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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卢晖临】迈向叙述的社会学 [打印本页]

作者: 马衣努 时间: 2009-11-11 21:37 标题: 【卢晖临】迈向叙述的社会学

　　

迈向叙述的社会学

卢晖临

　　进入1980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发生剧烈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远离大理论和总体解释模式，转而趋向时间性和叙述的分析。一些历史社会学家不仅在表现形式上依赖于叙述，而且提出“叙述主义”的概念，将其上升到一种方法论的高度，以作为结构主义方法的替代。作者广泛利用英语文献，对“叙述”这一研究方法做了系统的介绍，并进一步指出，迈向叙述是社会学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可能方向。

　　1960年代末，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不容置疑地预言：“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要是电脑程序员，否则，就不足以成为历史学家”(Le Roy Ladurie 1979：6)。勒华拉杜里的意思是计量式、统计式和结构式的史学一定会彻底取代叙述史学。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一预测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历史学最新发展的领域当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充满戏剧性的事件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对经济社会变革、人口增长以及社会流动的数据分析。

　　十年后，勒华拉杜里既没有变成电脑程序员，也没有丧失历史学家的资格，他写出了一部在法国销路最好的学术著作《蒙塔尤》(Montaillou)。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书不但没有使用计量方法，而且在表述方法上纯粹是叙述的：它以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档案记录为基础，研究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叫作Montaillou的小村庄里纯净派(Cathar)异端村民的生活方式，举凡日常生活和死亡、劳动和性行为、宗教和习俗，娓娓道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勒华拉杜里是历史学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历史学之外，在历史社会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内部，都发生了这种以叙述回归为表现形式的历史转向(参见Burke, 1992:163;McDonald，1996)。最显著的当然是在历史社会学这一领域，进入1980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正在发生剧烈的转变，“学者们越来越远离大理论和总体解释模式，转而趋向时间性和叙述的分析”(Gotham and Staples，1996)。一些历史社会学家不仅在表现形式上依赖于叙述，而且提出“叙述主义”的概念，将其上升到一种方法论的高度，以作为结构主义方法的替代。本文集中介绍“叙述”(narrative)这一研究方法或者取向。

　　一、叙述中的事件和时间

　　葛瑞芬这样界定叙述(Griffin,1993:1097)：叙述是分析性的建构(或“综合”)，它们将过去和当代的很多行动和事件组合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有关系的整体。该整体由这些元素构建而成，同时也赋予其元素以意义，并对其作出说明。若非如此，那些行动和事件就会显得支离破碎，互无关联。

　　根据阿博特(Andrew Abbott)的定义，叙述不是文字相对于数字，或者复杂性相对与形式化。相反，它将社会现象描绘成这样一幅图画：有时间先后的、连续的、逐渐展开的、和结局未定的“诸多故事”。(转引自Griffin,1992:405)

　　葛瑞芬的定义强调叙述的“建构”特征，意在与传统史学的“事实主义”主张区分开来。阿博特的定义则强调叙述的时间性和过程性，意在凸显叙述区别于决定论的地方。由此可见，所谓叙述并不是平铺直叙，也不是简单地列举事实。按照迈恩斯的总结，一个完整的叙述应该包括下面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Maines， 1993： 21)第一，必须从过去挑选出事件。第二，通过使用情节、背景、刻划，将历史事件识别和安排在一个故事中，同时赋予其结构、意义和情景。第三，事件的时间顺序必须创造出来，以便事件怎样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能够被确认，并且叙述的元素能够获得速度、持续时间和空间等特征。

　　向叙述的转向意味着向更加历史情景化的、以事件为中心的故事的转变，而不是像孔德(August Comte)、马克思、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或者帕森斯(T. Parsons)那样的总体性叙述。这里，就涉及到叙述中两个重要的元素：事件和时间。

　　1.叙述中的事件

　　在传统历史学中，事件是历史写作的最核心的内容。传统历史学的反叛者无一例外地均对事件抱持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这一点在布罗代尔(F. Braudel)那里表现得最明显。

