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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那些大文人(一) [打印本页]

作者: 朱小宝    时间: 2009-11-14 09:24     标题: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那些大文人(一)

作者:民国文林

前段时间看余世存的《非常道》,看到文林一章时,顿觉喷饭。中国近现代的大文人如胡适、金岳霖、陈寅恪、刘文典等等,读这些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兰香满口,但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的大文人,却着实是些有趣、可爱的人,特别是民国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文人却如同魏晋名士,给中国的文林增添了无数的乐趣。下面就搜罗了一些他们的趣事,一一道来。
  (注:金岳霖(1895—1984)
  男,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清光绪乙未年闰五月廿二日(1895.7.14)生于湖南长沙。金岳霖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第一批院士。张申府先生曾经提出:“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王浩、冯契、沈有鼎、殷海光等著名学者皆出于金岳霖门下)。



一、金岳霖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围城》里的褚慎明,那个戴着眼镜,满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学家,这个人,和我们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极其相似,戴着帽子,怕光,爱喝牛奶,也是个哲学家,呵呵,大概钱钟书先生笔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现实中的金先生却远远比褚慎明可爱多了,他的痴,他的傻气,他的天真率直,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书呆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逻辑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回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心智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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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知遥    时间: 2009-11-15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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