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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应坚持怎样的民族观历史观
——反思阎崇年遭掌掴事件

《中国民族报》2008年11月7日

李德龙

彭武麟

王建民

王庆仁

张海洋

关凯

　　10月5日，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阎崇年，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一年轻男子掌掴。此讯一出，天下哗然，相关的新闻评论（网上跟帖）成千上万，只不过这许多声音并不完全是对这位七旬老人的同情和对打人者的谴责。一叶知秋，此事件已不单单是一记耳光或者是一两句痛骂就可以概括的。它涉及到人们的道德底线、公民的权利，更触及到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认知、政治文化传统的传承，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记掌掴，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些问题？

　　10月31日，本报举行座谈会，邀请中央民族大学的几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学者：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李德龙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彭武麟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建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王庆仁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关凯






　　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
　　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提升，史学研究与大众之间的隔膜应该消除

　　彭武麟：打人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简单的治安事件，但是由于涉及的对象不同、冲突的起因不同，应对事件作进一步的分析。我认为，事件本身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学术走向大众化、市场化，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这是好事。同时，事件也反映出社会文化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群众的文化品味日益提高。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正是适应大众文化需求的产物，因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
　　阎崇年主讲清史，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历史，内容比较敏感。《百家讲坛》标榜自己的内容“坛坛是好酒”，这坛“酒”却引发了暴力事件，那么它还是坛“好酒”吗？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认为，打人事件的冲突身份与场合反映出学术与社会文化心理、认识价值冲突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民族史学研究与大众的隔膜。历史问题是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多半集中在典籍文化当中，在学术圈中交流，民间社会则通过通俗、娱乐文化来感受、认识历史。因此，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就存在两个层面，两种来源，存在不同观点也就是必然的。
　　学术与民间本身就存在隔膜，而民族历史又涉及到民族感情等深层次问题，当学术以社会化方式出现，就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学术是求真的，这是学术的基本品质。老百姓也认为学者讲述的就应该是真实的。当百姓认为学者的讲述与历史真实性相背离时，发生摩擦也就成了必然。打人事件在学术社会化过程中产生，反映出民族社会和民族史研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李德龙：我国提出要实现“文化大发展”，怎样才能大发展呢？有人提出应降低文化消费的费用，保障文化权益的实现。现在，看电影的费用很高，门票动辄上百元，而且精品数量有限；电视剧又不再像以前那么吸引观众，千篇一律的“戏说”已经让人产生审美疲劳。那么大众文化需求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有情节，故事性强，环环相扣的内容。《百家讲坛》这种形式非常适合大众的文化需求。《光明日报》曾经发表了多篇探讨大众热衷于收看《百家讲坛》现象的文章。其中，有文章通过调查分析指出，《百家讲坛》受到具有初中以上学历观众的广泛喜爱，下岗工人尤其喜欢这个栏目。还有文章对“于丹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大多数人只是熟知《论语》之名却并未读过这本只有一万多字的经典之作。因此，当《百家讲坛》以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普及《论语》时，大众便产生了兴趣，而于丹将《论语》中的道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讲述方式，更是点燃了大众的激情。
　　在《百家讲坛》中，阎崇年的演讲非常吸引人，他善于说史，而且他所讲述的清朝是中国封建制度集大成者，其历史与近代革命紧密相联，这就更引起了观众的关注。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它奠定了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秦始皇建立秦朝时，中国就已经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了，但是真正确立今天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各种民族成分的，还是清朝。清朝处理民族问题有很多值得总结借鉴的东西。因此，很多人都热衷于讲清朝历史。
　　王庆仁：“民族宗教无小事”。我认为，打人事件的双方都有些片面，可以说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不清楚、不理解。像阎崇年这样的年纪和资格，理应更稳重一些，但他在讲清史的时候，多少带了些个人的主观倾向。对许多学者来讲，学术上的宽容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大众是否能接受？虽然我们现在的言论更加自由、开放了，但是开放、自由不意味着可以抹杀基本的史实。而且我们对公众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的教育实在太少了，听众大多数是汉族，他们没有这些相关的知识，却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影响很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阎崇年这样讲历史，造成公众不满的情况是必然发生的。因此，对一个学者来讲，学术的良心、严谨的学术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央媒体这样一个公众场合下，尤其是讲历史，要讲得尽量严谨、公正、全面，不要过多加入个人的感情色彩。


