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马林诺斯基与中国人类学

――《科学的文化理论》译序(下)

张海洋

Ⅲ．《科学的文化理论》与《文化论》
　　《科学的文化理论》（以下简称《科论》）讲的是文化论。但它与费译《文化论》是什么关系？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马氏生前为什么没有将其发表？这是读者有兴趣而笔者应该说清的问题。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暂且提出如下三个不成熟的答案：第一，《科学的文化理论》不是《文化论》；第二，它是马氏的一部巨著底稿，但尚未竟成；第三，它是马氏毕生心血的结晶，因而极有价值。我们的依据如下：
　　第一，《科论》与《文化论》不是同一本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86）"马"条说《科伦》是马氏功能论"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不错，但指认《文化论》为《科论》的"中文译本"则失准。此二书各有背景：其一，1936年底，26岁的费从吴、马两师处接下翻译《文化论》之责。他不辱使命，次年便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研究周刊"（燕大同学会编）逐节发表上译文。到1937年"七七事变"，计译出20节，发出16节，剩3节未译。全译本的《文化论》8万字后来出版过三次：1938年《社会学界》第10卷，1940年"社会学丛刊"甲集，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应该指出，吴先生专门为此写下《论文化表格》一篇长文，其理论含量较马氏本人的阐释尤有过之。我们今天读马氏《文化论》，要加上《文化表格》和吴氏《论文化表格》才算得到全壁。这全壁又不是完壁，因为《文化论》的原文从未公开发表过。
　　其二，马氏客死美国两年后，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了他的箧中遗著，即《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据卡恩斯（ProfessorHuntingtonCairns）在序言中讲，他受马夫人的委托编订马氏的这部书稿，《科伦》是马氏生前定下的书名。书稿正文230页左右，马氏已经手订过前200页。卡恩斯只对正文13章略加修订，又附上马氏的两篇论文：言简意赅的《功能理论》和声情并茂的《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对照《文化论》与《科论》：前者讲文化的概念和作用，条目展开较细，结构完整，但架构层次单薄，是对所附《文化表格》（主要是其中的《文化总表》的文字阐释。吴先生的《论文化表格》，则是再阐释。相比之下，《科伦》提高了抽象层次，在学科起源、架构及文化概念的操作方面落墨颇多，还有列表和图示。这些列表粗略补充了吴先生在《论文化表格》一文中提到尚须附列的"需要与制度相应表"。具体内容上，《科伦》中有影射希特勒和纳粹的内容，数次用到纽约市的地名，如新兴（SingSing）监狱等。这足以说明它的写作是在二战期间，地点是美国。据此可以肯定，《科论》不是《文化论》，而是《文化论》的延伸，也是重新写起的一部新著。《文化论》（WhatIs Culture）因而也就不是《科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Culture）的中译本。
　　第二，《科论》是一部未完巨著的底稿。学界尽知马氏的文笔华丽流畅。《文化论》的译文体现的正是这种神韵。相比之下，《科论》的章节布局虽称完整，但表述多有凝滞和晦涩之处。书中的特长句、断句、没有文法的短语和单词堆砌所在多有，文字极欠火候。马氏有语言学的家学背景，又在英语世界浸淫30余年（1910-1942），马夫人的第一语言且是英语，我们不能怀疑他的英语能力，当然更不能认为美国编辑对马氏著作不如英国编辑尽心。然则结论只能是：《科论》出版时，许多内容尚未展开，那些用分号隔开的短语、单词都是提纲性质，是讲义大纲或将来修改和润色的提示。也就是说，《科论》是马氏想写的一部更大著作的手稿。作为旁证，我们还注意到它的引注甚少且远非规范。
　　第三，《科论》的价值甚高。马氏的描述性著作多能一版再版，惟《科论》这部理论专著的际遇可叹：库珀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对其不屑一顾。埃文斯－普里查德的《人类学思想史》贬其徒劳无益。中国学者对之存而不论，而据《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修订稿（1980）编译的中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马"条，又将其作为马氏惟一的重要著作列出。人们不禁要问：《科论》在马氏著作中占什么地位？现在翻译出版它还有什么价值？对此，我们冒昧解释如下：
　　马氏是田野工作和事实描述的高手。离英赴美之前，他的伦敦同事都把学生送到他那儿去学调查方法。他的理论能力也不容忽视：42岁就为《大英百科全书》第13版补充本撰写"人类学"条（1926）。那洋洋9大页内容，被后人视为功能学派奠基的理论宣言。1931年，他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文化"条，一直沿用至今。既然如此，他先前为什么没有理论著作发表？身后这部理论著作又何以落到这步田地？对此，我们还是只能根据事实来做推断：
