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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郑航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打印本页]
作者: 马衣努    时间: 2009-10-17 22:35     标题: 【郑航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1]



郑杭生




　　内容提要：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我认为“理论自觉”很重要，也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想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1979年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30年来经过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取到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形成了或初步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产生了一批中国特色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自成体系的社会学基本教材。30年来中国社会学已经在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上，诸如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等问题上，从不成熟、不甚成熟到日趋成熟、更加成熟;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上述的成熟过程还在继续，不会终结，而且新老问题交织、各种挑战并存，有待于我们去应对，不能松懈。这两个方面，在2008年出版的几本总结和纪念中国社会学30年的著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展示和说明。这些著作中有代表性是：郑杭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2];李强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3]。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我认为“理论自觉”很重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要谈“理论自觉”，离不开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离不开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本文就从这里切入。

　　一、“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

　　与“文化”这个大概念相比，“理论”是一个小概念、次级概念。理论从属于文化，同时又是对文化的某种提炼提升。因此，“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特别是一种与各门学科及其成熟度有关的形式。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得承认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在一般意义上讲，对说明“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是有很强启示意义的。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的。此后费先生多次论述“文化自觉”，不断强调“文化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是费老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在费老《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等文章中，有一段关于“文化自觉”总结性的、多次提到的话，特别值得好好领会：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费老对“文化自觉”的论述，为把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

　　首先，关于“文化自觉”定义和含义。费老的定义是：“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又说：“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据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其次，关于“文化自觉”的使命。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双重使命：一是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他说：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不够或者缺乏。

　　第三，关于“文化自觉”的目标。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要达到的两个目标，即自主能力的加强和自主地位的取得。他说：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这两个自主，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关于“文化自觉”的艰巨性。为什么费老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体会，这主要是指要做到上述“自知之明”，完成双重使命，实现两个目标，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要与它平等对话，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不是一个平坦的、风平浪静的过程，而是一个从西方强势文化中解放出来、正确地定位自己的艰巨过程。我们看到，费老在讲“文化自觉”时，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别是出发点的不同：西方文化是“天人对立”;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以及先辈们面对强势文化为保存中华文化而作的种种努力。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只有从历史造成的西方强势文化和强势社会学理论解放出来，以我为主，学会对它们的借鉴，即学习它们的精华之处和精华之处中的适合中国之处，而不是对它们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作嫁衣裳了。

　　第五，关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以及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费老这样说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我感到“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 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有志于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者对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 所以我到了耄老之年, 还要呼吁“文化自觉”,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些语重心长、饱含紧迫感的话，可以说是费老在总结毕生经验基础上而发出的呼吁。而费老说的“用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则是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这里所谓“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自己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样，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也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在一般意义上说，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对说明“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这是一方面，但同时，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提炼、概括，理论自觉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殊内容、特殊表现和特殊要求。我们必须着重说明这个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特殊性。

　　二、“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

　　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课题、挑战和选择。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 “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

　　把中国社会学定位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之所以是首要的理论自觉，是因为：第一，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不能不影响到如何办社会学系、如何办社会学研究所、如何办社会学杂志、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何培养社会学的学生、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形成中国社会学派、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术争鸣等等，按照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的目标，那么结果是积极的;而追求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的目标，那么结果就会是消极的，我们已经实际地看到了消极后果的种种表现。

　　第二，它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全球化时代和快速社会转型的双重迫切需要，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趋势相符合，与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学术中心之一的前景相一致。中国和平崛起之势不可阻挡，相应地，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也是势所必然。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学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减缩依附性的客观要求，是逐步消除那种对外国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的前沿的边陲思维的有效良方。所谓主体性，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反思性、责任性、竞争性等。只有增强主体性才能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