　　尽管布罗代尔在其历史著作中也为事件留下了相当的篇幅(如《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第三部分)，但他基本上以一种证明它们在历史过程中起微不足道作用的方式提及之。他指出，事件史尽管是“人类旨趣中最丰富的”，但亦是最肤浅的，他借自己在南美的亲身经历，将事件比喻作夜晚繁多的闪着微光的萤火虫(Braudel，1980, pp10-11)：

　　亮了，熄了，又再度发亮，没有任何真实的照明刺穿黑夜，就像事件一样，跨过它们的光线，黑暗取得胜利。

　　在其它的地方，布罗代尔又将事件描述为“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所以，他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学着不信任它们”(布罗代尔，1990：9页)。

　　那么，布罗代尔所重视的波涛底层的“潮汐”，或者荧火背后的“黑暗”是什么呢?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如果我们能够不为事件的波涛所干扰，潜到潮流底下，就能发现变换相对缓慢的结构，这正是他在《地中海》一书第二部分铺陈的主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在这种所谓的“集体命运与共同趋势”下，个人完全被淹没了。但是，结构仍然不是形塑历史过程的最根本的力量，在结构的底部，“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布罗代尔， 1990： 8)，这是“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历史，即一种历史地理学，或者说是“地理史”。就《地中海》一书而言，“海”无疑是最后的英雄，它是框定西班牙政治图景，摆布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力量。

　　布罗代尔对于事件的态度当然深受社会学的影响，在他之前，孔德、斯宾塞就对传统史学专注于“无用轶事”和“微小细节”有过尖锐的攻击(参见Burke, 1990: pp9-10)，涂尔干(E. Durkheim)也以类似的方式摒弃特殊事件，认为那不过是“肤浅的表面”，只是历史的表象而非真实，他甚至打算草率地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当作一个征候而非一个变迁的起因(Giddens， 1977： pp234-272)。

　　布罗代尔和社会学家不信任事件，其实并不难理解。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探究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事件恰恰是变动最为迅速，最不易控制和预测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类行动者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偶然性因素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力量。社会学以及年鉴派史学，努力要摆脱的正是复杂的事件“表象”，它们都致力于寻找“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

　　1960年代兴起的历史社会学，主要是由对长程政治和经济转变的结构主义分析引导，例如国家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或者世界体系的出现，较少去注意社会世界中的微观层面(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和特殊的短暂的事件层面。但是，历史社会学的最新发展赋予了事件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阿明扎提倡建立一个“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社会学”(Aminzade, 1993： 27)，并在近年发表的名著《街垒和投票箱》中具体实践了这一主张。在阿明扎那里，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深层结构、长期过程的征候、作为反映变迁的镜子具有认识论的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变迁的重要起因具有本体论的价值。

　　事件进入历史社会学视野并被严肃地对待，一个最明显的后果是动摇了，至少是松解了结构———行动之间的决定性逻辑。与回归分析中的变量不同，事件的作用看起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譬如，16世纪的价格革命在西欧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和农奴制的结束，但在东欧则导向城镇的衰败和农奴制的再生。17世纪晚期的英法战争使得法国的君主制更加集权，而英国的国王权力则进一步弱化。1914-1918年的战争使得英国的社会分层模糊化，但在德国，则使得原有的分层更加明显(Marwick， 1965; Kocka， 1973)。

　　2.叙述中的时间

　　时间和空间是所有人类行为发生的不可逃脱的背景，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时间这一重要维度长期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被忽视状态。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文献中，时间只是作为背景静默地存在。不仅如此，所有以追求普遍性规律为目的的实证科学穷其精力欲图超越的，正是时间的限制。

　　孔德人类知识形式的“三阶段”划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演化”说，涂尔干的“分工论”，韦伯的“科层制”及“权威”理论，无一不致力于从所有人类经验中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

　　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的经验研究尽管不再奢望提出宏大的理论，但它们通行的研究方法是“将某个时间点上的个体或组织的属性汇总，成为看似与结果相关的持久变量”(Aminzade，1992：457)，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将时间的敏感性排除在分析之外。