　　史学研究应坚守基本的“客观、公正”底线，
　　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不容置疑


　　彭武麟：从事件产生的特殊性而论，实质上是民族问题、民族史研究与现代民间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学术界可以存在争论，但是基本原则是讲求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对此，老一辈历史学家都有比较明确的论述，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但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一些倾向：一是史学界有意无意地将民族史研究边缘化，将民族史学科边缘化；二是民族史研究的主旋律不够清晰，各种理论的出现和运用呈现出多样性也会造成一些混乱；三是过分突出某个民族的历史研究，而忽略了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这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李德龙：前几年有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时，提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对社会负责任就要在学术研究中更加严谨，尤其是在中央媒体这样有广泛传播力的平台上，言论要更加严谨。当然，打人是绝对不对的，我在网上看的帖子显示，绝大多数的网民态度还是很理智的，即使是支持打人者一方观点的网民，也指出打人的行为是不对的，指出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但不要动手打人。
　　打人事件同时折射出大众对民族知识的匮乏。打人事件发生后，肇事者在“汉网”受到了极大的支持，许多网友在评论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将清军入关说成是“民族入侵”。对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使用“入侵”一词是不恰当的，对此王锺翰等老一辈史学家早有清楚的论述，因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都是一家人。“入侵”一词始于《左传》，原本是用于评价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但是网友的一些批评也是有具体原因的。比如，阎崇年在讲到吴三桂反击清军入关时说，如果吴三桂不抗击，那么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有网友针对这一言论回应道：“如果这么说的话，是否日寇入侵也该束手就擒？”又如，阎崇年在讲述清朝要求汉族剃头蓄辫这段历史时，把剃头蓄发视为风俗的改变。有网友则提出，这事关民族自尊，绝不是是否接受某种风俗习惯的简单问题。
　　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问题呢？我认为，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过去，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汉族建立政权就是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少数民族建立政权进行统治则会造成历史的倒退，并且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回避民族史。今天看来，评价一个政权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要看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如果旧的政权极为腐朽，社会分崩离析，生产力停滞不前，而新生的统一政权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不管是哪个民族建立的，这个政权都应该得到肯定。这才是我们今天客观认识历史上政权更迭的正确态度。
　　应该承认，元朝将人分为4等，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是非常清楚的。现在有人很避讳谈这个问题，认为这对今天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不利。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历史就是历史，要客观地还以本原。清朝也存在民族区分、民族不平等的问题，但是这是封建社会存在的问题。在封建社会，肯定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
　　我考博士生的时候，《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称清军入关不是民族战争而是阶级斗争。当时主考老师让我们对这个观点作一评论。我认为，清军入关并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清军入关之初，并没有满八旗、汉八旗、蒙古八旗这样系统的划分，主要还是东北兴起的满族加上部分蒙古族组成的。整体而言，有民族斗争的含义在里面。文章的观点有其历史背景，是对列宁所说的“民族斗争实质就是阶级斗争”这一观点的具体套用。不可否认，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
　　客观地说，清朝取代明朝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清前期，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康乾盛世，中国人口从一亿发展到4亿，这是社会大进步的表现，而且清朝为捍卫国土、维护边疆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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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凯：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建构是服务于当下的。在后现代的解构中，是否存在一种可信的历史，已经被碎片化了。打人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社会意识，它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后现代等思想影响下，面临着一个国家整合、思想意识整合的过程。在这个思想和大一统整合的过程中，打人事件便体现了一种尴尬。比如，近年来拍摄了很多部以清朝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每一部都会引起网络出现一些相关的帖子。这些帖子几乎不讨论藏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而是只讨论满族。为什么这些讨论只对满族和汉族相互进行建构呢？就是因为清朝距离现在近，互动密切。阎崇年既不是正统的代言人，也不是所谓的“满洲主义”的代言人，但他被打了。这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反映出正史叙述的主流地位被颠覆了，社会对这个意识有需求，对民族主义有需求。汉族也在建构自己，比如“汉网”，但它建构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汉族，而是一个用古典符号建构的当下的汉族，包括汉服、唐装，那都是用历史元素建构当下的东西。汉族和满族的相互构建在网络上非常激烈，冲突很大。我曾经作了个调查，满族、汉族两个族群草根社会之间的距离无法测算，整个指标显示是混乱的，并没有明确的民族认同，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又有着激烈的冲突。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打人事件便成了一个符号，它反映出来的是今天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危机，是意识形态的危机化。

