）这样的社会学家和这样的社会学就产生了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彼德·伯格要为社会学呼唤人文主义。他把社会学称为人文学科，这与多数人把社会学看作是社会科学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是对常识的勇敢挑战。在伯格的眼中，社会学所应扮演的角色是向人揭示社会可能带给人的种种不自由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它应当向人们揭示被社会操纵的真相，应当怀疑现状的合法性，并指出如何追求自由。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那样：社会如监狱，人如囚徒，人的角色是社会决定的，人的世界观是社会决定的，人的情境是由社会决定的，甚至人的自我也是由社会决定的。但人并非完全束手无策，人们可以了解操纵自己的那根“木偶线”，通过变革、超然或者游戏的态度摆脱被操纵的命运。伯格认为，社会学应当体现它对人性的关怀，应当有利于帮助人们去发现他们的主体性，应当有助于人们摆脱被操纵的命运。有社会学的人生剧场与被操纵的木偶剧场有着深刻的区别：在人生剧场中，“我们可以停止木偶的演出动作，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那一套‘木偶线’。这个停止演出的动作是我们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与社会学同游》，第１７６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伯格梳理了自韦伯、杜尔凯姆以来社会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肯定了社会学理论的积极社会意义。
伯格的思考是深入浅出的，他的态度是乐观的，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社会学立场也确实很有吸引力，这是一本能够增长智慧的好书。不过，对于社会学人文主义的命运，我却总是乐观不起来。自“文艺复兴”以来，等待人文主义者的命运，都是哈姆雷特式的。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或者行政研究式的社会学依然是其社会学的主导价值观，它们所追求的仍然是维护社会的秩序而不是人的自由。社会学家们的专业主义不断加强，而其专业主义的方向与人文主义的方向恰恰是背道而驰的。由于这种专业化方向很容易被权力所利用和管理，因此绝大多数社会学家的学术独立性与自主性意识会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中化为乌有，他们往往成为了权力的合谋者。对于社会学家本身而言，不要说变革，就是一种超然的态度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即使只是用一种游戏的心态来看待学问的有品味的社会学家，也不是那么好找的。在职称晋升、文章发表、课题经费等压力之下，任何游戏的心态顶多只能以一种隐性的状态存在。说到底，在当代美国社会权力的重压与诱惑之下，社会学的专业化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为统治者服务的目标不断迈进，从外化到内化，从受诱惑到自觉，而人文主义的立场只能沦为边缘，成为理想主义者自我安慰的借口。
尽管伯格的理想主义很难有实现的那一天，但这并不妨碍读者由此引发的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读《与社会学同游》绝不能没有这样的思考：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自主性在哪里，我们有变革和超然的希望吗？我们是否能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那一套“木偶线”呢？
《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美 彼得·伯格著 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６月第１版／２４．０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