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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双柱】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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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olkman
时间:
2009-10-31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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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双柱】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的变迁
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的变迁
[ 来源:中国国学网 | 更新日期:2009-10-29 14:58 | 浏览(31)人次 | 投稿 | 收藏 ]
石双柱
在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对鄂温克民族历史的文化学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其中北京社会科学院包路芳博士对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性研究,可以说是开创性的,重点研究的是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调适能力。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研究鄂温克民族,对于探寻该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起源和迁徙的研究,在学术上有大体上两种说法:其一是以吕光天为代表的贝加尔湖起源说;其二是乌云达赉为代表的兴凯湖起源说。从两种观点来看,我们觉得后一种观点更能清晰地说明鄂温克民族历史迁徙和文化变迁的客观过程,后一种观点所使用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更倾向于确证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迁徙是自东向西而不是自西向东的。因此,本文正是运用乌云达赉为代表的兴凯湖起源说的学术成果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进行一个初步的研究,以期正确理清鄂温克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有利于推进鄂温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两种起源论对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研究会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从前一种观点出发的研究,会得出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变迁,是由渔猎——原始农耕(兼渔猎)民族——农耕民族的变迁结论。而从后一种观点出发的研究,则会得出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变迁,是由渔猎民族——原始农耕(兼渔猎)民族——游猎-游牧民族变迁的结论。我们选择后一种观点作为立论的基础,就在于鄂温克民族的现代文化特征更符合后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
鄂温克民族,是中国北方民族中一支历史悠久的民族。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沧桑,其民族几经战乱,几经兴亡徙居,当前成为一个分布于中俄两国的“跨界民族”。中国的鄂温克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扎兰屯市、阿荣旗、根河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及黑龙江省讷河市等地。人口约为3万人(2000年)。使用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俄国的鄂温克人现在有3万多人,其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埃文基自治区。2007年,埃文基自治区并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一、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起源