　　第三，把中国社会学定位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还是继承和发展我国社会学前辈宝贵遗产和珍贵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们，在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上，在使中国社会学立足于世界之林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功不可没，我们不能忘记。但是他们只是为后来的社会学这开了路、铺了桥，创立和不断完善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任务还没有完成，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第四，把中国社会学定位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也才有可能形成、发展那种采中外古今之长而加以创新的真正中国学派，而不是那种移植性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西方学派。不同中国学派之间当然也会有学术问题上的分歧、争论，这是正常的。真正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他们之间正常的学术争鸣的开展，将大大缩小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的空间。

　　中国社会学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和国外社会学、主要是欧美社会学的关系的“理论自觉”，现在是正当其时，而且前景看好，尽管它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从欧美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解放出来的艰难过程。

　　三、实现“理论自觉”的途径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和主要内容确定之后，需要着重讨论的便是实现“理论自觉”的途径。笔者试图结合实际，对几条主要的途径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一)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这里所说的“两类挑战”指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六大挑战”。

　　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4]，也就是现代风险。“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像萨斯、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文明认同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引起的生态危机等等。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今后，还会出现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

　　本土性“六大挑战”主要指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联的特殊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面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面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

　　理论自觉的根本途径是立足现实，在当前要立足国内外的现实，就要直面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生活最大的上述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六大挑战”，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这样才会形成有新意、甚至有原创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才能避免种种“无根”的理论，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觉”。

　　(二)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

　　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远流长，十分丰富。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出发，笔者把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分为前后相连的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前的，属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范围;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后的，属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围。因此写好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这两本史，把中国历史上不同于欧美的社会思想、社会学理论等理论内容真正开发出来，非常重要。我历来主张，我国社会学系的学生必须要学这两门史，否则，自己这方面的可资开发的宝贵资源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一味学欧美的东西，这样的学生很难期待他有什么“理论自觉”，而这样的学生当了老师，就会对他的学生进行误导。

　　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先秦的社会思想非常重要，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社会思想，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各种思想无一不受诸子百家思想这样那样、或大或小、正面负面的影响，诸子百家成为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直接源头，奠定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这两年，我们通过对先秦社会思想的系统研究，连续发了关于八篇系列文章[5]，我们愈益深信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的诸子百家作为中国的思想源头，与作为西方思想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处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只要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从源头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为什么与西方社会不同，例如，西方社会传统更讲天人对立、更讲神圣性、更讲契约、更讲竞争，而中国社会传统则更讲天人合一、更讲世俗性、更讲伦理、更讲和谐等，因而对社会治乱兴衰及其原因的解释也不同，从而也从源头上理解和把握，我们为什么不能复制西方的社会，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思想。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我们的先辈社会思想家、社会学家们提出、创造了不少社会学理论，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同时，李大钊、李达和毛泽东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贡献，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成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这些理论做出梳理，把其中包含的属于中国的理论内容开发出来，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

　　(三)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

　　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和适用之处，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

　　在当前，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我认为主要要注意四点。

　　第一，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适性或普遍性，只有与特殊性相联系的普适性或普遍性。西方理论是概括西方社会实际、适合西方社会产生的。因此，它同样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一点是社会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根据，也是正确的理论借鉴的依据。任何把统一双方截然对立起来，一方坚持纯粹的普适性，一方坚持纯粹的特殊性，这样的争论，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只能是愈争论，愈走火入魔。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社会学的本土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社会学尤美国社会学一直居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成为强势社会学，垄断着世界社会学的学术圈，且具有文化霸权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状态，中国社会学界必须强化社会学的本土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或流派，提高在世界社会学界的地位，改变学术上对欧美社会学的依赖关系。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这样的思想解放，正确的理论借鉴也不可能实现。