　　马氏天赋极高而一生多病。他少年成名，40岁荣膺学派主帅，还是学生们公认的明星教师。主帅和明星的活动耗去他的时间和精力，使他无限于理论创作。他的民族志专著中的理论部分多出于早年的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积累，再加上自己的直观直觉。这样的概括用于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尚能差强人意，但提取成理论专著就不堪其任。当然，他的经验哲学信念也是使他一再推迟理论著述发表的原因之一。
　　1938年赴美后，功能派易帅，学生们改宗被他视为左道旁门的布氏社会结构论。这对他不无触动，因此才生心撰写一部面向整个学科的理论著作的意图。无奈天地嫉才，他整理了个人心得，打下了巨著的底子，却未及做必要修饰便猝然逝世。于是，《科论》只能以简陋的面目问世。在布氏结构论主导欧洲人类学和莱格（CarlGustovJung，1875－1961）的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主导美洲人类学的时代，《科论》的朴素经验论相形见绌，自然无人问津。数十年后，他作为田野工作和描述高手的名望犹存，但《科论》却仍被贬斥为庸俗唯物论和对自然科学的徒劳模仿。
　　那么我们今天又应如何看待《科论》的价值？首先，它是马氏一生心血的结晶。尽管它不是马氏的最成熟文字，却代表了马氏"是成熟的见解"。此外，它是一位成功田野工作者冲刺理论领域的记录，是一位教学大师和文字巨匠的巨著底稿。它记载了一位曾受学生爱戴而终归失意的教学明星试图重展魅力的悲壮努力，一位由于意外事件而众叛亲离的学派领袖试图（按别人的规则）收复失地的无效尝试，一位毕生追求完美而最终不得不在死神干预下放弃完美的悲怆历程，一颗争强好胜，厌恶战争，却又屡为战争所困的高傲心灵的最后呐喊。他诅咒希特勒和纳粹，但又被死亡剥夺了目睹希特勒和纳粹灰飞烟灭的权利。
　　如果我们对这一切都感兴趣，如果我们要体验自在之真，无心之善和浑朴之美，如果我们要像人类学家那样想了解明星出台之前的幕后准备，而不是像一般看客那样满足于一睹明星的舞台风采，如果我们要看一位穿便装来接受对话的马老师，而不是穿礼服来接受膜拜的马大帅，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部作品。如同出现印制错误的罕见邮票和钱币一样，《科论》的出版是个异数：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尊重马氏的名头而没有计较他的文字，卡恩斯教授以公事公办的漠然态度安排马氏遗著的出版，而没有节外生枝、深文周纳或为尊者讳。这使我们今天读《科论》，不必再费格外的功夫去披沙拣金。
　　披沙拣金包括内容提要。这也是译序的"功能"之一。但《科伦》是一部未完的书稿，见仁见智的空间较大，我们也只能做最抽象的概括而把体验的空间留给读者。简言之，马氏想说生存和生育是人类社会的首要需求，是文化起源的初级动力。所有社会集体进行生育和经济活动，都需要秩序，因此有伦理规则和经济规则；规则需要实行和延续，于是有了教育、法律和制度的出现；法律和制度需要整合，于是又有了信仰、习惯、道德、巫术和宗教。一种需求的满足又造成新的需求，这就是文化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但由于生活中的文化是个动态体系，所以尽管机体生理需求是文化的原生动力，尽管核心价值是文化的最高宪纲（charter），但在运行中，文化体系中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却是函数关系：生理不适能影响对制度的道行，违反宗教规则的饮食也可能因心理紧张导致生理失调。我们观察一种文化现象，认识该文化中的人类行为时，不仅要听别人所言，而要观其所行并分析其这样做的功能，进而认识该文化的结构、宪纲或核心价值。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求通则。
　　马氏确实长于经验描述而短于抽象概括。他积毕生功力，花费十多万字，煞费苦心地讲述的这些道理，早在百来年前就被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两三页就讲得很透彻：人类生活和历史的首要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另外一人，即增殖。""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做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马、恩当年的资料来自欧洲大陆，而马氏的资料则来自太平洋上的几个小岛。一个是新兴工业社会中的历史和哲学，一个是锄耕农业社会的现实生活。一个是思想家依据书面资料的逻辑推理，一个是田野工作者依据对小社区人类活动的深刻亲知。但对照前面两段概括，我们简直可以说马氏讲的是历史唯物论的初级原理，马、恩讲的是功能论的高级原理。这说明：只要抱定求实求真的态度，经验论和理性论都能达到对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认识。当然，理性哲学与经验哲学的殊途同归并不抹杀两者的不同的意义。前者讲的是理有固然，后者证的是事所必至。前者为后者提供导向，后者为前者提供实证。