“鄂温克”(ewenki)一词系民族自称。据地理历史学者乌云达赉考证,“鄂温克”一词同中国历史上的古国、古民族——“沃沮”有关。“沃沮”因乌苏里江上游右侧的沙玛伊尔矿泉而得名。沙玛伊尔矿泉的形态似烧水时锅底翻花、沸水漩动,用通古斯语称之为“olgi”,意为翻花矿泉,漩流矿泉。“沃沮”是“olgi”的音译。史料记载表明,早在西汉之初沃沮就已成为独立族群,居住在乌苏里江上游右侧的沙玛伊尔矿泉附近的古代居民被称为“沃沮”(olgi)人。沃沮与东濊同属扶余的分支。语言和习俗与高句丽人相似。扶余一名最早出现在逸周书,名凫庾,是九夷之一。也就是说沃沮人其实是中国古代先民东夷族的后裔。
上海学者维舟也考证说:“秦汉之际的夫租、沃沮(uai--dzia),隋唐以后的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之类的氏族、部落名称,他们的后裔应即现在的鄂温克/埃文基人(Ewenki),及俄西伯利亚的Ostiak族。”
根据乌云达赉的考证,沃沮人所操语言为肃慎—沃沮语,该语言又可细分为肃慎—满语支和沃沮—通古斯语支两大语支。沃沮—通古斯语支地理区域的大致范围,自完达山脉东至日本海一线以南,南达朝鲜半岛北部的咸兴地区。这个沃沮—通古斯语支地理区域,与沃沮国辖境基本相当。沃沮国的首都在檀卢城,位于松阿察河口南面,乌苏里江上游右侧小支流塔姆加河(tam-gu)河口左岸。“檀卢”是tamlu的音译(tamlu是tam的复数形式),城因河而得名。檀卢城南就是沙玛伊尔(samanyir),也就是有许多“沃沮”[翻花矿泉(olgi)]的地方。因这里是鄂温克族最古老的萨玛伊尔(samanyir)氏族的祖籍,因而矿泉被称为沙玛伊尔矿泉。这个矿泉地区属于古沃沮国,沃沮人、沃沮国因这个矿泉而得名。各地的沃沮人每年来此洗浴治疗各种疾病,久而久之,将这一带地方建设成为北沃沮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的中心。这一带也是最早的萨满教中心。
《后汉书•东夷列传》称:“北沃沮界南接挹娄。挹娄人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藏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 而古沃沮语(鄂温克语)把上山居住的人们称之为oroonki ,(乌梁海、乌里彦海),把下山居住的人们称之为(ewenki,安车、安居、鄂温克)。所以说,“沃沮”(olgi)是对居住于沙玛伊尔(samanyir)矿泉周边的人们的统称,而ewenki和oroonki,是对称,是对不同居住方式的沃沮人区别的称呼。同时可以看出,早在秦汉以前沃沮人就已分为山上人(oroonki,乌梁海、乌里彦海)和山下人(ewenki,安车、安居、鄂温克)两个部分,事实上这种对称反映了当时沃沮人的农渔业与狩猎业(附属驯鹿牧养业)的社会大分工。
经过缜密的研究,乌云达赉认定,沃沮是鄂温克人最早的历史称谓,鄂温克人是古沃沮人的后裔。
乌云达赉先生,从古地名研究入手,充分利用民间口传资料,以古鄂温克语为参照,审理被误读的有关鄂温克族历史资料。他认为,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不容忽视,是考证鄂温克民族历史渊源的重要线索。他从语言学考证的结果是,传说中所称的“拉玛湖”一词是古鄂温克语对大海、大湖的泛称。鄂温克古语称大湖为laamu, 称小湖为 laamu haan、amji。
那么,传说中所称的大湖(laamu)原本位置到底应该在哪里?乌云达赉推断,传说中的大湖是指兴凯湖。兴凯湖为完达山脉、锡霍特山脉所环抱。乌云达赉将传说中所提示的地理环境与兴凯湖相对照。传说中称,“laamu里长着许多好看的草,水上漂着荷花”,“这里,冬天很暖,但是一过laamu就很冷了”。确确实实,在兴凯湖里长着各种美丽的水草,盛开的荷花、睡莲漂在水上,有一种睡莲叶子特别大,其直径约两米。兴凯湖地方的冬天,南岸暖,有的年份无积雪;北岸冷,有积雪,有些年份还很厚,所以一过湖就很冷了。传说中称,“ laamu的周围有很多大山”,“有大小八条河流入”,这也符合兴凯湖地方的情况。兴凯湖周围确有许多大山,如北有完达山脉,东为锡霍特山脉,西岸是霍罗尔山,其南有锡霍特山脉余脉西尼山与霍罗尔山余脉相接。兴凯湖有大小十三条河汇入,其中的五条属季节性河流和沼泽径流。按沃沮—通古斯人的地理概念和习惯,季节河(olgun ,意为“干滩”)、没有源头的河道( elgen )和沼泽径流(setke)不算河,有源有流的才是河,所以只能说有大小八条河流入laamu,这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神话传说中的 laamu的主要地理特征,在兴凯湖的地理景观中得到了印证。
