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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洪年]论越文化滋养下的西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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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4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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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洪年]论越文化滋养下的西施精神
论越文化滋养下的西施精神
作者： 吕洪年
诸暨网 2008-10-24
在西施文化节的学术论坛上，要论证与认同西施文化，则必须首先审视与认定西施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西施精神。
而要审视与认定西施精神，我以为不能离开影响深远和积淀深厚的越文化根基。西施与西施精神，说到底，是古老的越文化滋养与孕育的结果。西施文化其实是越文化的典型范式之一，是千百年来越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结晶。
这里，我所讨论问题的依凭，是说西施既是历史人物，又是含有一定历史因素的传说人物。她的定型或在最广大群众中的心理定势，可能是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文人文学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成果，在西施形象或西施故事群所体现的西施精神中，有广大作者和广大民众特别是越民族人民的意志、愿望和理想的真实反映，代表了越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
所以，西施其实是一个“箭垛式”的理想化人物。西施之美，如果今天让我们诉诸笔墨，显然是力不从心了。因为古往今来，人们已经把所有关于“美”的词汇一股脑儿全用在了她的身上。我们只好说，西施之美，任你怎样设想也不会过分。总之是超乎同辈，冠绝古今。
越文化视野中的西施精神，我以为用下面三句话就可概括。现分述之。
一、忧国忧民，勇挑重担
在解析这句话之前，先要弄明白我国的春秋时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可以说，只要符合这个“大融合”的潮流，便是正义的，反之则是不义。历史上吴越之争，历史学家没有作过太多的论述，但既然已经肯定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他虽是一代暴君，但就这一点说，他却是个中华民族的“始皇帝”。所以，越国先是攻打吴国，败而受辱，进而发愤图强，报仇雪恨，再复国称霸，也便应当视之为代表时代潮流与方向的正义而伟大的壮举。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古史中的越文化，是中华多源文明中最悠久最优秀的区域文化之一。越地宁绍平原和萧绍平原的河姆渡古文化和跨湖桥古文化，有许多惊人的发明创造。众多的地下考古发掘证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沿海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向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地”的旧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史前文物所击碎。
就在这块北濒杭州湾、南连会稽山、四明山区的古越大地，曾演出过大舜王、大禹王和防风王治水平畴、象耕鸟耘、植桑种稻的一幕幕历史话剧，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河湖交错、江流纵横的水乡泽国；成为一个丘陵山地中佳木葱茏、绿树掩映的天然乐园。这里沃壤千里、气候温润、物产丰富、人口繁密，远胜“名盛富强”的关中地区，难怪后来慕名游历越地的人，都惊叹：“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唐杜甫《壮游》)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却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公元前494年，也就是越国君主勾践即位第三年的时候，勾践兴兵攻打邻近的吴国，不幸大败，被围困在会稽山。眼见大势已去，勾践只好向吴王夫差请降，自己请做夫差的仆役。夫差接受了请求。在夫差身边整整三年，勾践奴颜卑膝，极为驯顺，取得了夫差的绝对信任。夫差于是将勾践放回越国。
原来，勾践在吴三年，没有一刻忘记自己丧权辱国的耻辱。他卧薪尝胆，誓死复仇。回国之后，他在大夫范蠡和文种的帮助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发愤图强，准备了物质财富，做好了复国的准备。
为了麻痹夫差的意志，离间吴国君臣之心，勾践采用了谋士的计谋：向吴王进献美女，于是派出了宦官和一些善于鉴别相貌的人，遍游国中，到处访求美女。从小长在越国余暨(古地名，今诸暨萧山一带)城南五里苎萝山苎萝村的西施，过着平静的田园生活，每日不是种麻养蚕，便是织丝织布，有时候和女伴跑到村前的浦阳江中浣纱。这时，她当然无从知道，自己的国家正经历一场政治上的灾难，而这场灾难将和她这个普普通通的民女的命运连在一起。因为据说公元前488年的一天，她已被慕名寻访而来的宦官带到越王宫中。有人为这些搜求来的美女画了像，去献给吴王过目。
西施被选中去献给吴王，西施自己的态度怎么样？今天查考起史籍来，关于她的记载却是少而又少，确实可信的，更是凤毛麟角，至于她进入吴宫的态度如何，几乎没有什么记载，连片言只语也没有。但是作为乐于编造故事进行历史传述的民间作者，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绝不放过。他们自有其生活的逻辑和传讲的意趣，所述无不与越文化的传统与背景相吻合。
