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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伟大的“未完成”

杨义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向前开拓五四精神需要新境界，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五四的价值，它是我们伟大的遗产；同时又要看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很多人去创造，不搞经济建设、不搞社会革新，只是在文化上吵嚷，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90年，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反思，重新看待五四，重新思考一个现代化大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精神。

思考五四运动的新维度
　　
　　　　五四是伟大的，同时五四也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它的伟大在于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开了个头，而它的未完成也是因为它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只靠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还要有社会体制的革新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说，五四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让我们去创造，而我们既要还前人应有的伟大，同时也要给现代人创造的空间。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经过漫长的积累，文化肌体逐渐僵化，产生了很多废物，就像老一辈的人连破铜烂铁都舍不得丢掉一样，屋子里的废物太多了，新的、有用的东西就不能进来。而五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很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要了解、要吸收，五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大，不能关起门来发展。
　　　　同时，五四还开通了时代的潮流，我们要革新、要创造，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创造，我们要向前走，五四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维度。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思考革命与保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随着五四的潮流涌进来的。
　　　　打开思路很重要，我们从中国自己的需要、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人自己的感受，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尊严出发，把我们的知识重新组合，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介入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重新整理、重新理解，中国人的聪明足可以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新的天地。

现代文明更需弘扬

　　　　“扫荡废物，催发新生”是鲁迅对五四精神的概括。他讲的是扫荡废物，而不是扫荡旧物，废物自然在旧物里面，东西过于陈旧了，也容易废，但是废物不等同于旧物。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还要在旧物中重新挑挑拣拣，选拔有价值的东西。
　　　　鲁迅对于五四是忧虑重重的。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过去之后，不同的人对它的成果有不同的宣传，这不完全涉及革命和保守。鲁迅担心的是“五四失精神”。因为很多人会陷入到一个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模式中，以获得新的权力。在五四刚刚过去的时候，颂扬五四的人，可能想在这场运动的功劳簿上排座次；而忧虑五四的人，却是真正遵循五四精神的人。看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们创造了各种神话，其目的就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座次。相反，对五四感到彷徨迷茫的人，倒是因为爱之过切，忧虑生焉。
　　　　鲁迅在解释五四精神的时候，强调过两个问题，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一个是文体的革新。鲁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成功的，但是白话文既可以做进步思想的文章，同样也可以用来做腐朽思想的文章，所以还需要思想革命。鲁迅还认为，最后还要进行社会改革，而这些都是在为社会改革作先导。
　　　　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多新文体。小说的地位被抬高了，但小品文的成功还在小说、戏剧、诗歌之上。莎士比亚作为戏圣，并没有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倒是大家都说易卜生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五四是一个探索性的、个性活跃的时代，而不是经典性的时代，产生真正的经典还要经过努力。
　　　　五四作为一个伟大的开端，启动了中国向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整个转型，这是它的伟大之处，但是它并没有完成，也没有给整个转型设计好方案。今人应该有更高的创造，而不是去重复它，五四精神就是要向前开拓。这需要一个境界，整天在文化上吵吵闹闹，不搞经济建设、不搞社会革新，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要充分肯定五四的价值，它是我们伟大的遗产，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很多人去创造，这不是五四那一代人就能完成的。
　　　　鲁迅当年反复地讲，他有一种济世之感，那种感觉是他那代人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一代人有一代人思维的方式、感觉的方式。我认为，实现和弘扬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和现代人强国的梦想，就是对五四最好的继承。

国民性有待改造

　　　　解剖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当时作为思想文化和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的，是他在思考了中国长期以来儒道释的思想对老百姓的深刻影响之后，沉寂下来的一种思想状态。现在有些海外的学者认为，鲁迅讲这些话是殖民话语、是传教士的史密斯、是“支那人”的气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重新理解。
　　　　鲁迅解剖国民性的思想形成，虽然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和一些思想家、日本对国民性思想的传播以及维新派的梁启超对国民性的看法的影响，但他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有着自己的观点。早在1902年，鲁迅就分析过国民性和人性的问题，他以《天演论》的思想为基础，对国际竞争的残酷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提出“我以我血荐轩辕”，不惜以鲜血来进行血荐，这跟传教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以拜伦的战斗不已的思想和反叛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支柱，他讲到要扫除古国之国民性陋习，这也和传教士没有共同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想更多地是从中国的现实感受出发，而不是从一个空洞的外来观念出发。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阿Q的影像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晃动了好几年，他就是要用阿Q来刻画清末国民的魂灵。“我也不知道我画好没有，但是，我是根据我对现实的感受和体认来画的。”他画出来之后，很多小官僚、小政客惶惶不可终日，总觉得是写了自己。可见，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某个概念出发。
　　　　另外，鲁迅把对国民性的思考纳入到整个社会革命的进程中来，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传教士都是明显不同的，不是采取静止的、观赏的、甚至妖魔化的态度，而是采取动态的、批判的、改革进取的态度。他说，国民性是很难改革的，但是该改还得改。也许老奶奶的脚是个三角形的，穿着一个绣花鞋，但是，她的孙女很可能是个天足，这不就可以改革么！历史的进程证明了鲁迅的预言是正确的，依靠新的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说，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观点说成是一种殖民话语，说成是从传教士那里舶来的，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说法。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的一个深刻的命题，这对于现在提高我们国民的素质仍有启发。

伸张民间话语权

　　　　鲁迅的文学观到了后期，更重视大众性。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人民性，我觉得与其叫人民性还不如叫民间性。因为，鲁迅从来没有使用过“人民”这个词来谈文学。他认为旧的文学衰退了，往往要从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那里吸取营养来重新振作。五四运动使整个文化的价值结构发生了变化，民间文学在价值结构中整体上升，官方的东西在下降。
　　　　19世纪俄罗斯的民粹派，提倡到民间去，这个思潮对五四有很大影响。鲁迅在1930年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时，把民粹派翻译成民众主义，这里就存在着他对民间性的认同。
　　　　有人认为鲁迅批评梅兰芳，好像是在批评京剧，但是我们先来看看鲁迅批评的是什么。梅兰芳以前的戏，有些很低俗，但是老百姓喜欢，后来，一些文人士大夫把它变高雅了，老百姓也就听不懂了，像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词很雅，老百姓听不懂。所以鲁迅说，与其去看一个不死不活的天女，还不如去看一个健康活泼的村女。他是带着民间的立场去讨论梅兰芳这一现象的变化的，而不是去讨论一个剧种。
　　　　当然这种民间的立场，也有它的局限性，艺术也可以更高雅一点。但是，鲁迅认为，这种民间的情调过去是受压抑的，现在我要为它伸张话语权。
　　　　鲁迅的民间性，还体现在他对“火种”这个意象的使用上。这在前后期是变化的，在前中期，他反复使用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的火种给人间；到了晚年，他认为“敲石取火”，只要有石头在，火种就不会灭。就这样，鲁迅从西方神话的境界又回到了现实的中国民间。

（本报记者杨阳／采访整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16 10: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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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话题

五四90年：“德”“赛”先生依然年轻
吴稼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5-01



    再过几天，中国的“五四”母亲生下来的小“德”（来源于希腊语的英语单词Democracy的音译“德莫克拉西”的第一个字，意译是“民主”）和小“赛”（英语单词Science“赛因斯”的音译，意译是“科学”）先生，就满90周岁了。按人的寿命论，虽然可以称他们为德老和赛老，但按其在人类历史上的生存时间论，他们并不老迈，依然年轻。