乌云达赉还对鄂温克传萨满教口头经典,进行认真地诠释,从中确认鄂温克祖先的住地、迁徙的路径。那段经鄂温克萨满之口代代相传的唱词是:
我们是从siwoo--hat(锡霍特山)之阴,
顺着silkir(乌苏里江)而下的,
我们在乌苏里江有根源,
锡霍特山有家园,
阿穆尔有营地,
萨哈莲有分支。
这段经典的萨满祭祖经诗章,是由生活在雅鲁河支流济沁河畔的卜勒基尔氏•福合音(fu kin)老人吟诵的。乌云达赉认为,萨满“遵照神的旨意”忠实地将祖先的信息代代相传。诗章所称的 siwoo--hat,siwoo意为“森林”,hat意为“山”,指乌苏里江与日本海岸之间的锡霍特山脉。乌苏里江,水呈混浊,所以鄂温克先人称其 silkir,silki 意为“洗”,-r 是复数词尾,引申之意为浊水。乌苏里江发源于锡霍特山脉南端主峰,鄂温克人从这个地区出发,顺锡霍特山脉之阴走去,渡过了黑龙江,表明这一部分鄂温克是从南向北迁徙的。在这首萨满经诗章中,“萨哈莲”为满语,表示黑龙江中游上段(包括松花江口地区)。“阿穆尔”(angi--mur 变读为 amur )是鄂温克人命名的,意为“右水”,与结雅(jieyi,意为“左”)河相对称。“阿穆尔”最初只表示黑龙江上游河段,后来才表示整条黑龙江。由此可见,这首萨满经诗章,与流传在敖鲁古雅河畔的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真可谓异曲同工,相互印证,将鄂温克族的发祥地指向日出的东方——兴凯湖周边地区及锡霍特山脉。
二、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迁徙
史载沃沮有南北二国,南沃沮又名东沃沮,“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里。”曹廷杰东三省图说谓,南北沃沮以长白山为界,核以今地,南沃沮当在朝鲜咸镜道,北沃沮大致位于图们江流域吉林珲春一带。又满洲源流考谓,南北沃沮并皆散处山林,今旗白山附近,多丛林密树,世号窝集(亦称窝稽、乌稽、阿集)即沃沮之音转也。
实际上,南北二国是经过历史的迁徙形成的。在沃沮形成的早期,由于其管辖权在汉四郡和高句丽之间摇摆,沃沮一直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公元1、2世纪沃沮成为高句丽藩属。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建立了部落国家。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公元前 28年(西汉河平元年),高句丽“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这点同阿伦河畔的鄂温克人的口述传说相吻合。传说中称:“我们的祖先原先跟高丽人一起居住,有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国家。有一年,敌人占了我们的国家,在战乱中我们的祖先向四下逃散,有许多人来到了黑龙江上游地方。”这一传说表明,鄂温克人历史上曾与高丽人为邻,而且由于战乱“向四下逃散”,一部分人向西逃到了黑龙江上游。
另据《三国史记》高句丽西川王十一年(公元 280年,西晋太康元年)记载:“冬十月,肃慎(这里是史误,应为沃沮。)来侵,屠害边民……王子是遣达贾伐之。达贾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扶馀南乌川。”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沃沮人对高句丽先期(公元前 28年)侵占北沃沮的领土三百零八年后,收复失地的行为,结果战败,族人被强徙乌川。这可能是沃沮(鄂温克)人定居于乌苏里江以后的第一次迁徙,这是向南迁徙到松花江流域。所称的乌川,即第二松花江西岸的伊通河与饮马河之间的雾海河。这部分沃沮人,后被称之为南沃沮或东沃沮,由此形成南北二国。
移居雾海河(乌川)流域的那六百余家檀卢城人户,以及后续迁移而来的部落支系,《北史•勿吉传》称之为安车骨部,唐代写安居固部、安居骨部。“安车”、“安居”是对 ewenki的最早的汉语音译。安车骨,安居固是ewenki gu的译音,意为“鄂温克江”,是以族名江,指乌苏里江上、中游。因此,安车骨部、安居固部、安居骨部就是鄂温克江部落、鄂温克江人,也就是乌苏里江人、乌苏里江部落的意思,这是以鄂温克人的起源地来对被迫迁入第二松花江西岸的伊通河与饮马河之间的雾海河地区的这一族群的称谓。从这时起,“鄂温克”(ewenki)这一称谓,成为既是这一民族的自称,又是其他民族对鄂温克民族的他称。