　　马氏一生的田野工作多在太平洋岛屿进行。直到他1939年二战爆发滞留美国，他才开始从墨西哥农民集市入手研究大陆文化。他的《科论》比《文化论》有更多的架构层次，应是这一经历的反映。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范围有限的材料讨论关乎人类社会的宏大问题，得出的结构竟如此接近历史唯物论奠基人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思考。这说明人类学，特别是功能派"以小状大"的路数还是有可行之处，而乔健教授关于"人类学的方法不足以有效研究中国社会"的定论则失之武断。
　　人类学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收集直接经验材料，再用这些材料来验证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解释。它的最大难处是从直接经验材料中概括理论模型。但因这种模型能为深化研究提供以简取繁、以一制多和以静制动的导向，所以学者们对它一直孜孜以求。马氏虽因猝死而未能克竟全功，但他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中概括的原理和雏形，却值得我们在中国人类学建设中参考。
　　Ⅳ．功能理论与中国的人类学传统
　　中国人类学（含民族学，下同）走过的历程已近百年风五年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它的前扣年（1898-1948）有个救国的主题，包括救亡图存、抗战建国和边政研究。接下来的30年（1949-l979）有个意识形态主题，包括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这两个主题支配下的中国人类学取得了令世人钦羡的成就：包括中国社会研究（典型如费孝通《江村经济》（1938）和林耀华《金翼》（1941））、边疆民族研究、中国民族识别、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等。但无可否认，只是在最近20年（1978－1998），中国人类学才有了正常发展的环境。
　　正常环境并不意味着最大成果。近20年的中国人类学在教育方面的进展情况大体如下：及时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在几所大学建立了本科系（及研究所）或专业，具备了学术队伍的再生能力，并多次举办社会学和人类学国际研讨班。研究方面的进展略可分成基础和应用两个层面：应用层面配合国家中心工作，力图体现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基础层面按时间分成两段：前10年是恢复队伍和整理遗产时期，包括出版少数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和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庆祝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00周年（1984）和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后10年是学科建设时期，包括编写教材、讨论"迫切课题"和学科规范及学科走向等。
　　这一描述又揭示出一个事实：中国人类学百年史的前90年是"问题取向"，学者们根据重大社会问题开展研究而不甚关心学科界线。这在三十到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和五十年代以来的各种重大活动中都很突出；后10年才出现"学科取向"。学者开始探讨学科规范、角度和认同。靠在更大的背景下考察，前一种取向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后一种则显示出西方道术分裂的取向。离开现实场景，我们很难说这两种取向孰优孰劣。但结合现实场景，我们就得承认：学科取向是现代教育和学术的必由之路。虽然在具体研究操作时，科际整合仍属必不可少。
　　从"问题取向"转到"学科取向"是一场变革，也给人以启示。例如，用问题取向对百年来的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做横向观察，我们会看到它基本做到了紧跟时代，丝丝入扣，大可无怨无悔；但从学科取向做纵向观察，我们就看到它自身充满裂痕：1937年的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曾经达到《江村经济》和《金翼》那样的高度，但断送于日本全面侵华。八年抗战期间，学术研究重点转到西部民族地区《边政研究》，积累下大批第一手资料，本可期待又一次学术丰收，但断送于三年内战，学术队伍也因而分裂。五十年代中期，学术界采用进化范式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有机会开创旷古事业，但1957年反右后，资料收集失去系统性。与此同时的苏联民族学移入，也给中国民族学带来与历史学结合的机遇，旋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废于半途。六十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曾有望使中国的民族学独树一帜，又被文化大革命戛然中断。如此等等。我们可以说这一切都因"物有本末"，小道理受制于大道理，因而不必自责过切。但痛定思痛之余，我们也有必要面对现实而反思我们用近百年时间打下的学科基础：