    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受孕，16个月怀胎，1919年5月4日，两位先生临盆，流血的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事情的起因是爱国，但矛头指的却是政府，因为北洋政府同意西方列强让战胜国中国接受战败国待遇——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爱国就要救亡，救亡就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个活儿，当然得麻烦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干。

    90年来，头断了不少，血流得更多，包括陈先生自己的头和自己的血，但德赛两位先生却有点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黑先生”和“白先生”，形态若有若无，名声时好时坏。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90年里，头30年是救亡；中间30年应该是启蒙，但结果是蒙昧，赛先生变成臭老九，德先生带上了红袖标；最近这30年，赛先生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德先生呢，终于成了“好东西”，写进了许多国策文件。

    原本以为在德赛两位先生没有真正存在和生活过的地方，青年应该是他们的天然近卫军。但让我困惑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有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认为知识是扯淡，知识分子是狗屁，赛先生呢，自然是扯淡加狗屁；至于德先生，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卧底特工。

    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还有人不患中国没有德先生，患中国没有秦始皇，并为此很不高兴。此种奇谈怪论，居然获得某些年轻网民的狂热喝彩，让人担心——为他们的未来，也为国家的未来。

    任何东西，适量是药，过量是毒，科学与民主也不例外。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可能有过量的问题，但在中国显然不足。假如咱瘦骨嶙峋，就不要跟着胖人节食。我们民族远有秦祸旧伤，近有“文革”新痕，如今反被某些人看作伟大帝国的辉煌，看来，两千年专制老传统毒素，非90年五四新传统解毒剂可以彻底消解。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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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本质：一个过渡性运动

中国网 时间：2009年04月30日 文章来源：海南新闻网 |  



　　这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有些像西方在过去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确认的政治制度的废除那样确定无疑。

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它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这种思想革命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这个目的所引起的。

为了实现这一点,"五四"时期的改革者与前几代改革者不同的做法是,提倡中国在所有重要的文化领域,包括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各面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从批判旧传统和以西方文明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态度和实践开始,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民主。因此,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挽救中国"。

个人解放是"五四"时期,特别是其初期最流行的观念之一。1915年以后,大多数年富力强的思想改革者开始认识到,为了使民族振兴,必须使个人摆脱传统陈腐的伦理和制度的束缚。使所有个人从旧的被动思考和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家长制的家庭和氏族制度下解放出来,将使民族的力量得到增强。因此,通过破除偶像和开展批判以打破旧传统和旧习惯,成了五四运动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攻击流行的儒家学说、攻击文言文和旧文学、暴露民族性格和习惯的缺陷、嘲笑东方的"精神"文化、推翻古老的传说,同时青年们开始反抗旧的包办婚姻和家庭生活——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这种破除偶像、大批判和无情摧毁的精神。虽然改革的领导者所宣称的目标是建设一种现代文明,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与他们摧毁旧事物的活动相比则远为逊色。结果,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失去了吸引力。

在这种对旧传统作批判性重估的开始阶段,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在论、未知论等五花八门的理论充塞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头脑。改革者一般都认为在物质的和社会政治的改革之先,必须有一个思想意识和制度的变革。在批判传统束缚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比一致性更为重要。此外,尽管他们按捺不住冲动和爱国的激情,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却是理智的和合乎逻辑的,至少他们宣称是打算这样做的。这种现象尽管还只是初步的显露,但比起他们的先辈、清末以来那些士绅们(除了少数例外)所特有的思想方法来说却是不寻常的,他们在思想活动上力求达到思维的清晰。他们向权威挑战,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表示怀疑,并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对所有这一切加以重新评价。他们的口号是"证明一切"、"请给出证据",虽然他们在行动上有时并没有彻底贯彻。对于一切在他们看来可疑的旧传统,几乎无不提出挑战。

但是这种个人解放的潮流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与西方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意义也不尽相同。在中国许多年轻的改革者看来,对于救国的目的来说,个人解放与维护个人权利的作用差不多。"五四"时期对于个人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但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这种情形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起不同,因为面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民族与国家始终是不能忘记的。因此,中国所提倡的个人从传统特别是从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很快就被一个有良好组织的社会和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的要求所平衡。此外,这个时期各种有不同思想意识倾向的派系还宣扬一种广义的自由主义。除了有受18、19世纪英法思潮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及实验主义者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各种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自视为争取自由的斗士,他们有力地激发了破除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活动。

除了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干预的影响,这些派系的差异以及它们对国家最首要问题强调方面的差异,促使了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兴起,这两种势力压倒了个人主义的潮流。现代西方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一个独立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知识分子们不久便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和使其强大,他们必须使民众觉悟到民族的危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并率领他们前进。因而青年知识分子们把群众运动、宣传、组织和革命纪律看作是他们反对强权政治和与军阀斗争的重要和合理的方法。而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宣扬的贫困阶级和殖民地的解放,以及未来的国际主义和睦邻友好关系,为这些观念和实践提供了道义上的根据。结果,从西方观点看来是反自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潮流在"五四"末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很可能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者的家长制和共产主义者的极权制开辟了道路。但是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在五四事件后那些年的形势下,直接的和有组织的活动,及群众的示威游行,是在中国推进民主可能采取的最好的方式。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民众的行动对政治施加社会压力。这类有组织的活动看来是对那种对内欺压人民、对外软弱无力的政府进行抗议的最理想的方式。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另一个唯一的选择可能是一场流血的革命,而这不是大多数运动参加者所追求的目的。

总地来看,过渡性是运动的基本方面。如果对"五四"前后的中国作一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场带根本性的、彻底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对旧传统进行批判后迅即展开的激烈辩论和有组织的斗争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诞生的阵痛。改革活动的不同阶段显示了不同的特点。除了某些侧重点和结果的不同外,这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有些像西方在过去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确认的政治制度的废除那样确定无疑。

摘自《五四运动史》 (美)周策纵/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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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29日   



叶圣陶谈“五四运动”




　　梁启超在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发表的《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中说：“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从1920年至1926年的七年间，《晨报副刊》每年的“五四纪念日”或发表“纪念专号”，或发表多篇纪念文章，虽说褒贬不一，但都在营造“纪念”的氛围。到了1927年5月4日“五四八周年”，《晨报副刊》就只发了主编瞿菊农的一篇短文《谈自由》，“作为五四运动的一番纪念”。而所谓的“纪念”，也只是批评“学生运动”，要学生正确理解“自由”的含义，“不要救国适以害国，更不要放纵的侵犯他人的自由。”由于人们的淡忘和民国政府的压制，1930年代“五四运动”一度成了“北大纪念日”，“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就显特别可贵，这一章专谈“五四运动”，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出版时间为1928年9月20日。经历了“五四”落潮和1927年的“大变动”，叶圣陶这么真诚、全面、完整地解读“五四”，着实凸显出了他对社会舆论的不屈不从，视野宏阔，见识高远。80多年过去了，叶圣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格外亲切。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审察的结果，知道自己锢蔽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差不多成为彼此默喻只不过没有喊出来的口号。而“觉悟”这个词儿，也就成为最繁用的了。

　　刊物是心与心的航线。当时一般青年感觉心里空虚，需要运载一些东西来容纳进去，于是读刊物；同时又感觉心里饱胀，仿佛有许多意思许多事情要向人家诉说，于是办刊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称里大概有一个“新”字，也可见一时人心的趋向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对于学术思想，对于风俗习惯，对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们检验一下，重行排列它们的等第；而检验者就是觉悟青年的心。这好像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事，其实不然。一切既已排定了等第，人们就觉得再没什么可疑的，哪是甲等，哪是乙等，一直信奉下去，那倒是非常普通的事。若问甲等的是否真该甲等，乙等的是否非乙等不可，这常在人心经过了一阵震荡之后。明明是向来宝贵的东西，何以按诸实际，竟一点儿也不见稀奇？明明是相传有某种价值的东西，何以生活里撞见了它，竟成为不兑现的支票？疑问越多，震荡越厉害；枝枝节节地讨究太不痛快了，索性完全推翻，把一切重行检验一下吧。这才使既定的等第变更一番。而思想上的这种动态，通常就称为“解放”。