　　“真正历史性”的研究则不然，它这样假定：“一个结构或者过程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对其特征造成影响，同样的事件发生的次序对它们的结果有实质性的影响”(Tilly，1985：79)。

　　还是以阿明扎为例。关于政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向来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派认为政党是阶级意识和行为的必须前提，另一派强调阶级关系为政党行动和策略设定的机会和限制，主张政党只是转化，而不是创造了深深植根于工作场所中的经历的认同和共享的意义。阿明扎则通过对政党作用的历史考察，提出政党和工人阶级形成之间是一种复杂和变动的关系。譬如，政党是否增强或者削弱阶级认同，而不是种族、地域或其它认同，皆因时间地点而变化。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工人阶级形成相对于民众争取投票权的时机。在美国，选举权扩张到工人阶级比较早，结果，19世纪的政党增强了种族和地域的认同，而不是阶级的认同。在欧洲国家，譬如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选举权的阶级壁垒的存在，使得废除阶级特权和诉诸阶级认同及斗争成为早期政党动员策略的中心。就法国而言，19世纪中期共和党通过培育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鼓励某些形式的政治参舆，在工人阶级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英语语汇中，时间有多种表达方式，最常见的是time，不过，历史社会学家更经常地用temporality来凸显时间在每一个点上的独一无二性，中文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暂且称作“时间性”。最近一些年，频繁出现在历史社会学文献中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由数个紧密关联的概念组成的概念丛，其中最重要的是次序(sequence)和时机(timing)。

　　尽管在历史社会学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异，但经过1980年代之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下面的一个理解上越来越达成默契：历史的和非历史的社会学解释的区别在于，“运用叙述方法去考察和开发社会行动和历史事件的时间性(temporali-ty)”(Griffin 1992： 405)。

　　二、作为方法论的叙述

　　如前所述，许多历史社会学家不仅仅是在表述形式上依赖于叙述，而且更特别地将叙述上升到一种方法论的高度，以作为结构主义方法的替代。相对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他们用叙述主义/叙述主义者自称。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方法论仍处在构建当中，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清楚的表述：

　　第一，社会现像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叙述如何提供解释?

　　第三，理论在叙述中扮演什么角色?

　　1、社会现像的本质

　　1918年，托马斯(William Thomas)和兹纳涅斯基(Florian Znaniecki)合作发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一书。该书总共2200页的篇幅，叙述材料占了800页，包括信件、传记等。该书甫一问世，就招致大量批评。在1920和1930年代的方法论争论中，压倒多数的社会学家将定量化等同于“科学”，而将以言语为基础的叙述和“不准确”、“不科学”划上了等号。最典型的是查宾(Chapin，1935)的说法：

　　数字比任何其它的符号都标准和可转换。8就是8而不是7。但是“红”不总是“红色”。一门赋予言语以优先性的社会学将成为一门永远的劣等学科。

　　奥格本在1929年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致词中更充满信心地预言(Ogburn,1930:6)：

　　将来，人人(说得更精确些，是几乎人人)都将是统计学家，———统计学将被确定为每一门社会科学的主题，而不是单独作为一门学科。

　　在奥格本之后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里，主流社会学研究所呈现的社会学现像，几乎完全是由比率、聚集、回归曲线、人口参数、累积模式等组成的。

　　受实证主义支配的社会学不信任人们的言谈，将说和做区分开来，然后将自己塑造成为研究行为的科学。但是，社会学分析的所有资料，几乎都是人对自己行为的口头描述或者书面记录，换言之，都是叙述(观察是一个例外，但通过它所获得的资料只占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几乎总是要辅以行动者自身提供的资料)。社会学家最终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调查技术，都只能是通过叙述去发现“客观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的典型的定量化研究中，材料收集是一个尽量降低复杂性的过程，而不是对于社会现像的“客观”呈现。迈恩斯(Maines， 1993)着力讨论了这一点，他指出，定量研究使用量表是因为相信它们可以增强准确性和科学的严格性，但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量表设计都是用连续而均分的数字来对应态度和行为的不同层面。当被访者面对一个标准的量表，他经常会面对无法归类、无所适从或者似是而非的处境，按照要求，他多半会在连续的数字中选择某一个最接近自己情况的数字。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这些数字，背后大多蕴含着或简单或复杂的故事，但都被格式化的量表忽略了。这样一来，研究者就被置于一个不得不对研究对像进行推测的处境。