　　以言参考书，日本学者绫部恒雄1994年列出人类学名著50种，包括了最著名的民族志和理论专著，但其中被译成中文的，目前不过五分之一。这应是衡量我们学科教学与交流能力的一个指标。以言工具书，我们目前最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没有《人类学》卷（而有《社会学》卷）。现有的《民族》卷理应具有学科功能，但其中的专业词条缺项之多，令人惨不忍睹。以本序言要查考的人物为例：我们就找不到拉伯克、拉策尔、史密斯；杰内普、塞里格曼、马雷特、里弗斯、哈登、韦斯特马克、埃文斯－普里查德、弗斯、弗蒂斯、福德、利奇、格拉克曼、斐利文（弗里德曼）、特纳、道格拉斯、斯各特；索绪尔、莫斯、列维－布吕尔、列维－斯特劳斯；韦伯、弗洛伊德；克罗伯、罗维、哥登威塞、维斯勒、米德、萨皮尔、沃尔夫、默多克、斯图尔德、克拉克洪、施坚雅（斯金纳）、哈里斯、萨林斯和格尔茨的条目。收进条目的学者内容也有重大遗漏，例如"怀特"条就没有讲他1936年的中国讲学之行。我们因而也就不知道他何以能在《文化科学》一书中对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娓娓道来。
　　学科基础上的重大缺陷不仅令人窘困，而且影响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参与社会应用的能力、地位和水准。例如，研究文化是我们的本分，但我们对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研究热"基本没有感觉。考察当前社会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劳工流动问题，是我们的职能，但我们已有沦为局外人之叹。十年来，我们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反复讨论学科建设、地位、中国化、21世纪的学科等问题，但达成的共识不多。换言之，在中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走向之际，我们的学科却仍处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讲的"前科学"阶段。我们有了颇具规模的学术共同体，但大家共同遵行的基本学术范式却仍然有待建立。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按学科取向整理一下内务，明确我们学科的核心形态和当务之急。
　　学科的核心形态是知识体系的配置。无论形下的现实如何，人类学应该有一个形上的知识母体（思维框架），那就是包括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在内的美国式四分支人类学。在这个母体中，文化人类学是核心。在文化人类学中，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和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研究是组织关键。母体之外，人类学有作为第一层支柱的相关学科：它们应是哲学（含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生态学（含地理学）。打个有机体的比喻：学科母体是腹心，哲学（含心理学）是头脑，社会学和历史学是臂膀，生物学和生态学（含地理学）是下肢（基础）。学科史、当地语言、统计和摄影等则是我们的认识工具。这样的配置略能满足人类学的功能需求，也是我们进行教学和自修的依据。
　　这个知识体系还要有一个能够与时俱进，并能让学术共同体成员协同努力的学术范式。结合现实和传统，我们认为英国功能学派的范式，适可作为我们选择和借鉴的首选：它的田野工作方法久经考验，成熟可靠；它的理论简洁、连贯、解释力强；它的整体论观点能兼顾基础研究与现实应用；它在中国有行之有效的传统（和文献）；它能与历史唯物论配套而成为方法论体系；它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历史主义有互补之功；它在学理上继进化论而来，与我们学科主流和知识基础契合。最后，它以广阔的人文世界为田野，使我们能随时随地进行参与观察，从而既不必因为"异域"的现代化而茫然若失，也不必为了学科认同而去苦心孤诣地构建"他者"。总之，功能学派既然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就可以请它在中国人类学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再助我们一臂之力。



Link UR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74dd8010003e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