　　被重新估定而贬损了价值的，要算往常号称“国粹”的纲常礼教了。大家恍然想，那是蛮性的遗留，无形的桎梏，可以范铸成一个奴隶，一个顺民，一个庸庸碌碌之辈，却根本妨碍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向是让那些东西包围着，犹如鱼在水里，不知道水以外还有什么天地。现在，既已发见了“人”这个东西，赶快把妨碍作“人”的丢开了吧！连带地，常常被用来作为拥护纲常礼教的工具的那些学问，那些书本，也降到了很低的等第。崇圣卫道的老先生们翘起了胡须只是叹气，嘴里嘀咕着“洪水猛兽”等等古典的骂人话，但奈何不得青年们要求解放的精神。

　　西洋的学术思想一时成为新的嗜尚。在西洋，疯狂的大战新近停止，人心还在动荡之中，对于本土的思想既然发生了疑问，便换换口味来探究东方思想。而在我们这个国土里，也正不满意本土的思想，也正要换点儿新鲜的口味，那当然光顾到西洋思想了。至于西洋的学术，与其说是西洋的，不如说是世界的更见得妥当；因为它那种逻辑的组织，协同的钻研，是应用科目来区分而不是应用洲别国别来区分的。天文学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人类学又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唯有包孕极繁富，组织欠精密，特别看重师承传授的我国的学问，才加上国名而有“中国学”的名称。称为“中国学”，就是表示这一大堆的学术材料尚未加以整理，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等世界的学术里头去的意思。待整理过后，该归入天文学的归入天文学了，该归入人类学的归入人类学了，逐一归清，“中国学”不就等于零么？现在一般青年嗜好西洋学术，可以说是要观大全而不喜欢一偏，要寻系统而不细求枝节。他们想，“中国学”的研讨与整理，自有一班国掌专家在。

　　从刊物上，从谈论间，从书铺的流水帐上，都可以看出哲学尤其风行。随着“人”的发见，这是当然的现象。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诘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么？万一有虚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学，哲学，他们要你作照彻玄秘，启示究竟的明灯！

　　西洋文学也渐渐风行起来。大家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来读；也有人用差不多打定了根基的语体文从事翻译，给没有能力读外国文的人读。读文学侧重在思想方面的居多，专作文学研究的比较少。因此，近代的东西特别受欢迎，较古的东西便少有人过问。近代文学里的近代意味与异域情调，满足了青年的求知与嗜新两种欲望。

　　在政治方面，那么民治主义，所谓“德谟克拉西”，几乎是一致的理想。名目是“民国”，但实际政治所表现的，不是君师主义，便是宰割主义；从最高的所谓全国中枢以至类乎割据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是轮替采用这两种主义，来涂饰外表，榨取实利的。而民治主义所标榜，是权利的平等，是意志的自由；这个“民”字，从理论上讲，又当然包容所有的人在内：这样一种公平正大的主义，在久已厌恶不良政治的人看来，真是值得梦寐求之的东西。

　　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像佳境胜区一样，引起许多青年幽讨的兴趣。但不过是流连瞻仰而已，并没有凭行动来创造一种新境界的野心，争辩冲突的事情也就难得发生。相反两派的主张往往发表在一种刊物上，信念不同的两个人也会是很好的朋友，绝对不闹一次架。

　　取一个题目而集会结社的很多，大概不出“共同研究”的范围。其中也有关于行动的，那就是半工半读的同志组合。“劳动”两个字，这时候具有神圣的意义。自己动手洗一件衣服，或者煮一锅饭，好像做了圣贤工夫那样愉快，因为曾经用自己的力量劳动了。从此类推，举起锄头耕一块地，提一桶水泥修建房屋，也是青年乐为的事；只因环境上不方便，真这样做的非常少。

　　尊重体力劳动，自己处理一切生活，这近于托尔斯泰一派的思想。同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也被收受，作为立身处世的准绳。悲悯与宽容是一副眼镜的两片玻璃，具有这样圣者风度的青年，也不是难得遇见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被包在一个共名之内，叫做“新思潮”。统称这种新思潮的体和用，叫做“新文化运动”。“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州，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现活跃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加的一员。

　　他们前面透露一道光明；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要向前走去，接近那光明的时期决不远。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历史上不曾有过。

　　（本文摘自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1928年9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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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牛津大学教授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4月30日 11:59  时代周报




　　对话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德

　　“五四”与中国道路

　　特约记者 王海燕 发自英国牛津

　　海外汉学方兴未艾，英国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但是要找到一个专事“五四运动”研究的汉学家并不容易。与多位英国的汉学家数次邮件往返，却屡屡被告知“此非专长，恕难相告”。之后，记者转向了图书馆，搜寻中，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出现在“中国相关”书架上，名曰《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斗争》(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正是探讨五四运动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政治。而令人兴奋的是，其作者拉纳。米德教授所在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记者所在的牛津大学路透传媒研究所，巧合地同属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又一个星期的邮件等待之后，复活节前夕(4月10日)，刚刚从日本搜集中日战争资料返回英国的米德教授，在他牛津的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窗外春雨迷蒙，沙发上的防尘罩还没来得及拿掉，米德时而英文时而中文，显露出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睿智。

　　米德1969年出生，在英国南部小郡苏塞克斯(Sussex)长大，他从小就对中国话题感兴趣，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移居牛津，从教于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政治。他的学术研究，试图从战争和侵略之中，找到它们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联系，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20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痛苦的革命》。该书围绕“五四”，讲述中国在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走向现代国家道路上经历的一系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难说完成的斗争。次年，米德因为该书获得英国学术著作奖，并被评为2005年度英国青年学者。

　　米德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不在于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影响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也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 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同时，“五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问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五四”提出“中国怎么办？”

　　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

　　时代周报：你用“bitter”来形容“五四”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翻译为中文，它是“痛苦”、“苦涩”的意思，实际上，鲁迅就曾经说过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选择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呢？

　　米德：我用“bitter”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时候，经历了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加艰难的时期。我主要指的是里面的“冲突”。从前半期的抗日战争、内战，到后半期的“文革”等，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冲突的历史，这种冲突充满着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因为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同时也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冲突的政治，那时的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有一个“民主”的系统。在那个系统内，人们反对这个或者那个政党，但是不反对“民主”系统，而中国那个时候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它们不能在一个系统里同时存在，两个党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所以，这个政治也完全是一个冲突的政治。20世纪的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一个是抗日战争，中国人反对日本人入侵，这是真枪实弹的冲突；另一个是共和国期间的政治。这些经历，足以形容为“痛苦”。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五四”运动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米德：“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

　　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之中的不变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在问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政治先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我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战争和冲突。而“五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问出了这个承前启后的问题，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人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付出的代价或者说努力。

　　时代周报：通常我们认为自清朝末期中国遭到列强侵略以来，中国人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救国”运动，可以说早在1919年之前就开始问“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为什么你认为“五四”才是最重要的呢？

　　米德：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妇女问题、内战问题？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政治思想？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吗？中国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等等。

　　“五四”探索中国各种可能性

　　“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论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现代中国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我很感兴趣你的“塑造”(shape)的说法，你认为现代中国的哪些方面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