第二松花江流域成为鄂温克族先人的第二居留地。这一点,也被鄂温克族的民间资料所证实。在阿伦河畔的鄂温克人中流传着一首说唱形式的古老民歌,民歌中称:古时候,“松嘎里毕拉”有个鄂温克猎村,村里住着名叫“苏瓦扬”的猎人,他是远近闻名的猎手。他射中了一头母鹿,受伤的母鹿带着箭逃入林中,临终前给小鹿留下了嘱托。在这首世代传唱的民歌中,给出的地理方位系第二松花江西岸的山岭。所以说,鄂温克族的先人确实曾在第二松花江流域居住,并对其部落与氏族的形成,产生历史性影响。鄂温克许多部落的名称都与这一带的河流山川有关。
隋开皇中(公元590—591年),在伊通河下游流域,沃沮与高句丽进行决战失败,致使沃沮人被迫向西迁徙,开始了ewenki人第一次向西大规模迁徙运动,这也是鄂温克人的第二次历史性迁徙。
乌云达赉概括了迁徙路线图:“安居(ewenki)人向亚洲北部的辽阔广大地域的迁徙,是推动亚洲北部社会历史进步的运动。这个运动,是通过横贯亚洲北部的天然历史通道进行的。这条天然历史通道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安居故地(锡霍特山脉南段和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等流域)通过长白山北麓通道,到达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第二段,从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通过洮儿河、哈拉哈河通道进入呼伦贝尔;第三段,从呼伦贝尔通过音果达河、乌达河通道抵达贝加尔湖东岸地区;第四段,横渡贝加尔湖,顺安加拉—叶尼塞河通道,西达叶尼塞河中、下游流域,一部分人到了鄂毕河下游东岸,北抵北极地区。这第四段通道,在贝加尔湖西岸分岔,顺勒拿河而下,至阿尔丹河口又分岔,一路东达鄂霍次克海岸,另一路北抵北冰洋岸边。安居人顺着这条大通道,将自己起源地、发祥地的文明传播到了整个亚洲北部。”
由于隋末炀帝亲征高句丽,削弱了高句丽在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的势力,唐朝便于武德初(公元618—619年)在第二松花江左岸流域设置慎州(州治在今吉林辉南辉发城屯)来安置留居原地的粟末部(乌素固部),并加以管理。 五十年后,慎州的粟末乌素固部落及其支系,于公元666—668年又一次被战火(第二次唐朝与高句丽战争)侵扰而“奔散微弱”。《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唐高宗灭高句丽时,“王师取平壤……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在这次战争中,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包括雾海河(乌川)流域曾为战场。由此导致鄂温克人第三次迁徙。他们的一些部落支系又一次溯洮儿河西越大兴安岭,加入了乌素固部、移塞没部和西室韦。唐朝于载初二年(公元690年)将原慎州的吉林哈达岭以北的地方分出来,设置黎州(州治位于今吉林伊通,《金史•地理志上•咸平路》“玉山”条称“乌速集”),妥善安置了依然留居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的粟末乌素固部落。此外,在原慎州境内,柳河—辉发河流域和东辽河上游的渭津河流域,还居住着人多势众的三个近亲部落,这三个部落:一是黎州扶余乌素固部之双河系部落群体,二是慎州粟末乌素固之柳河—大氏系部落群体,三是黎州扶余乌素固之渤海(雾海)——奢岭系部落群体。
从三世纪末到公元697年,迁徙遍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沃沮后裔安居骨部、乌素固部、檀卢城人,唐代统称为粟末部,或粟末乌素固部落和扶馀乌素固部落,这是以他们的祖居地乌苏里江和新迁入的第二松花江为他们命名的。“粟末”是沃沮人(ewenki)对第二松花江的形象化称谓,因松花江上游有五条像乳汁一样的白水注入,因此他们将第二松花江称为“粟末”(sun mu),“粟”(sun)是乳、乳汁之意,“末”(mu、mur、murn)是水、河、江的意思。史载:“今名松花江,源出长白山,北流汇嫩江、黑龙江等入海。即古粟末水也。”粟末乌素固部是以他们的新迁入地的第二松花江加上祖居地的乌苏里江命名的,扶馀乌素固则是以其族源加上乌苏里江命名的。“乌苏固”、“乌素固”就是乌苏里江的意思,“固”、“骨”是鄂温克语的音译,“江”、“河”之意。粟末乌素固(乌苏固),就是“住在松花江边上的乌苏里江人”的意思,这是他称,不是自称。