　　在某些网民眼中，打阎崇年的人是“英雄”，一种对英雄的构建就这样完成了。打人者付出15天的拘留代价后，成为一些人眼中的“英雄”，但他不是公认的英雄，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一些汉族人在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时，也面临很多困境。比如，汉人是谁？以前还有中华民族是谁的问题，我们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是“炎黄子孙”，但少数民族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如此，祖先想象、血缘想象便无法建构。在建构每一个民族时，必须要有个“他者”，因为民族自己无法存在，但和藏族建构“他者”又没有意义，因为差距太明显了。这些汉族人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重新建构的满族，反映了一种意识上的空虚。

　　张海洋：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指出，处于危机中与处于战争状态中一样，如果不做决定就是犯罪，没有一个主流，就一定会酿成颠覆，一定失败。打人事件的发生，的确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危机，那就是全社会在民族关系、民族话语权、民族文化、民族归宿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缺乏共识。主流社会应该有这样一个长远的构建，在这个构建中要有少数民族的地位，多民族统一国家应该给少数民族一定的诉求空间。

　　我认为打人事件反映出这样几个问题：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我们可以说社会的确是进步了，言论也的确是自由了。在这件事发生后，大家还都能比较冷静地对待它，这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然而在这个“开放”的背后，却反映了一种无所禁忌的心态。首先，“人打人”的问题就不能被接受，不管原因如何，都不该用这样的手段处理问题，况且是年轻人对老年人动手，这是一种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混乱。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大家是不是应该有所禁忌？我们对学术、对神明、对民族问题，是不是还应该有一点儿敬畏之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如此漫长，并且从长远来看，没有禁忌的自由是很难想象的。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件事体现的便是民族文化阐释权的问题。我认为，阎崇年想从自己的角度来阐述历史是人之常情，他理解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他个人权益的一部分。至于说让不让他上《百家讲坛》，那是主流社会的权利。问题是按照自己的立场阐述历史的时候，有多大的自由？是不是一定到了挨打的地步？

　　王建民：现在民族历史表述的立场和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是无可厚非的。为了迎合观众，很多人在表述的时候，尤其是在公众平台上表述时，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以至于把个人情感带进去。我认为，阎崇年的讲述并不完全是个人化的，而是媒体的一种要求，当然媒体也是在揣摩公众的需要，因此它可以看做是一种商业化的产品。作为一种社会需求的反馈，它是社会越来越开放的表现，是好现象。问题是政府和公众都没有做好开放的准备，因此，在其他平台上就表现出民族主义高涨的问题，各种各样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有，有时候是站在汉族立场上，有时候是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有时候是站在国族立场上。这是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有政府的“纵容”。实际上，政府是让民族主义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发泄，这种发泄不仅是对内部关系的调整，也包括对国际国内问题的处理。所以说，这件事不是“被民族主义撞了一下腰”，而是民族主义和男子汉气概相结合，个人化的东西和社会取向的普遍状况相关联而产生的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竟然还得到了支持，这也就不奇怪了。当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状况会有所好转。




　　深化民族历史研究，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中的民族关系问题，
　　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价值构建的一个核心问题

　　彭武麟：民族问题在中国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民族问题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学术研究方面，国家三令五申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但是形式上的重视与实际工作存在很大差距。应该加强民族史特别是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要支持多学科参与其中。对于历史上许多民族关系问题，应该参考海外的一些做法，充分研究焦点问题，而非回避，事实证明回避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对于问题的分析，只要是客观的、公正的，就会为大众所接受，尤其是敏感问题。文化建设方面，要重视学术文化加强普及工作，克服学术功利化倾向。实现学术与社会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与有效结合。

　　怎样认识历史与现实中的民族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价值构建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涉及到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大众决策、学校教育的系统工程。它从古到今都是存在的，从事民族研究的人要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德龙：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不应影响当代的民族关系。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不能仅局限于具体事件的研究，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普及理论性的东西。比如，关于民族英雄的认定是有标准的，凡是为中华民族做过贡献的，都是英雄；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这个大的历史框架之中，在与民族有关的事件中凸显出的英雄，都是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为某个民族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也为汉族的发展融入了新鲜血液。盛唐气象是怎样产生的？就是因为有开放的胸怀，因为融入了新鲜血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个观点一定要树立起来。