　　米德：我的确是说“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很重要，可是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五四”以外的影响不重要，现代中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思想、孔子思想，还有类似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记忆。但是对我来说，1919年前后的政治情绪和社会氛围营造出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塑造了此后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这个现象被称为“五四”。对政治、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他们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思想，大多数用的还是“五四”出现的说法。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是创造了一段传奇，在此后的年代它成为了一个标签，不同的政治组织都试图从“五四”一系列的事件或者思想流派中寻找为其所用的因素。此外，直到现在，“五四”提出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中国。

　　20世纪的中国，每隔一个20年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特征，20年代，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同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就中国的资源展开争夺；40年代，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千万中国人死在战场；60年代，走出战争梦魇并迎来共产主义胜利的中国，发现自己又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时代周报：相比90年前，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认为中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强大，为什么你认为现在中国还要问和90年前一样的问题？

　　米德：当然，现在的中国很强大，而“五四”时期的中国很弱小，现在的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我想，中国和欧盟在很多方面相似，它们都是很强的经济体，有很强的国际影响，但是欧盟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还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够清楚。

　　时代周报：你反复强调“五四”问出了关键性的中国问题，但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可能也会告诉你，“五四”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米德：“五四”的意义不在于指出了一条道路，而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展开了探索，为当时的中国摆出了各种不同的选择。“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90年后的中国仍在寻找答案

　　“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是走入了误区。

　　时代周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最经典的词汇之一，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思想，或者说是救国道路，这两个词在9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普遍适用，“科学”和“民主”两个词有时甚至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想都不用多想就可以脱口而出。而在当时，“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如何提出来的？你认为它和今天我们挂在口头上的民主、科学是一个意思吗？

　　米德：我想这里要区分当时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那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南非是完全的殖民地，都有独立的愿望，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但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式不一样。中国的办法，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印度采用的是“宗教”，虽然印度独立运动不是一场“宗教”运动，甘地本人也没有宗教偏见，但是他对宗教的问题感兴趣，他以宗教认同方式发动独立运动，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中国没有这个机会，中国当时虽然也有各种宗教存在，但是在“救国”的问题上，宗教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而在南非，“种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南非的独立运动从区分黑人和白人入手，而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

　　中国“五四”时期的救国方式，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科学技术的革新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两点生动反映的，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提出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组合，是一个中国创造。如果你看看别的国家，比如印度，我想他们的甘地对“民主”可能感兴趣，但是对“科学”他真的不感冒，他甚至发动国货运动，提倡印度人自力更生，这可能与印度在当时没有发生内部的战争有关，而中国同时碰到了内部和外部战争，每当战争发生，人们就重视起科学技术的问题来。

　　时代周报：我们中国人说起“五四”，耳熟能详的主题还有“破除礼教”、“全盘西化”等，但是我感到吃惊的是，你的书里却认为这些都是被误读了的“五四”，你认为这些说法问题在哪里？

　　米德：在反对儒家传统的问题上，也许中国人通常的说法是，五四启蒙运动发动中国人反抗落后的、压迫的、家长式的儒家文化。但其实这个不是事实，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最为激进的五四参与者是彻底反对儒家的，而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改良中国传统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正像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仅是越战胜利的美国，同时也是反越战游行深入人心的美国一样，“五四”也不能仅仅总结为所谓的“进步”力量胜过“保守”力量，至少在思想领域，当时同时并存着各种思潮。

　　关于西化的问题，“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人倾慕所谓的“西方”，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并不热衷于“西化”，即使是“五四”中最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的人。而且，中国人感兴趣的欧洲世界，常常不是最强大的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而是新近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比如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些国家做到了当时的中国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的思想家希望借鉴它们的经验。

　　时代周报：这些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在批判地思考“五四”影响，如果说在过去对“五四”持高度肯定的态度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又有走向过度否定的危险，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五四”开出的“恶之花”，当下中国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五四”激进主义带来的，你认为这是理性的态度吗？

　　米德：批评“五四”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这个声音一直存在，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就曾说“五四”引进的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是一种污染。但是我想说的是，“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就走入了误区。所以每次我听到当下的中国学者批评“五四”，我认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需要取“五四”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批评，这就像另外一些人在另外一些时候取“五四”的某一些方面进行弘扬。比如，“五四”有一个方面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期间，有一些人就借“五四”的这个方面来号召大众“批孔”，认为反对儒家是“五四精神”，但这只是“五四”的一个方面，一种思想，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不是全部。所以我想，他们批评的是他们想要批评的，因为“五四”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时代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说“五四”更多的是一个会诊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处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而不仅仅是某一样东西？

　　米德：“五四”的力量不在于某一条道路、某一个思想，而是思想、道路的百花齐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五四”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对中国道路的各种可能性展开探索。

admin

　“五四”文学传统与“左联”的对冲

　　朱晓进

新浪读书  2009年04月30日 10:57  时代周报




　　鲁迅认为，五四时期是从人性解放、个性主义、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而上世纪30年代是以阶级意识、前进与反动、革命与不革命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这点到了上世纪30年代文学思路与“五四”文学思路的根本区别。

　　上世纪30年代(下文简称“30年代”)文学界曾有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透过这种“反思”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代与“五四”在整体上的不同的思路。30年代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说到底是两种不同文学思路的对冲。

　　“左联”否认“五四”历史地位

　　30年代，特别是“左联”成立之后，对“五四”文学传统作了较多的否定。茅盾发表的《“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代表了“左联”对“五四”的基本看法。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中，还肯定了“五四”的历史功绩，还很坚决地认为：“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同样地会未必有现在之所谓‘第四期的前夜’罢。”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历史，割断了历史。

　　但“左联”成立后不久，茅盾发表了《“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文中茅盾对“五四”作了全新的思考，也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这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茅盾给“五四”的定位是：“资产阶级的‘五四’。”显然，这已是站在与《读〈倪焕之〉》一文及其之前所不同的政治的和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思“五四”文学传统了。从这种思维出发，对“五四”就自然有否定的言论。

　　茅盾的上述观点，代表了“左联”对“五四”的基本看法。据茅盾自己讲：“30年代初期，人们却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先天不足的，短命的，到‘五卅’运动时，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瞿秋白作为“左联”的理论家，其对于“五四”的表述则更为明确：“五四时期的反对理教的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学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而当“自由人”胡秋原提出“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清算，再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时，瞿秋白则认为，“再批判意识形态”是分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火力”，并要求他们“脱弃‘五四’的衣衫”。

　　而冯雪峰更是认为，胡秋原对“五四遗业”的坚守是“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主张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可以看出，在30年代左翼文坛是把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舍弃还是坚守，看成是一种政治的、阶级的立场问题，这是从30年代特殊的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的要求看问题的必然结果。

　　那么，何以“再批判意识形态”会成为问题？这背后显示出的其实是五四时期与30年代两种不同“思路”的差异。茅盾在《“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中宣称：“‘五四’这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

　　这种时间上的界定，其背后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实际上就是要将“五四”时代与其后的从五卅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区分开来，就是要将“五四”的传统定格定位在思想革命范围内。从新的社会革命的思路出发，停留在思想革命的思路的“再批判意识形态”，自然就会成为问题。

　　“左联”更为强调革命

　　那么，“五四”思路与30年代思路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呢？鲁迅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而30年代是“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五四时期是从人性解放、个性主义、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而30年代是以阶级意识、前进与反动、革命与不革命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这点到了30年代文学思路与“五四”文学思路的根本区别。

　　说到底，这种区别是在于，“五四”的文学思路是倾向于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文学科的思路，即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关注的是理想人格的塑造，探讨的是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是要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等，注重的是在思想范围里解决问题。