　　相反，叙述主义者通过尊重人类关系和群体生活的复杂性尽量减少这种推测。这种尊重是由承认在个人和集体叙述中有意义的多样真实开始的。通过在材料收集“之后”而不是“当中”的材料化约，研究者将面对含有矛盾的充分的细节材料(Plummer， 1983)。这种方法虽然增加了从众多案例中提取结论的困难，但它的好处是研究者能够接触到那些矛盾，因而比没有这些矛盾立基在更牢固的基础上。

　　所以，对叙述主义者来说，社会现像本质上是由经过行动者阐释的故事组成的，而所谓的社会学著作，无一例外地都是对行动者故事的再诠释;换言之，社会学家都是故事讲述者。

　　2、叙述和解释

　　历史社会学中的叙述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将叙述与解释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修正了因果关系的传统定义。索莫斯倡导发展一个“以叙述性和意义、次序和偶然性的中心性，而不是普遍性和预测性法则为基础的因果关系观念”(Somers 1996)，已经有越来越多历史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在启蒙哲人那里，历史差不多成了他们布道的工具。可能是为了矫正这一毛病，兰克史学有意识地远离理论和解释。但是，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均注重解释，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采用分析语言去寻找和呈现原因。在这种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历史学要求得生存的合法性，必须对叙述有没有提供解释，以及如何提供解释作出回答。

　　对传统史学而言，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考辨事实的真伪，然后用叙述的方式忠实地将它们表现出来，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兰克史学差不多都可以归入“事实主义者”(Factualist)这顶帽子中，政治学家布里斯便是事实主义者的一个代言人。他曾说，“研究所需要的第一是事实，第二是事实，第三还是事实。只要事实一经到手，我们任何人都会从事推论”(Bryce， 1926： 12)。用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话，“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全部历史还原出来”。

　　事实主义者和早期的兰克史学家所做的基本上是一种重建“人们曾经活过的日子”(借用蒂利语)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事实是外在于研究者以及任何理论或方法的，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历史学家不过是通过考评史料鉴别真伪，帮助把那些事实呈现出来。他们对此抱有坚定的信念。至于理论和解释，常常导致污染事实的危险。由于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传统史学对概念化和理论保持着高度的戒心。对传统的历史学家而言，理论史学是一种矛盾的修饰。因为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尽可能的详细，所以除非是有所节制和悉心修正过的概念化，否则都将是异端。广泛的概念化会扭曲特定历史主题的明显特征。

　　“让事实说话”，这一简单的口号实际上是传统史学对抗任何理论史学或者社会科学批评时最有力的武器，而叙述，就成为事实说话的方式。

　　传统史学对于事实的看法自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此后，卡尔用柯林武德的观点论证说，历史不是“过去本身”，而是过去本身以及史家对过去的思考，是这两者组合而成。就此思考路向，过去“仍然活在现在”(Carr， 1962： pp21-22)。伊斯顿说得更直接，“事实乃是根据理论的兴趣对真实的一个特殊安排”(Easton， 1953：53)。布鲁莫认为，“甚至对一个物理行动的观察或命名也具有判断和推论的性质”(Blumer, 1940： 715)。

　　汤普森也不相信事实可以自己说话。譬如广大的英国工人通常都是处于静默的状态，它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当然都是进行工人阶级研究时至关重要的“事实”，但是“他们能够‘说’什么，以及他们词汇中一部分，都是由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所决定的。他们不能够‘说话’，直到他们被‘提问’”(Thompson，1978：pp22-23)。