　　民族教育应该针对所有人。要开阔视野，正面引导。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到了一定高度，基本观点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不会猎奇，不会不尊重史实、混杂民族感情、从片面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美国史学界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怎样看待贩卖黑奴的问题。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欧洲白人从事贩卖黑奴贸易，那么美洲可能直到今天仍然很落后。这种支持殖民者的言论，显然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公理可言。史学界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理论还需坚持，并结合民族史来强调。要通过对元朝统治、回族的形成、清军入关等历史事件的分析，正确引导大众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清朝在历史上分别支持过回疆的黑山派和白山派，通过支持一派、扶持一派的方式维护统治。如何评价清朝出兵平定回疆叛乱？清朝统治者出兵镇压维吾尔族的叛乱，涉及到不同民族，其中必然有民族战争的成分在里面。但是现在大家都会说，清朝平定回疆叛乱是维护统一的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看待历史问题，要客观、求真，坚持基本的历史理论，不能带着狭隘的民族感情，否则学术研究就无法开展，甚至没有公理可言。由此还可以延伸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岳飞。前人认为岳飞是民族英雄，现在也有人认为岳飞阻止了国家统一。观点多样是好的，但是不能制造混乱。

　　为什么大家对正确的东西不能有一种趋向性的认识？就是因为研究讨论得不够。许多问题并非老生常谈，而是我们研究得不够，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现在的学术研究有两个倾向：一是追随主流，追逐一般；二是只作民族史研究。其实二者是密切联系、不能割裂的。

　　王建民：我们国家很重视宣传，但是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没跟上，所以宣传老套路的问题就是必然的。我们的研究为什么没有跟上？因为研究当中有一套弊端。不论是民族史、民族学或者是民族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有很多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比如，民族史的研究中有单一民族的问题，一人一摊，每个人都说自己做的研究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在做自己那个民族的研究时，都要把这个民族的历史拉到人类最原始的阶段，可是这套理论本身就是在制造民族间的对立，越研究对立得越厉害。

　　打人事件的发生与明史研究有关。这些年来，清史与明史的研究代表着两种民族立场：研究清史的人倾向于满族立场，研究明史的，尤其是所谓“通俗明史”的，讲的就是汉文化中心主义。而公众化的明史和清史宣传，更把这个倾向明显化，结果我们的学术便成了一个各种民族主义彰显的平台。民族学也是这样，我们还不是把少数民族一个一个分开来研究？打人事件表面上是阎崇年遭掌掴，实际上也表现出来一个问题，打人者虽有炒作之嫌，但他也是真生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将民族想象成一种与自己的祖先直接关联的尊严。原本作为一种工具化的象征资源，现在却被建构出一幅幅逼真的图像。肇事者相信民族是一个真实，然后把它与个人祖先联系起来，变成一种个人尊严，甚至认为一个人是某族或者做某族研究的，就必须把这种身份和个人尊严联系起来。

　　在民族研究的问题上，我们怎样才能把研究做得更好？我们说文化之间要包容、理解，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民族？学术研究的目的就要把这些问题说明白了，包括民族的概念，族群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单一民族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弊病，比如捷径化、本质化等，也要做更好地调整。怎样才能通过我们的工作，表现出创新性的思维，适应当下的状况，我们能在这个尺度上有个什么样的把握，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加强国民的民族观教育，
　　宣传普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迫在眉睫

　　张海洋：打人事情的发生，应该算改革开放30年“赤字”的一部分。我们的改革开放跟进得不够，首先是多民族国家知识的教育跟进得不够，以致于公民对这件事的敏感度不高。不光是年轻人，甚至于国家公务人员也未必把这件事看成是事关满族这个民族的问题。在社会流动性较强的状态下，这就蕴含着极大的社会风险。除了教育方面，还有法制法律方面也没有跟进，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少数民族公民权益保障法，甚至是人权保护，在这方面教育得不够，以致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采取了“动手”这种方式处理问题。我觉得这说明国民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的认识非常麻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因此这方面的改革创新也处于临界点状态。如果我们不多走出来一两步，只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挣下的那点本钱是不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问题始终就是两个大的基本问题，一个是农民问题，另一个是少数民族问题。关于农民问题，国家始终在不断地调整，但少数民族问题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依然缺乏科学发展的思路，这是不行的。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觉得大家应以这件事作为一个启示，形成一个共识，争取在少数民族地位、民族区域自治法、公民权益保护等方面定一个大的调子，争取国家对这些方面的法规条文有所调整、有所重视。