　　由此来看五四作家和五四文学创作，就可以理解，何以五四作家多以思想启蒙为己任，何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张扬人性会成为文学思潮，何以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美和爱的追寻、人的精神的自由、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平等等等会成为五四文学创作的主要表达内容，何以作家学者们五四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领域常常集中于伦理、宗教、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精神文化领域。即如鲁迅，在五四时期特别注重于文明批判，注重于伦理道德的探索，包括他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就是带着一种鲜明的思想启蒙、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目的去进行的。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国民—引者)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很明显，鲁迅从事文艺活动的最初目的就是以文艺作为人的主体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途径。

　　两种思路无高下之分

　　而30年代文学思路是倾向于社会科学的思路，即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发展状况，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着眼于人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物质利益以及寻求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手段等等，注重的是以社会分析的方法。

　　由此来看30年代作家和30年代文学创作，就可以理解，何以30年代作家们对社会科学兴趣的普遍加强，何以30年代有不少作家并不甘心于只做一个作家，他们往往同时兼为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何以作家学者们30年代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领域常常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国际关系等等的社会科学领域。

　　何以30年代文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会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学现象。何以文学创作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等等会成为一种趋势。

　　不同的文学思路，在文学观念上形成了“五四”与30年代不同的分野；不同的思路，也直接体现为五四时期与30年代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异。30年代文学思路的变化，必然导致30年代对不同思路之下的“五四”文学的不同评价，并直接带来了30年代文学在创作风貌、文学形式、文学文体和文学风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变化。

　　30年代和“五四”的两种不同的文学思路，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范式上的差异。它们是各自时代语境的产物，最大程度地顺应了各自时代的历史任务，也必然地承担着各自时代的局限。

　　我们在这里指出30年代与“五四”两种不同的文学思路，并不是为了对这两种思路做简单褒贬评价，而是试图通过文学思路的差异，来更好地把握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学特点，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思路的考察，使不同年代的基于不同文学思路的许多文学现象可以获得更有效的解释，而且可以找寻到不同时段文学特征形成和变化的某种根源，可以探究基于不同思路导致的不同文学时段文学变异的一些规律。

　　当然，通过30年代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弄清楚两种不同文学思路的差异到底何在，找到基于不同思路提出的“反思”的误区。这对于我们今天面对“五四”文学传统或30年代文学传统或其后时段的文学传统时，尤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admin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7日07:40  中国新闻网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本刊记者/ 孙冉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1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对于新村的言论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

　　很快，毛泽东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

　　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真的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

　　(本文参考止庵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周作人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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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调查”探寻当代青年价值取向

本报记者　张梦薇　金辉　王建峰




　　    1919年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以一腔爱国热血开“千年未有之变局”，让社会在此“转了一个弯”。弹指一挥间，90年过去，那些曾经的辉煌和耳熟能详，经过时光隧道的百年穿梭，有多少沉淀在当代青年的心里？那些巨擘们的音容和影响，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
　　    近日，本报独家组织策划了一次青年学生“五四知识调查”活动（有关调查报告的详细分析，详见第7版），就问卷调查结果，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请他们对此进行文本分析。

青年学生价值判断“不糊涂”

　　    调查显示，关于五四运动的基本知识和大体情况，在校青年大学生们都能掌握。对于五四运动的知名人物，如李大钊、胡适等，在校大学生们都非常了解，也能说出民主、科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而五四运动的具体人物和深层次原因却知之不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首肯青年学生“大事不糊涂”。他说，鉴于问卷题目具有严肃的价值判断题居多，总的来说，同学们答得还是不错。选择题中有 70%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在价值判断上还是正确的。前些年，有些人提出，中国的大学生“告别革命，远离主流，淡化价值，拒绝崇高”。实践证明，当代大学生并非如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基本上还是很健康、很正确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当今年代，世俗社会价值和文化选择是多元的，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取向多样性没有对与不对之说，只是反映一种生活方式。不能用标准答案来判断对错，我们需要尊重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
　　    夏学銮认为，如果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想全部答对问卷内容难度不小，这也从侧面反映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次的知识了解不够。不过，他也表示，虽然有些不足，但可以通过加强教育逐步完善，对大学生们不可过于苛责。

不能忽视五四精神

　　    读史以明志。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天津某高校学生辅导员李伟认为，现行中国教育仍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在高考指挥棒下，学生没有时间关注更多其他问题，一些理工科大学生现在的历史知识还停留在小学或者初中阶段的课本知识上。而上了大学后，除了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外，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关心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文科知识，更不用说看那么专业的书籍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书本上曾经出现的五四知识，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能答出，而稍微超出课本外的常识，正确率就极低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认为，当前大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的东西不了解，不能全怪他们，目前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价值认识不清的问题，各种非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东西更有大行其道的势头。
　　    另外，还存在对待传统现象“厚古薄今”的问题。盲目重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轻视近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实际上，它更贴近于现代人的普通生活，更符合当前发展科学与民主的现实，对于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因此，应该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尊重传统，以科学与民主的开放精神，审视当下。

五四精神应内化为自身行为

　　    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了解五四精神的有限性和主动性，再次凸显了精神启蒙和价值重估的重要意义。“少年强则国强”，在现有历史知识结构和未来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之间，无疑有某种程度的重要联系。
　　    李伟表示，现在的大学里，平时很少有人专门组织学生学习五四精神或者开展与此相关的活动。如何引导五四精神，他认为是值得高校认真探讨并努力践行的问题。
　    　北京大学团委书记韩流表示，“如何提高当代大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内容的认识，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现在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伦理道德以及学术道德。”
　    　来自北京大学的刘同学说，我们身处社会转型中，同学们想法各有不同，一些爱国的举动很难说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与1919年相比，爱国之情未变，但中国国情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爱国，并不是只有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学生们才要挺身而出。据记者了解，围绕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五四运动，近日，北京大学将举办“新青年，新精神”主题教育活动。或许，新时代、新青年、新精神，可以成为绵延五四精神的一面旗帜。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4-16 11:15:55

admin

陈独秀回忆《新青年》和五四运动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1日18:27   中国青年网




　　本志(1)[这是从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和通信中辑录的。]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非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上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立于根本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2)[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耍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摘《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原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3)[指1919年初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耍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力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无视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纠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帮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一个山东的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已、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病根。根本的救济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摘自《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原载《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民国八年六月兰日，就是端午节以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日，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摘自《六月三日的北京》。原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或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责任”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互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摘自《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摘自《谈政治》，原载《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日)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作经济的儿子，不象适之把他当作经济的兄弟。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适之赞成所谓秃头的历史观，除经济组织外，“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心的”原因，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无论，科学便频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同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象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摘自《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适之》，原载《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12月9日)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棋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摘自《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原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这是从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和通信中辑录的。]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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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化简为繁”谈“五四”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4-12 0:43:33



　　多年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的一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振聋发聩，引来国内学界的一片争议。王德威从晚清以降翻译外学与阐释传统的文学再造活动出发，看到了晚清学者兀自发展的不同的“现代”视野。这几年，王德威在晚清小说传统之外，从诗学、文论等方面继续探究“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晚清的渊源，以期辩证看待“五四”的复杂性。“五四”已经九十年了，王德威希冀通过自己对晚清文学的研究，拒绝学界和主流话语对“五四”“化繁为简”的惯性传统，并且希望在“五四”的“革命”与“启蒙”的传统思维之外，将“抒情”纳入到“五四”话语之中。

　　研究晚清小说、诗学、文论是为拒绝“化繁为简”　　

　　多年前您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时引起了相当大争议。今年正值“五四运动”及“五四新文学运动”九十周年，现在您对当年的观点有何补充或修正吗？