　　以上这些论述，在在都说明了纯粹事实之不可能。

　　这是历史社会学中的叙述主义者区别于传统叙述主义者的一个地方。他们不再相信社会历史的现实可以在没有任何先在假设的情况下被再现出来。对他们而言，坚持去发现过去“发生了什么”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蒂利认为那样一种努力注定无望，第一是因为关于过去的信息太过庞杂，历史学家只能从中选择一小部分。第二是因为众多发生过的事情的重要性，取决于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引入的问题和假设。(Tilly，1981： pp13-14)。

　　同样，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认识到，如果要对人类行动、社会结构和多层次社会过程的相互连接进行理论总结，同时避免简单化因果关系的限制，主要的选择是“叙述性地进行思考”(Abbott， 1991： 226)。

　　历史社会学中的叙述主义者因而将叙述的主观建构性清楚地呈现出来，他们不讳言这一点。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叙述从舆事实主义的联系中解救出来。

　　接下来，历史社会学中的叙述主义者进一步断言，叙述可以贡献于解释。

　　叙述主义者共有一个信念：事件为什么发生，实质上可以从事件如何发生那里寻找答案(Tilly， 1997; Aminzade， 1992)。所以，柯林武德认为所谓“史学是叙述的，社会学是分析的”这种区分本身就是虚妄的，对于事件的“适当的”叙述即是对事件的解释(Collingwood， 1946： 177)。

　　维因(Paul Veyne)《论历史写作》一书中提出了“历史就是叙事”的命题，“历史学和物理学的真正差别在于后者把事实归于规律之中，而前者把事实归于情节的集合之中，因此，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行动者相互之间看起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解释。”“因此，历史学没有方法，因为它不要求任何方法。只要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就满足了它的要求”，“所谓解释不过就是叙述时把可理

　　解的情节组织起来而已”，“只是叙述得更好而已”。所以，对维因而言，叙述就是解释。

　　历史社会学家承认，“叙述对于历史事件的社会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成功地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解释”(Griffin， 1993： 1097)。葛瑞芬的理由舆维因类似，“将一个行动置于一个故事的章节中，并且将此行动舆该故事中以前的行动联系起来，就是一种理解什么‘引起了’此行动，因而‘解释’其发生的方式”(Ibid: 1098)。

　　毫无疑问，同样的行动，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叙述者可以设计不同的情节，讲述不同的故事。正如葛瑞芬指出的那样，叙述是“分析性的建构”。但是，在承认这种“建构”的主观性的同时，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在本质上是虚构的。类似的事件及其次序在不同的叙述性说明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取决于研究者提出了什么问题(Quadagno and Knapp，1992)。这一相对性排除了一个绝对的故事的可能性，即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其结果可能是大致相似的故事的不同版本，也可能是面目全非的不同故事。

　　那么，故事的好坏有没有什么标准呢?经验社会学中判断回归模型好坏的办法是看它对应变量的解释能力，可以精确到百分比。故事的好坏则没有这种绝对的标准。一个朴素的标准是“合理性”，即是否符合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经验法则;此外，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关于“深度描述”的说明对什么叫好的叙述也有启发。他认为，深度描述形成的理论陈述是对过去所作出的有说服力的阐释，如临床诊断一样，它无意去预言将来的事情。但是，“这种进行阐释的理论构架却必须能够在新的社会现象进入视野的时候，继续产生可以为之辩护的阐释”(格尔兹，1973，第30页)。一个好的故事也应该具有这种效果，具备这种“知性上的生命力”。

　　如果采用叙述的宽泛含义，实证社会学实际上也是一种叙述，不过它是总体性叙述。尽管在经验研究上存在着对于同一现像的不同解释模型，但在这些解释模型的背后，却始终隐含着一个终极叙述。

　　3、理论的角色

　　一些社会学家倾向于将叙述以及那些运用叙述的人看作是理论无关的，叙述本身也似乎是逸闻趣事性的或者迷恋于细节或者特性。但是，葛瑞芬指出，这一问题是个错觉，因为“社会学家太习惯于将理论看作某种独立于并外在于历史的东西，如果不把理论看作第一位的(如果不能在最前面看到理论)，他们太容易相信它就不存在” (Griffin,1992:420)。历史社会学中的最新研究认为，理论为历史社会学家提供的应该“不是待检验的命题，而是问题。通过提出越来越好的问题，并根据研究过程中碰到的具体情况对其修改，可以达致理论上的进步”(Quadagno and Knapp， 1992： 504)。