唐朝于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派出南北两路大军向松花江左侧流域进击高句丽残余势力,这次行动中,将原生活于松花江左侧的粟末乌素固部的大祚荣、舍利乞乞仲象及许多部落民众强徙于营州地区(今辽西朝阳)。这是又一次鄂温克人被迫南迁,是第四次历史性迁徙,也是第二次被迫南迁。
被强徙移居营州的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于公元696—697年率其部属东返故地的途中,在海城河上游一带留下了许多部民。《辽史•地理志二》“海洲”条称他们为沃沮,进而称其地为沃沮国地。这一点也表明,粟末乌素固部乃沃沮人(亦即鄂温克民族之先民)。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冬,大祚荣回到了阔别25年的“桂娄之故地”。此时“契丹附突厥”,继续反唐。第二年(公元698年)八月突厥也起兵反唐,战争越打越大。大祚荣乘机将故地的三个部落重新组织起来,依托这三个部落群体为基础,于公元698年建立了震国,开元二年(公元713年)震国接受唐朝羁縻改称渤海国。“渤海”就是“雾海、布海”的意思,唐朝是以其居住地命名其国名。
公元 926年,渤海国亡。渤海人——即粟末乌素固人,掀起了第三次向西移民的浪潮,其规模是空前的。“有迹象表明,辽灭渤海后,渤海王室在氏宗族以及渤海国族许多部落支系,大规模涌入呼伦贝尔。他们的一些人留下来,加入了乌素固部落、移塞没部落、西室韦;许多大氏家族率其部落支系溯克鲁伦河西去,到了远离辽国军事触角的地方;一些大氏家族向更为辽远的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迁徙,其中就有阿阑豁阿家族。”1990年考古人员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岸的奇千至恩和哈达沿河地区发现了三处距今910—865年的古代聚落遗址。考古人员认定,3处遗址的地面遗迹相同,均为近似圆形的坑穴,基本呈东西排列,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可能是同一部族的三个人数相近的部落集居地。这种坑穴为半地穴式居址的遗迹,而半地穴式居住习俗,与通古斯语系中一些部族的居住习俗相符,而与东胡系后裔各部族的居住习俗差异较大。又根据史载额尔古纳河史称“望建河”,“望建”是ewnki ni(意为“鄂温克人”)的变音onkin的译音,“望建河”即鄂温克(人)河的意思。因此可以推断,这些遗址最可能是在隋、唐时期西迁来的鄂温克人的住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西北约一百里,在安加拉河左岸有usuly--sibirskoe城,如果仿照唐代译音就是乌素(固)室韦城。这些应该就是沃沮(鄂温克)人西迁后留下的历史印记。
粟末乌素固人西渡贝加尔湖到达叶尼塞河中、下游的年代,当在十一世纪初,原居贝加尔湖东岸地区的突厥语族部落“鞠部”西迁之后。公元1013年,辽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契丹兵追踪“鞠部”,得知“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翼只(ijil)水,即伏尔加河。鞠部是kuibi 的译音。伏尔加河下游的古比雪夫(kuibisev)中的“古比”是 kuibi 的译音,--s是复数词尾,--ev是按俄语习惯加的。 kuibi,《蒙古秘史》译音为“客亦别”。由此可知,鞠部、客亦别、古比是一名三译。鞠部早在十一世纪初就已移居古比雪夫一带地区。所以,(室韦)乌素固部落才得以移入贝加尔湖东南地区,并履冰西渡贝加尔湖,推进到了叶尼塞河中、下游和勒拿河上游等流域。
乌素固人西迁时,将“通古斯”这个名称带到了叶尼塞河流域,大概是在公元975年。鄂温克语(阿尔泰语)称“柳条丛林”为 tung,现代汉语东北话吸收后称为“柳条统”或“条统”。将tung(柳条丛林)译音为“通”。《辽史•地理志二》“通州”条记载:通州,“本扶馀王城,渤海号扶馀城”,保宁七年(公元 975年)“以黄龙府千余户置”。扶馀王城位于吉林农安稍南,东濒伊通河,辽代通州就设在这里。伊通河的“伊”是ii的译音,鄂温克语,意为“上”,伊通河(iitung--gu)表示“上通河”之意。伊通河左侧只有一条支流,是条季节性小河流,下雨有水,无雨断流,辽金时代无名。由此推知,伊通河在辽金时代就叫tung--gu即通河。之后,那条季节性支流被命名为新开河,这时才在通河前头加上“伊(ii)”而为伊通河。清朝,伊通河两岸还有柳条林子。这一点足以说明,辽代通州的“通”就是 tung 的译音,通州是因 tung--gu(通河)而得名。那条季节性小河,是弘吉剌 (olgunuut) 部落的故乡。原居 tung--gu(通河)的部落支系迁至叶尼塞地方,他们自称tung--gu人。他们的邻居哈卡斯人、吉尔吉斯人、克特人便在tung--gu后面加上突厥语复数词尾--s,称他们为 tun--gus,即通古斯人。大约五百年多年后,于十六世纪末或十七世纪初,俄罗斯人向东推进到叶尼塞河流域,得知了“通古斯”这个名称,并传播到了欧洲。