　　王德威：我有两点需要澄清。当年我写《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时，是有一个策略性目标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晚清小说研究。经过多年的阅读，我了解到，晚清小说的丰富和驳杂远远超过我们在教科书上的认识。我们的文学史，以前过分地讲究一以贯之、单线式的发展模式。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晚清就是一个分崩离析、颓废、衰败的时代，以此衬托“五四”是一个平地一声雷、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于简单、线性文学史的看法，我刻意提出历史的起承转合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是突变、戏剧性的，这是我做晚清文学研究的动机。

　　我相信，在原来文章的论述里我并没有刻意地说，因为有了晚清就贬低了“五四”的意义和历史关键性位置。谈晚清的重要性，不是来刻意贬低“五四”的贡献。

　　经过整个二十世纪对史学观念和历史经验的理解后，我们在1990年代末可以放开胸怀去看待所谓中国文学现代性兴起过程中的各种坐标。我至今一再运用空间式的想象坐标，刻意与传统史观中简单线性思维作一个对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今天我会强调当时那篇文章辩证的复杂性。　　

　　但是，尽管有方法论的依据和整个历史史观的变化，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当时甚至至今依然具有挑战性。

　　王德威：相对的，如果有任何一位同事来告诉我，“没有五四，何来晚清”？我会说，“对呀，这是把历史的因跟果倒过来了。”所以，我会乐观其成。有这样的辩论，反而坐实了我认为的历史学的复杂性。晚清的确是民国塑造出来的，这不是自然发生论的问题。这个文章的题目也许会引起许多的议论，但我很高兴有这样的议论。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那如今对这一观点有补充的地方和新的思考吗？

　　王德威：我原先一直在做晚清小说的研究。这几年，我把这一研究方法扩大到晚清诗歌、诗学和文论的领域中。所以我最近写了一些关于晚清桐城派的文章，就是关于诗与诗学的问题。

　　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观点是，晚清诗歌从龚自珍开始，经过黄遵宪的发展。我觉得，这当然是有启发性，可以让我们理解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兴起的脉络。把晚清拉到鸦片战争前后，这是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的特权，为研究需要可以移动时间坐标。龚自珍所代表的比较唯心的、黄遵宪继续发展的新体诗传统，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晚清诗学的发展，不是只有这一条线索。我的意思是，在晚清的六十多年里，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不一定要浓缩到一个新体诗的兴起之上。事实上，当时一些传统文人把不同时代的文类同时纳入到他们的视界之中，他们可能正在实践六朝的东西，实践华丽、绮丽、颓废的晚唐诗风，当然也包括宋代诗词，这些东西同时被置入晚清文人的文学探索之中，不同诗人各行其是。这是晚清文学另外一个同样精彩的现象。

　　间接地，这一丰富的晚清诗学现象和“五四”也是有呼应的。古体诗并没有因为“五四”的兴起，突然关门大吉。在某种意义上，很多“五四”的文人，比如郁达夫、周作人、沈从文、聂绀弩等，这些人是“五四”新青年，他们一开始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代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诗学，但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古体诗会再次回到他们的创作中去。这个问题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有更为复杂的认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时代，它复杂的纠结过程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传统仍然千丝万缕很细腻地牵扯其中，这恰恰是让现代性的议题变得更为复杂。古体诗跟现代诗的纠结现象，大家做的很少。这更不用讲诗话的问题。说到诗话，我只讲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词话”也不只有这一本。

　　除了诗学、词话，还有就是文论研究。我这几年在做桐城派研究，当然我不是第一个做的学者。桐城派在晚清被打入谷底，所谓“桐城谬种”，这是“五四”的口号。其实只要对“五四”前后文学史有所了解的话，包括胡适、周作人都已经告诉大家，桐城派就算有千百万的不是，至少在教人家做文章方面有很大贡献，它不是绝对地和白话文你死我活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对“文”的观念，与后来“五四”兴起的“文学作为独立自足的审美论述”，有非常有趣的承接关系。“五四”文人要“文学”，文学是时代的表征。这一观点是吸收了西方十九世纪以来把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看法，但事实上桐城派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早已用“辞章”形容文学特性。桐城派当时就说——你们一定要会做“文”，一定要对文字本身有敏锐感，透过“文”才能接触原来的“道”，他们把“文”拉到很高的位置。“文”不是被动的媒介工具，“文”本身就是“道”的体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轻重转换。以前说，经过“文”达到“道”，桐城派说这个“文”就是“道”。

　　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作为文学史工作者、学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过了九十年之后，我们看待中国现代文学性的方式应该拒绝“化繁为简”，而应“化简为繁”。　　

　　“五四”运动中，革命与启蒙之外还有抒情   

　　这九十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化繁为简”是出于政治考虑吗？

　　王德威：如果我用“政治”这两个字的话，我的定义是非常宽广的，不仅是跟几个革命人物有关而已，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刻意引起论证，以凸显一个新的东西，这更多是一种策略。

　　“五四”运动的兴起，在当时以及之后几十年有巨大的号召力和魅力。我刻意使用“魅”字是有理由的。我们都说“五四”是一个除魅时代，但我恰恰觉得说“除魅”太简单了，这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让大家一下子陷了进去——我们就是新青年，我们就是要革命和启蒙——这是一个新的神话的开始。所以，它一方面“除魅”，另一方面带来新的“魅”，我觉得这是“五四”之所以如此迷人的原因。也正如此，我不会中断对“五四”的研究。回到刚才那句老话，“化简为繁”，你如果真的承认“五四”给我们的遗产如此丰富的话，那就不要避讳“五四”复杂的来龙去脉。不用把传统和现代的对立简单一刀切，“五四”那一代文人受到的传统训练比我们丰富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在晚清和“五四”的衔接上做出更复杂的描述。

　　那“五四”的魅力来自哪里？

　　王德威：“五四”之所以在三四十年代之后，变成一个那么有魅力的东西，我觉得和后来两个重要论述有关。“五四”本来有很多的方面，但最后被凝聚成两个论述：革命和启蒙。尤其是革命论述，后来声音越来越强，成为救亡的话语，以至于把“五四”的复杂面向给遮蔽了。我们今天既然要讨论“五四”的重要性，不见得要沿用“五四”之后简化的话语来定义“五四”，而应该真正承袭“五四”众声喧哗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应该去想象的“五四”。当我们谈“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记住当时还存在着“五四”旧文学实验和实践。　　

　　“五四”的“魅力”也许说得是“五四”中情感性的东西，而不只是我们一直说的 “启蒙”与“革命”。

　　王德威：“五四”的动人力量是要感动你。现在我们对“五四”中的“启蒙”和“革命”研究卓然有成，但这几年我对“五四”有一个很新的思考，我觉得“五四”给我们的精神号召除了“启蒙”与“革命”，还有“抒情”。“抒情”这个词太容易被误会，特别在大陆传统中，“抒情”很容易和小资、颓废、唯心、布尔乔亚联系在一起。但我恰恰要说，“五四”到今天还能感动我们的话，不是理念化、量化的东西，“革命”和“启蒙”都有一个“情感”的驱动。我们为什么要对“五四”的抒情性那么害怕呢？“抒情”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愤以抒情”是屈原传给我们的，但抒情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复杂向度被遮蔽了。正是“抒情”，让“五四”青年不顾一切走向“革命”和“启蒙”，革命在当时可是很时髦的事情。几十年来，我们的评论家只是狭义地迎合了十九世纪西方对“浪漫主义”的定义，而忽略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复杂历史情怀和社会抱负的抒情性。“五四”中有抒情传统，这肯定会有很大的争论，但今天讲“五四”，讲“五四”和晚清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五四”时代的这群新青年重新让抒情的复杂向度迸发出来，这是晚清看不到的。所以到了今天，不妨把抒情的传统予以复兴。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雅俗之争   