　　王庆仁：对于大众来讲，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的心态。现在大众对民族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认识太片面，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国民教育没有跟上。打人事件发生后，社会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偏激地看待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中华民族这个大概念并没有普及。如果整个国民教育中不重视这方面的教育，不仅不利于我们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还会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口实，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若要和谐，就要通过教育、舆论引导来解决国民的认识问题。打人事件实际上还是大汉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发泄，等于把少数民族往外推，这种情况很危险。清朝与元朝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满汉政权，朝中的汉族官员也很多。清朝统治主流的东西还是汉族的，政治体制也是延续历代的体制，满族和汉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公众要对这个史实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受某些媒体的误导。

　　我认为，在加强国民教育方面，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中都要加入关于民族观的教育，至少在中学政治教材中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教育。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加强这些教育要从小时抓起，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 本版文字/本报记者 牛锐 赵志研

　　□ 摄影/本报记者 赵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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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论史

《中国民族报》2008年11月7日

　　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从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汉朝建立的过程是跟汉族形成的过程相联系的。汉朝不可能把全国人都变成汉族，它是在它的统治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援、拥护才强盛起来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李世民的成就反映在好多方面，其中有一条，他是“天可汗”。这个称号是少数民族给他取的，表示佩服他、尊重他。……当时长安成为国际市场，经商的有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许多外国商人。从这些事实来看，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此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是汉族形成时期。这时期各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但还没有起显著的作用。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量南迁。魏孝文帝提倡“汉化”，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封建化。在南方，因汉族的大量南迁，促进了汉族跟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发展，那是很不够的。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广大边疆地区进入封建化，包含东北的大部分，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云南的大部分。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可能分开的。今天看来，还是这样。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如果民族地区不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很有局限的。

　　究竟什么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我看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尽管不断打些仗，不断搞些民族不和，但我们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去看问题。各民族共同促进历史前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到后来越反映出共同反对民族压迫，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共同的斗争，不一定是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经过商量后才去进行的。但事实上是反对了共同的敌人。这也促进了历史的前进。我们从这方面去理解问题，有好处，不要只是纠缠在“友好合作”和“互相打仗”中去。当然，那些也要说，但那只是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去看问题。

　　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这个提法对不对？我说对。为什么？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没有这个民族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稳定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元代和清代的统治，尽管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当权，但必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蒙古贵族、满洲贵族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定。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绝不是这样。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但不等于说，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就一定要产生大汉族主义。

　　民族英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第二种是本民族的英雄，即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内部斗争中出现的英雄。……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我看岳飞是个民族英雄。金对宋用兵，岳飞代表宋朝的利益，也代表了相当多的汉族人民的利益去抗金，立下了许多功劳，而他的死却不得其所。我看，对岳飞的这方面的事迹是可以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一讲民族团结，一讲民族友好，这些事情都不能说了。我看不是这样。人家欺侮我们，我们去抵抗，行不行呢？难道不抵抗反倒好吗？我看，去抵抗还是好的。至于因为肯定岳飞而把对方丑化了，这在戏剧、小说、说书等方面都有表现，那是属于另一个问题。

　　从生产技术上讲，从政治关系上讲，从学术文化上讲，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丰富的资料有待于收集，或有待于整理，有的还要做大量的翻译工作，让更多的人能阅读和研究。在谈到各民族历史贡献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需要重新认识的。……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贡献。我们应该这样看问题。

　　我们搞历史的，在历史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写历史书。当然，专题研究要搞，必要的考证也要做，工具书还是要编，但主要的任务是把历史写出来，写出有系统的、可靠的历史书。写出历史书干什么？写出历史书可以对各族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广大的各族人民有机会懂得祖国的过去、本民族的过去，展望祖国的未来、本民族的未来。

　　我们历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要写历史书，通过历史书对青年一代进行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不是假的，不是歪曲历史的，不是捏造事实的，而是要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的。这是历史工作者促进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职责。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应当用自己的工作来促进历史的发展。   

　　假的历史怎么会起积极作用呢？怎么能推动历史前进呢？我们研究民族史、民族关系史，这很好。同时，我们还要继承发展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赋予史德以新的意义，使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科学，以建立起良好的学风。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通史》主要以汉族为主体来写的，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编写55个兄弟民族的民族史。大家都知道，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在党和政府各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简史》，共55套，今已全部出齐。但编写一部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综合性的《中国民族史》仍是必要的。……今天我们固然不能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国内民族间的矛盾斗争与今天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可是历史上出现的或者现实中存在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也还是有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要想编写出一部《中国民族史》，必须是一部以中国有史以来的少数民族为主，联系华夏族/汉族的产生、形成、发展的综合性的历史，力求找出各个民族盈虚消长、兴衰治乱的特点和规律，加以概括总结，建立起中国民族史本身的体系。这对加强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王锺翰《读史与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鉴往知来，要正确解决好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更需要对本国各民族过去的历史加以全面、系统、深入分析的研究，去探索认识本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光明与黑暗、平坦与坎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和未来正确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借鉴。