沃沮人从公元590—591年,自伊通河下游流域向西迁移,溯洮儿河进入了呼伦贝尔和蒙古高原东北部地区。他们在嫩江下游和洮儿河、乌拉根河(在乌珠穆沁境内)流域流散了一部分人。大部分军民抵达呼伦贝尔,形成了三个部落,占据了北起根河流域、南达哈拉哈河流域、西至克鲁伦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如《旧唐书•室韦传》记载,“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俱轮泊”即呼伦湖,“西南”指克鲁伦河北岸地区),“次东有移塞没部落”(“移塞没”即伊敏—海拉尔河),而西室韦则分布在根河流域与海拉尔河之间的地区。这些部落(乌素固部、移塞没部、西室韦)带着祖籍“乌素固”的名称、第二故乡“乌古”的名称落脚在新的居留地,被辽代统称为乌古,表明他们来自雾海河流域。契丹人还把室韦乌素固部叫作温纳何剌(onhor ),这个叫法与达斡尔人称鄂温克为 Onkur(honkur ),蒙古布里亚特人称鄂温克为Onkot,拉施特在《史集》里所记的honkut(汉译为弘吉剌),是一致的,均系安居、鄂温克(ewenki)的变读。另据《蒙古秘史》记载,诃额仑夫人一家被其部落遗弃后,在鄂嫩河畔暂居期间,曾先后受到两次侵袭,一次是也速该的堂兄弟们(泰赤乌人);一次是诃额仑的至亲篾儿乞惕人(弘吉剌部)。“篾儿乞惕人为以前(也速该)把诃额仑母亲从赤列都处抢过来的缘故前来报仇。”《秘史》第102节清楚地记载了,迫使铁木真躲进不儿罕山的篾儿乞惕人的姓氏,他们是兀洼思氏、答亦儿氏、合阿氏人。《蒙古秘史》中所称这有别于蒙古诸部的“三姓人”,显然就是《旧唐书•室韦传》记载的居住在“俱轮泊之西南”的“乌素固部”人,这些古老的姓氏(如今简称杜(dulas)、代(戴daayire)、何(hein),至今为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人所继承。这也说明,鄂温克民族与蒙古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早已相当的频繁与密切,而且早已形成相互婚娶的密切关系,甚至于有些部落早在蒙古族在额儿古涅•昆避难时,就已经与之同甘苦,共患难了,以至于被那时的蒙古人称之为迭儿列勤蒙古了。
总之,鄂温克民族起源于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下游等流域,从公元280年起,两次向南,三次向西迁徙运动,大致于公元 590—591年前后移居以呼伦贝尔地区为核心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这已被诸多历史资料所证实。其后,又经历了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到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清军(公元1636年后金改清)阿巴海发动了针对鄂温克人(时称索伦部)的三次战争,鄂温克民族又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迁徙。战争中被掳获的索伦部人口总数为14600余名,其中之一部约2300人被流放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到古龙沙漠的嫩江下游地带,后大部分人于清军入关时西迁至大兴安岭山麓地区,少数迁往诺敏河口地区;其中之一部2817人被赏给征战有功将领;其中第三部分约9470人被发往锦州地区。1650年(清顺治七年)开始,沙俄入侵中国,1644——1661年(清顺治年间)鄂温克人被迁入嫩江流域。现在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民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人就是1732年清朝政府为屯垦戍边从嫩江流域迁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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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11-2 08:1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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