　　我注意到一点是，当我们谈“五四”的时候往往指向精英阶层的实践，那在普通市民那里呢？我觉得，“五四”时期在市民中流行的俗文学被忽视了。

　　王德威：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新旧”两条路线之争，还有“雅俗”、“东西”之争，这些东西在晚清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所以不是到了某个黄道吉日了，大家一起来摊牌。当然，“五四”历史的偶然性，你不得不承认。

　　其实俗文学也是“五四”的发明，是文学走向民间的重要方面。“五四”驳杂的面向，使其不仅启蒙了精英阶层，也启蒙了小市民。“启蒙”这么宏大的字眼到了市民阶层、江南文人那里，就变成鸳鸯蝴蝶派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

　　通俗文学中的启蒙意识是存在的，它扮演了一个“缓冲区”的角色。新的东西来的这么急、这么快，这些普通市民如何去接受？他们很可能会误读，也可能造成很有趣的偏颇。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同时，有一群文人，他们的确没有那么新的思想，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他们用一种折中的观点，提出了对“五四”想当然的见解和看法，然后又贩卖给一般小市民，这里面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接驳”现象。这个“缓冲”的作用其实很重要。有人说“鸳鸯蝴蝶派”有什么好看？张恨水是从南方来到北方的文人，他之前做过记者，他从南方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大开眼界，但有多少人把张恨水的《春明外史》看成是北京文化地图导览？《春明外史》描写“五四”前后北京城的面貌。你可以想象一个四川成都的读者，通过这个小说想象北京有一个这样的运动。这个意义上，俗文学就是一个“缓冲”，“缓冲”可能不是精英阶级本身想要传播的，但经过这些市井文人再诠释之后，他们让变革不那么剧烈，让这些改变变得理所当然、习以为常。比如离婚问题、女性独立问题，都在《金粉世家》里有讲述，小说描述女性独立找出路的可能性，但又不像新女性那样决绝。这是新旧价值的互动，探究如何去落实，这是“鸳鸯蝴蝶派”一个很大的贡献。它的结果未必是“五四”激进精英所真正希望的，但面对社会巨变，“鸳鸯蝴蝶派”给中国人提供了精神上“缓冲”的慰藉。他们可能看不懂《狂人日记》，但通过《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可能对“什么是这个时代”有所了解。这就相当于今天的传媒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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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五四

钟敬文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1:26)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唯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七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附近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书。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好像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开蒙书，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着学下去的。但老师教书的时候，只教诵读，不讲意思，不注意儿童心理，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年，我们那个镇子破天荒地开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两级小学”，实行初小与高小双部学制。它看上去挺新，实际上还是半新半旧的。学校里并没有新式的教学设备，师资也还是原来的生员班底，不过是受过短期的师范培训，比如读了几个月、半年的师范专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书资格。在功课上，开设了国文、算术、格致、体操、图画等。在作文训练上，起初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如《读书论》；稍后做史论文章，较为复杂一点了，像谈汉高祖治世的《刘（邦）项（羽）优劣论》等；策论没做过。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史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凡》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理。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当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兴趣。我后来一辈子写诗兼搞诗学算是在这时启蒙了。当时读的书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等。这些书，在今天看，也是好书。这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教育。那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言小说，像有一部叫《余之妻》，当时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亚，是礼拜六派的作家。至于白话小说，那时还见不到。总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陈旧的、半新半旧的教育制度下度过的。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1917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但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却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1929，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学艺活动的更重要方面是对人民大众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进行初步理论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动是从参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开始的。自北大歌谣征集会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谣选》之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效仿，也大都登载了歌谣、故事之类的作品，比如广东的《群报》、上海的《妇女月刊》和我们家乡的《陆安日报》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着这个潮流活动，在我们乡下搜集歌谣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北大的《歌谣》周刊等刊物上。那时的这种搜集口头文学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而是个人的、自发的活动，主要是在家族亲戚、同学和朋友中间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流行的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时期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1926，北新书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书局）等。那一时期，我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有关《歌谣杂谈》一类的文章，在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尝试。

　　在早期的新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我参与《歌谣》周刊的学术活动曾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经常有些年轻学者问我，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写过一段话：“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搜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对此话我怎么看？胡适在五四时是否认识我？其实这段话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个同乡在街上看见我，说“你现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书里都讲到你了”，他还说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类的夸奖的话，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里听说此事。后来我自己也买到了这本书，才看见了这段原文。我始终没和胡适见过面，也从无个人之间的来往。他在五四时已经名气很大，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我则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在热心地追随着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谣》周刊“圈”里的活跃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谣》周刊时，发现了里面的几个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认为值得一书，就把这几个人写进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话文学史》，还把我的名字写得很靠前。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中国学者气派，他是完全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那时很关心歌谣，还从文学角度写过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谣比较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有权威性。董作宾撰写研究民歌《看见她》的论文，就受了他的启发。他那本《白话文学史》，在那时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还很流行；那么以他这样的学者这样对待当时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对我认识五四和后来走上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在参加《歌谣》周刊的活动期间，我与北大学者直接发生民俗学的学术往来，并长期保持这种学术关系的，主要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出身江南苏州的世代书香之家，后来又考进北大读书，学养深厚。在五四时期，他年纪还轻，但学问造诣已经很深，我很钦佩他。1923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献时，发现了李调元的《粤风》，就在《歌谣》周刊上写了文章。我看到后，知道《粤风》汇集了两广一带的多民族民歌土调，那里正是我的家乡，于是我就响应顾先生的意见，也给《歌谣》周刊写了文章。以后，我们就通过《歌谣》周刊往来通信，谈到了《粤风》，也谈了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等。顾先生不久写了《孟姜女故事研究》。1926年夏，我到了岭南大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粤风》，就和刘乾初一道，对它进行了翻译整理，后来分作两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亻良僮情歌》（1927，北京朴社），另一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客音情歌集》。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了顾先生的鼓励。顾先生热心提携后学，积极地推广学术，造就人才，他对我的影响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中都占有相当的位置。

　　从五四开始，我这种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后来发展了对整个民俗现象的兴趣，并一直延长下来。到了1927年，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时，探索民俗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那时顾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南下厦门，又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我们才初次相遇，但因为有了前几年在《歌谣》上通信的铺垫，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老熟人。当年底，我参与了同顾先生等一道筹办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后一起编辑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学丛书等。这些活动以后都延续下去了。

　　后来，民俗学的学术发展了，我个人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学；解放后又参与建立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方面的学会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学问上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这个就不去细讲了。

　　但回头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现代学科发展根源还是在五四时期。假如当时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些文化上的影响，我在学艺上，就不一定走上这条路，而且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饮水思源，应该感谢五四对我的启迪作用。她是我所终生不能忘怀的学艺上的乳母，兹以联语铭之：一阵雷霆，惊起国民御侮救亡意识，八旬岁月，难忘师傅启蒙发聩恩情。 (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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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新闻网  日期： 2009-05-03  信息来源: 《求是》杂志2009年5月1日   


