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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传统是民族的共同记忆
□受访 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杨恩洪教授

使《格萨尔》跻身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杨恩洪教授退休前的最大愿望。1968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杨女士即分配到西藏那曲工作；1980年回到家乡北京，一直在中国社科院从事格萨尔艺人研究。1980年代，为探访西藏艺人，她曾独身一人背着录音机和照相机赶路，半夜三更在川藏线上招手拦卡车。今年6月中旬，听说昌都一带出了一名14岁的“神授艺人”，她又只身进藏，从拉萨出发后遭遇雨天，道路塌方，只好原路返回。
记者：《格萨尔》说唱艺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杨恩洪：历史上没有记录，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手抄本出现于14世纪，内容是《姜岭之战》，讲的是岭国格萨尔与纳西人之间的战争。据此推算，艺人的出现时间应该早于14世纪。早在7世纪的敦煌文献中，就出现过格萨尔字样，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论定敦煌文献中的格萨尔与史诗中的格萨尔是一回事。
记者：如何理解“神授”现象？
杨恩洪：关于“神授”，世界格萨尔学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只是艺人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杜撰的；有人认为这是艺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创作冲动，就真心地认为这是神的意愿；当然也有人认为确实是神授……等等。
不过这其中确实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说是靠记忆，文盲怎么记忆那么多内容的？如果说是即兴创作，文盲的创作怎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文学艺术水准？藏区有口耳相传的基础和传统，过去宁玛派和苯教主要都是口耳相传，靠记忆传承。从理论上讲，人类大脑的储藏量是惊人的，现在人们的记忆只占据了大脑的极小一部分，也许神授艺人具有开发大脑记忆的特殊能力？而我们的记忆模式则因为人类产生文字依赖后发生了改变？
在没有定论之前，目前的各种观点还都只能被认为是假说。
记者：为什么要保护《格萨尔》，最需要保护的是文本还是其他要素？
杨恩洪：一个社会的文化基因丰富多彩才有可能促成社会文化的总体繁荣，单调的结果就是走向灭亡。如果现在不保护《格萨尔》的口头说唱传统，过去的二十年的努力也许就要付之东流了。说唱艺人尤为珍贵，他们是研究史诗、打开史诗之谜大门的一把钥匙。我们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名称就是“格萨尔艺人及其说唱传统”。说唱艺人中最为珍贵的“神授艺人”，目前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新人越来越少。他们的消失，就是民族共同记忆的消失，是一段历史的消失。
回想起来，我们当初的保护、研究方式缺乏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影像手段也不足，早期我们用的都是盒式磁带，现在有一半都听不清楚了。另外研究中的个人壁垒、拒绝共享的问题也不容讳言。未来九年内，我们打算办三个艺人传习学校、资料馆。对于衍生类的格萨尔藏戏，唐卡等艺术形式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记者：采访中记者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坦然承认，年轻人不像过去那样爱听《格萨尔》了。《格萨尔》保护的合理的期望值是什么？
杨恩洪：像世界其他史诗一样，《格萨尔王传》必然要经历从口头说唱向书面化过渡的过程。当青藏高原逐渐迈向现代社会以后，口头说唱形式受到现代文明的挑战，正在逐渐减少，而史诗流传的书面化形式最终会代替口头说唱。正因为如此，才要对《格萨尔》说唱传统进行保护，就像正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少喜欢听昆曲和古琴，所以我们才保护它一样。
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王传》
世界上众多民族都有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史诗都自生自灭了，仅有少数史诗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并成为人类共同的瑰宝。比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其中人物和故事仍然到处流传，然而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荷马一样的行吟诗人却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一样。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至今还有行吟诗人口头传唱的、具有史诗原生态标本意义的、活着的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篇幅最长的史诗，比世界上著名的“五大史诗”的总和还要长。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流传地域辽阔，影响众多民族的史诗。它诞生于藏区，流传于藏、蒙古、纳西、裕固、白等民族。在国外，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也有人传唱。
《格萨尔王传》研究是当今世界藏学中的一门显学。18世纪它就被介绍到欧洲，1930年代以后，被诸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所关注。在我国，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局米旁。朗吉嘉措这样的格萨尔研究专家。1930年代起，自任乃强先生以降，我国格萨尔研究专家层出不穷。尤其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之后，格萨尔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成果空前。2001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我国推荐的“《格萨尔》史诗诞生千周年纪念活动”被列入“2002－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
早熟的古代中国曾使德国大哲黑格尔做出这样的论断：“中国没有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出现让这一说法不攻自破。
由于口耳相传，流传地域广泛，所以《格萨尔王传》的传唱非常灵活：各个地区之间唱法不同；同一地区各个艺人之间唱法不同；同一艺人由于健康、情绪等各种原因每次的说唱也会略有不同。但他们诉说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一千多年前，藏区各部落受到妖魔鬼怪的侵扰，民不聊生。观音菩萨动了慈悲之心，找到释迦牟尼禀告说，怎样才能使人民脱离苦海呢？
释迦牟尼说：可以派白梵天王的小儿子下界帮助黑头藏人。
白梵天王的小儿子提出下界的条件是：母亲出身要高贵。于是莲花生就到龙王家中施法，使龙王全家生病。在龙王一筹莫展之际，莲花生前去治疗。莲花生要求的酬谢条件是龙王的小女儿跟他走，龙王答应了。
莲花生把龙王的女儿安排给了格萨尔王的父亲。格萨尔刚一诞生人间，就被叔叔晁同排挤，与母亲漂泊到最穷苦的地方做牧童，由此饱尝人间疾苦。格萨尔12岁时，叔叔晁同倡议各部落赛马，讲好条件谁赢得比赛谁就可以称王，并迎娶美女珠牡。少年格萨尔骑着一匹瘦马，在神助之下一举夺魁，从此称王。称王之后格萨尔南征北战，斩妖伏魔，完成了拯救使命，重归天界。
说来简单，但艺人敷陈起来就长了。艺人扎巴生前共说唱《格萨尔王传》25部，还远没唱完，篇幅就已相当于5部《红楼梦》。
作为史诗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格萨尔艺人本身的传说甚至比《格萨尔王传》更为传奇。杨恩洪教授将艺人大致分为五种：
神授艺人：他们往往自称童年时做过奇怪的梦，梦醒后不学自会，便开始说唱《格萨尔王传》。每人都可以流利说唱一二十部，甚至几十部之多。这些艺人基本上都是文盲，但他们遣词造句的精妙，结构能力的高超实在令人费解。由于旧社会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极端贫困，他们大多以四处游吟为生，都具有较特殊的生活经历。
闻知艺人：他们是在听了别人的说唱，或看到《格萨尔王传》的本子后才会说唱的。这部分艺人比较多，他们多者可以说唱三四部，少者为一两部，有的只是说唱一些章部中的精彩片段。
掘藏艺人：“掘藏”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术语。这些艺人自称可以发掘别人看不到的经典，所以可以说唱。此类艺人很少。
吟诵艺人：手中拿着史诗本子边看边说唱，一般以曲调的丰富见长。
圆光艺人：圆光本为巫师、降神者的一种占卜方法，即借助咒语，通过铜镜看到占卜者想知道的一切。圆光艺人自称他们的眼睛与众不同，可以借助铜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文字与图像。已经去世的圆光艺人卡察扎巴自称，自己是通过铜镜看到史诗的诗行，然后将其抄写下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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