　　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既具有众多兄弟民族各自创造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特点，又具有众多兄弟民族的统一国家，共同创造中国优良传统的历史与文化的共同特点。差异性具有各兄弟民族多元和异彩纷呈的特点，共同性具有兼容并包和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点。

　　谈到民族融和问题，我们都知道，融和相当于同化，即自然同化而不是强迫同化，强迫同化是反动的，自然同化是进步的。由于华夏/汉民族文化比较发达，所以能融和一部分兄弟民族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主要方面。但同时也必须知道，各兄弟民族同样亦能融和一部分汉族人，只不过比较起汉民族来，数量不算太大。

　　汉族和55个兄弟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缔造与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而作为祖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兄弟民族历史，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它既包括现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又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古代各民族。

　　元明清三朝（公元1206年至1911年）是以蒙古族和满族取得迅速发展和进步，开创出了以各兄弟民族为主的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为先河的新时期。他们是以暴力统治来实现和维持好几百年的长期统治的。而汉族在这时相对来说是处于较弱状态，元清两个朝代一共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到18世纪40年代基本上确立和巩固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这一期间发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优秀历史和文化添写了新的篇章。

　　——王锺翰《中国民族史研究五十年》

　　

　　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指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我国边疆各地区各民族创制、执行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满族作为继蒙元之后入主中土的第二个少数民族，它的统治者十分注意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制定自己的民族宗教政策。同古代相比，昔严尤曾有“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之论；平心论之，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周、秦、汉三代，甚且连煊赫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乎其后。何者，元享年未过百，蒙古宗室崇佛而自弱，终趋分崩，忽兴忽亡，悄返北土，几不能自保，以视清代远远望尘莫及。当然，今谓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成功，是与历代封建王朝比较而言，并非说它一无可议之处。

　　——王锺翰 《清代民族宗教政策》

　　

　　清入关后，满、汉两族人民经过长期杂居共处，共同劳动，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两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接近，特别是汉文化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逐渐成为两民族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这就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行动上加强了对两民族人民的封建统治。与进关以前相比，显然不同，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已经是与汉文化的封建政治思想逐渐融合在一起了。

　　——王锺翰《清军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

　　

　　我觉得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很要紧，要推广历史知识，学校要增加历史课程，要对社会上宣传，把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摆在它应有的地位上。过去一讲历史，就好像是专家的事情，这是错误的，应该从小孩子起就宣传历史。

　　——白寿彝《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史学要回答现实提出的一些迫切问题，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而且早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

　　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写历史书，不只是给史学工作者读的，我们的广大读者是全国各族人民。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全国各族人民提供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自己的光荣责任，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

　　——白寿彝《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民族史的研究不像理工学科或政法财经学科那样可以很快见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我们必须知道，从长远看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人民大众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不了解，或者不能正确了解，怎么能叫他们热爱本国、本民族呢？从当代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来看，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如果把爱本民族与爱祖国、爱兄弟民族对立起来，热衷于民族纷争，那么怎能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我国的前途命运需要我们把热爱本民族与热爱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个民族成员结合起来。我们要想建设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加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本民族的历史的了解和热爱。所以，每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研究，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是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得到大力的加强。

　　——王锺翰《就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问题答》

　　

　　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残缺零散、有时甚至互相抵牾，使人扑朔迷离的史料中找出可信的部分史料，得出基本上正确的结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考据当然是必备的手段和功夫，但更重要的是指导考据的正确思路。这种思路就是将零星散乱的材料纳入历史事物发展的逻辑中联系起来加以全盘考虑的方法。

　　——王锺翰《面向21世纪的清史研究》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以正统自居，对域内各少数民族往往实行怀柔、歧视政策。史家难脱窠臼，记载语焉不详，观点多有失公允。是亦历史局限性使之然也。时至近代，列强威逼侵夺，国运危若累卵。中华域内诸兄弟民族不甘沉沦，奋起反抗，在共同御敌的斗争中，并肩战斗，相互支持，认同感不断加强，凝聚力与日俱增。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白云苍狗，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民族意识的加强，亦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加强中华各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乃是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王锺翰《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