       90年前，由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率先组织发起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启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还促成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一次次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在五四运动之前，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悲惨处境。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后，中国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曲折和反复，但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却由挫折走向胜利，开始以崭新的态势向前大踏步迈进，五四运动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首先，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实践证明各种理论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加剧了。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五四运动之前，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五四”时期，以北京大学教师为主体编辑的刊物《新青年》出版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号，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第二，五四运动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近代以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虔诚地学习西方，试图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从辛亥革命到“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他们的幻想迅速破灭。在苦苦寻求自救出路之际，俄国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历史的比较和选择中，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伴随着“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第三，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革命之所以经历曲折、屡遭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够科学把握革命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先进政党来领导和推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四，五四运动展示了群众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一个局限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在于它是一个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这个事实，就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本人也是承认的。1919年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北大学生代表在会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匾牌换成中华门，这样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正在参会的孙中山听到这些话后也热烈鼓掌。会后，他还对北大同学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率先发起，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参与，是五四运动胜利的基本保证，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斗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五四运动孕育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但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推动爱国主义运动前进的社会力量，却是随着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实现了重大飞跃。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又具有了本质的进步和新的时代特征，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蕴含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要求。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近现代的爱国运动，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爱国运动，都表现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而在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不顾北洋政府的镇压走上街头，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的纲领性口号，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提升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

       二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因素。“五四”期间，已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把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思考。这就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以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而且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促进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李大钊先生所指出：“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三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觉醒密不可分。历史发展表明，爱国主义只有找到强大的依靠力量，并上升为阶级的自觉，才能真正焕发无穷威力。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鲜明的阶级特点，爱国主义日益紧密地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从此，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的展开和深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崭新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将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结合起来，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八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亘古未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弘、最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

       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团结奋斗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每一代中国人也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五四运动以来，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和不懈奋斗。今天，中华民族已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更重要的是，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那么，今天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当前，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不断深化对我国历史和国情的认识，深刻领会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要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投身于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要倍加珍惜我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把握爱国的新要求，以更加自信、理性、平和、宽广的心态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党的十七大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决策，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报效祖国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和良好条件。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恰好是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才立业的黄金期。“五四”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梦寐以求的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将通过我们的继续奋斗得以实现。我们一定要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重任和人民的期待。

       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110多年来，北京大学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北京大学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取得了可喜成绩，展现出蓬勃活力。近年来，北京大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丰富多彩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加强近现代历史教育和国情、校情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理性报国，促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生生不息，推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代代相传。

       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将进一步贯彻落实2008年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按照服务国家战略、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发展思路，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断将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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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胡锦涛总书记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　　时间： 2009-05-02　　责任编辑: 一言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日电（记者　孙承斌）今年是五四运动９０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２日上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在我国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锦涛来到中国农业大学，首先参观了学校的校史展览和科研成果综合展示。在中国农业大学历史沿革简表前，在报道学校师生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旧报样前，在记录师生们开展科技支农活动的照片前，在克隆牛、高产玉米等反映学校科研成果的图片和实物前……胡锦涛驻足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和发展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总书记希望师生们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

        注重实践教学，是中国农业大学的鲜明特色。胡锦涛考察了学校植物生产类实验教学中心基地。

        明亮宽敞的温室里，一盆盆种苗长势喜人。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正进行测土配方施肥等实验。胡锦涛饶有兴趣地观看，不时询问有关情况。随后，总书记走到学校实验田，来到正在开展农学认知教学的师生中间。他俯下身子了解欧当归、辣根等药用植物的特性和功效，还亲口尝了尝刚摘下的芦笋和枸杞叶。

        总书记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坚持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帮助同学们增强感性认识，巩固书本知识，提高动手能力，这样做大有益处。他希望农科学生学农爱农，刻苦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为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胡锦涛的讲话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3日09:53  东方网-文汇报

　　老师们，同学们：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很高兴来到中国农业大学，来到充满活力的青年朋友中间。借此机会，我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刚才，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作了很好的发言，听了以后很受启发。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村官代表谈了自己的实践体会，即将到农村基层工作的毕业生代表谈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你们奉献祖国、服务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令人十分感动。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革命青年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勇挑重担、艰苦创业，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2008年，面对筹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一系列大事、难事、急事，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自觉担当、奋勇向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奉献精神，向祖国和人民、向全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优秀的整体形象。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都充分表明，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祖国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党和人民为有这样的青年而自豪！

　　当前，我国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从国内看，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我国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受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中央在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制定并实施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成效。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逆境奋起，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在开创祖国美好未来的征程上，青年学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下面，我给农大同学和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同学们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青年学生素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历来以爱国报国为己任，这是非常可贵的，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希望广大青年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为祖国、为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二，希望同学们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立身百行，以学为基。”一个人能有多大发展，能为社会作出多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学习抓得紧不紧、知识基础打得牢不牢。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同学们不仅要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而且要努力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要注重学习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广泛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仅要认真学习知识技能，而且要注意掌握科学方法。只要大家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第三，希望同学们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古人讲，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才成长的规律。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经过社会实践的历练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对青年学生来说，基层一线是了解国情、增长本领的最好课堂，是磨炼意志、汲取力量的火热熔炉，是施展才华、开拓创业的广阔天地。只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年来，不少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主动到基层一线去工作，作出了显著成绩，加快了成长成才步伐。希望更多同学以他们为榜样，自觉到基层一线去发挥才干，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切实走好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第四，希望同学们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只有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才能真正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成为品德高尚、精神充实的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既尊重个性、承认物质利益，更倡导互助友爱、崇尚奉献精神。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奉献和索取的关系，片面强调个人设计，过于追求个人利益，他的人生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希望同学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带头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多做关心集体、热心公益、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好事，真正尽到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为发展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形成文明进步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一份力量。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青年和青年学生高度重视、充分信任、热情关怀、严格要求，更好地发挥青年和青年学生的积极作用，努力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共青团组织要认真做好青年和青年学生工作，加强教育引导，主动提供服务，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学校和教师要注重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帮助青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社会各界都要关心爱护青年和青年学生，为他们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大学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着力提高办学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在我国农业教育、科研以及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同志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秉承“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青年朋友们、同学们，伟大的事业召唤着你们，光荣的使命激励着你们。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伟大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admin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日前出版  

2009年05月02日 11:30:46 　来源：广州日报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杨念群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5月

    “五四”9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出版新书《“五四”九十周年祭》，认为来自基层社会重视实干、不看重空谈的气质推动了中国社会根本的变革。

    广州日报：“五四”运动90年，您认为该如何理解这场运动？

    杨念群：我更多是站在学理的角度去解读“五四”的。有人把“五四”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在我看来是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认为“五四”就是反传统文化，这我也不能同意。我认为不应该对“五四”进行过度的“思想史”分析，而应该将之“社会史化”，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五四”运动从爆发的一瞬间只展示出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政治事件，可它的意义绝非如此单薄。

    广州日报：您觉得“五四”精神对现代80后、90后的青年有什么意义？

    杨念群：年轻人爱国主义的热情是有的，但有时候，这种激情会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走向虚幻，走向暴力，这是应该避免的。（记者 李文）

admin

《五四运动画传》全景再现当年历史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2日18:01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2日电为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日前隆重推出了军旅青年作家丁晓平的纪实文学著作《五四运动画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得到了中共党史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可读性强，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五四运动，增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五四运动画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注重总体的把握，也注意历史的细节，把五四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做了较好的叙述。作品以清新流畅的文字和独特的历史视角，并插入30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阐释往事真相，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全景立体地再现了五四运动。作品注意发掘历史资料，如对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对中国儒家学说、孔孟之道的关系，就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纠正了以往认识的片面性。作品还以当下的语境对五四时期的漫画、口号、对联、纪念章、期刊、社团以及五四人物的年龄等历史元素，给予了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观照，完整呈现了这段人们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历史。本书设计精美大方，双色套金精装印制，堪称五四运动图书的典藏精品。(杜惠玲)

　　《五四运动画传》，丁晓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