　　第三，对西方理论要有分析、识别的能力。例如对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需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识别的工作。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又如，对后现代提倡“个人述说”、反对 “宏大叙事”这样极端的观点，我们有些学者、学生受此影响，就盲目以为所谓“个人述说”不言而喻地“正确”、而所谓“宏大叙事”则百分之百地“错误”。它们看到一些必要的宏观分析，往往以不屑的神情说出一句口头禅：“这不过是宏大叙事而已!”意在表明那种宏观分析是多么落后于时代，多么不合时宜，岂不知他们自己身在错中不知错，十分可悲地把谬误当做了真理!事实上不能把微观与宏观、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也就是“个人述说”与“宏大叙事”人为地截然对立起来。“个人述说”，只要涉及背景，就不能不涉及“宏大叙事”，如“在全球化时代”，“在社会转型期”等，就是最典型的“宏大叙事”。同样，个人述说”，只要运用了概念，就不能不涉及“宏大叙事”，因为概念本身就是“宏大”的、“宏观”的。象“人”这个概念，它不仅涉及现在的人，还涉及过去的人、将来的人，其他星球上可能的人，它不可能是纯粹的“个人述说”，而是与“宏大叙事”这样那样联系在一起的。当谁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时，他不能不涉及“我”、“普通”、“人”这三个“宏大”的概念。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人能脱离各种背景、不使用概念而进行“个人述说”。如果有，那真是奇迹了。现在该是认清这种种盲目性、幼稚病的时候了。

　　第四，要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就要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中国社会学需要越来越多象“差序格局”、“社会运行”这样由中国社会学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

　　(四)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可以说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一直到他所做的十七大报告，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趋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牌。

　　在“自下而上”的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6]。杭州根据第一轮发展主要用土地、廉价劳动力、矿物资源、环境代价等初级资源的局限和缺陷，提出了“复合社会创业主体”这一新概念和新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功。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我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出了两套丛书，即“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调查研究报告系列丛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意在表达第三个层次社区经验和第二个层次城市经验[7]在中国经验中的基础性和重要地位。

　　中国经验和模式，既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利用了他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一切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他们正在做出自己的解释。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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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是7月20日在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西安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的全文。发表时做了一些修改。

　　[2]郑杭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3]李强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4]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0页。

　　[5]郑杭生、胡翼鹏：《天道左旋，地道右周：社会运行的溯源和依据——若干考古发现成果的社会学开发》，浙江师大学报2007年第二期。2郑杭生、胡翼鹏：《敬天明德，设官分职：社会运行的理念和实践——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3郑杭生、胡翼鹏：《礼序人伦，乐移风俗：社会运行的外在规范——两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0期。4郑杭生、胡翼鹏：《天道兼爱，尚同节用：社会运行的一体化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墨者的社会思想研究》，社会科学 2008年第1期。5郑杭生、胡翼鹏：《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社会运行的理性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社会思想研究》，文史哲2009年第2期。6郑杭生、胡翼鹏：《道法自然，静默无为：社会运行的另类思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社会思想研究》，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7郑杭生、胡翼鹏：《严刑峻法，因情而施：社会运行的强制规范-——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社会思想研究》，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3期。8郑杭生、胡翼鹏：《社会运行、社会秩序与历代王朝的治乱盛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学海2008年第4期。

　　[6]受我故乡杭州市邀请，让我主持2008年8月立项的《关于杭州市复合创业主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课题。2008年9月课题组来杭州开展调查研究，对西溪湿地、西泠印社、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工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杭州女装行业协会、杭州市生活品质行业点评等社会复合主体的典型案例做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并对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同盟、杭州市与中国美院战略联盟、茶行业战略联盟、美食行业联盟、婴童行业联盟，以及西博会、休博会、动漫节、数字电视行业等社会复合主体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我和杨敏教授合作集中写出了十余万字的核心调查研究报告：《“社会复合主体”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质的创新和创业——“杭州经验”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7]第一套书，已出了两本书，《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郑杭生、杨敏主编)，2008年8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探索——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郑杭生主编，段华明、杨敏副主编)，2009年7月党建读物出版社。第三本书《中国社区建设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杭州“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郑杭生、杨敏等著)，即将出版。第二套丛书，已完成第一本书：《“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 “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郑杭生、杨敏等著)即将出版;第二本书：《“三化两型”城市建设：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郑杭生主编、赵君、杨敏等著)正在社将在年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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