　　所以，对叙述主义历史社会学家来说，理论在研究中扮演的绝对不是一个被验证的对像的角色。因果理论家指责汤普森不能提供可以应用到其它工人阶级或者不同时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假设,对此批评，叙述主义者完全可以这样辩护：汤普森考虑历史，不是运用任何事先给定的理论或者是产生一个固定的大理论，而是运用理论概念舆证据对话，以阐释特定的历史过程，正如他所说的：

　　历史学不是一个制造大理论的工厂……它也不是连串地生产小理论的流水线。它也不是某个巨型的实验站，在其中外国工厂的理论可以被“运用”，“验证”和“确信”。那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重新发现、“解释”和“理解”它的对像：真正的历史(Thompson 1978：238.)

　　理论的这种定位决定了历史社会学家钟情于“有弹性”的理论概念：可以被历史重新定义，而不会被历史细节吞没。“只有这样有弹性的概念适合于“接受‘事实’的审查，它们在受到质询的时候，甚至改变他们的形态(或者保留它们的形态，但改变其‘意义’)，或者消失在其它事实中”(Ibid：238)

　　三、迈向叙述的社会学

　　叙述方法是1980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在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阶级、性别、革命、国家形成、宗教和文化认同的理解方面，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性难以低估。但是，客观而言，历史社会学在理论取向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没有能够对主流社会学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主流社会学对历史社会学的“误读”。对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流行看法是，“基于历史材料的社会学分析”(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p277)。这一界定为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划分了各自的领地：过去的属于历史社会学，现在的属于社会学。这样的看法未能把握住历史社会学最核心的东西;不仅如此，这种简单的划分界限的做法，也屏蔽了历史社会学对主流社会学的冲击力度。

　　如前所述，历史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框架，但与分析和解释现象的“过去性”没有什幺关系，关键不在于材料或事件的年代，而是材料或事件被呈现的方式———叙述(Abbott，1990，1992; Aminzade, 1992)，或者说，是“叙述性的思考”。历史社会学家当然不甘心固守在主流社会学家为他们划定的领地内，他们积极推动的，是将这种“叙述性的思考”扩散到社会学的全部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蒂利将社会学称作“现代历史学”，阿布拉姆斯将历史社会学视作社会学的本质所在(Abrams, 1982)。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大厦(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已经风雨飘摇。但是，破坏之力有余、建设之功不足的后现代主义，不能为社会学提供一个替代的坚实基础，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一种分裂的局面：一边是针对理论和方法论的激烈批评和自我清算，一边是实证研究者依然故我地在既有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从事研究和发表。前者主要以书的形式出现，后者主要以杂志文章的形式出现———所谓“书本社会学”和“杂志社会学”的分裂。

　　迈向叙述，是社会学结束这种分裂的一个可能方向。从理论、方法论到具体的方法，叙述主义历史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论述，并且在很多实质性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研究。迈向叙述，意味着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历史面向，必须采取“不断展开的，结局不定的故事形式”(Griffin, 1993: 1099)，必须赋予事件、时间以中心性的地位。

　　近年来，在资本—国家关系，城市发展和贫困这两个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家和城市社会学家已经成功地用叙述方式来研究人类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充分地展现历史事件的时间性(参见Gotham and Staples, 1996)。对时间性和叙述分析的不断增加的依赖，代表了一种对法则性的反时间的理论(譬如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国家中心理论，城市生态学范式)的偏离。在其它的研究领域(集体行动，组织研究)，也不断有社会学家加入到叙述的行列。虽然主流社会学的状况不会马上就改变，但假以时日，一个迈恩斯希望培育的“叙述社会学”(narrative sociology)(Maines， 1993)是可以期盼的。

　　参考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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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格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卢晖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文章来源：天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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