流传在古越大地有一则传说，题目叫《三吟得知音》(朱秋枫搜集整理)，具体讲述西施进入吴官，是“忧国忧民”的精神所驱使。故事叙述越国大夫范蠡寻访美女时，知道余暨城南苎萝村西村的施夷光，不仅天生丽质，容貌超群(包括身材、气质和风度)，而且还胸怀复国救民的大志。她在面对范蠡的寻访时，先后吟了三首诗，表达了自己的心迹，从而深得范蠡大夫的赞赏。其一云：“人道春色新，三年不见春。虽有清洌水，难洗亡国恨。”这时西施正在浣纱，由于国恨在心，也便出口成章。其二云：“夜夜织金线，匹匹为贡绢，可怜浣纱人，无有买油钱。”这时西施正用香栎叶浸水洗发。其三云：“不是有亡人，也非丧至亲。只为国破日，无处托哀情。”这时西施正白衣素服，在纪悼三年前这一日的亡国之痛。这西施的三吟，使范蠡深知她的“忧国忧民之心，远胜朝臣公侯，须眉男子”，慨叹他所遇的不仅是个美女、才女，而且还是个气度非凡的侠女、烈女，这便有力地说明西施进入吴宫，是为国效力而勇挑重担。
民间作者的这种加工与创造，是符合越文化的“大传统”和“大环境”的。它既不是“刻意的拔高”，也不是“勉强的伪饰”，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依凭的。因为勾践从吴国放回越国之后，他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计，是带有一定全民族性质的举动。当时，越国军民已退守越国都城山阴的大后方剡中(今嵊州、新昌一带)休养生息，屯田练兵。《剡录》有谶言：“两火一刀可以逃”。而且还发动军民开凿“山阴故水道”，修筑“富中大塘”。《会稽志》载：“山阴故水道，全长27.8公里，为勾践率众始凿。”从这些为数不多的文字中便知当年举国上下，同仇敌愾，发愤图强，誓死报仇雪耻的恢宏气势和磅礴斗志。所以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一文中说：“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这种无形的精神遗产真正是值得世代传承与弘扬的瑰宝，也是我们越民族后裔的骄傲！
二、不亢不卑，巧施计谋
浙东越文化的源头，可以直溯我国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大舜王、大禹王和防风王时代，这三王不仅贤能有为，而且还能忍辱重负，担当天下大任。据《史记·五帝本纪》：舜出寒微，自小参加耕田、捕鱼、掘井、筑廪一类繁重劳动，养成刻苦耐劳的性格，并且胸襟广阔，心地善良，深知治国必先齐家，家齐然后国治(《越绝书》卷三)。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躬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代贤君。关于大禹王，过去很多人一向认为他只是一个神话人物，现在有人从古金文得到证实，大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因为那时有个一度“海侵海退”的洪水为灾时期，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并经艰苦卓越的奋斗，平治洪水，力挽狂澜，开辟河道，划定九州，始种稻作，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抗灾救世的英雄。至于防风氏(俗称防风王)，是原先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平坦土地上的民族酋长，因海侵海退，他们不得不流散到浙北、苏南的丘陵山地，同大禹一样，成为被人们所拥戴的治水英雄。是他根据当地的山川形胜，改“堙塞”为“疏导”而终获成功。但在禹大会会稽论功行赏时，因防风氏“迟到”而遭禹杀戮。据《吴越春秋》的记载，“禹斩而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防风氏，又名“汪芒氏”，“汪”即沼泽，“芒”，草名，“汪芒”即长于沿泽之草，意为最早的水稻种植者。
越族的先世三王，在其早期的兴衰起伏过程中，必然积聚起巨大的心理经验体系，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必然会递传于后代，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同人体结构一样是由遗传获得的。到了春秋时期，越族先民和越国的仁人志士好勇轻死而独擅计谋的性格，当然不能简单地用遗传来解释，但他们在个人心理素质上，与越文化传统确实有某种联系，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只要举一个简单例子便可明白。即《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载的《越王见怒蛙》。故事叙述越王勾践乘车外出，看见一只青蛙，浑身气鼓鼓的。他就扶着车前横木，低下头来，向青蛙致敬。车夫说：“你为什么向青蛙致敬呢？”越王说，“青蛙如此气壮，能不向他致敬么？”越国的军民听到这件事之后说：“青蛙有勇气，越王尚且向他致敬，更何况对有勇气的士民呢？”“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头献者。”这则故事说明，国君的赞誉何等重要。越王向怒蛙致敬，便是向全国军民倡导勇敢精神。
当年越国发愤图强的雄壮气势，我们今天无法具体感受到，但从《越王见怒蛙》这则故事，可以想见当时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不忘国耻，见义勇为的气慨和声势是不平常的。
当年西施被选献给吴王，将赴国难时的心情，当然是很复杂的，但她自然也被当时的勇敢精神和献身精神所鼓舞，在义无反顾地进入吴宫之后，不亢不卑，巧施计谋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精神，直到今天也还可以想像，并值得我们赞扬和高度评价。
当年越王勾践在吴宫沦为仆役，卑躬屈膝，百般顺从，简直没有一点英雄的本色和壮士的尊严，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那君主与奴婢的强烈反差，可想其日子的难耐与内心的痛苦。而西施进入吴宫之后的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全凭人们的美好想像，这想像，便十分自然地融进了古老越文化的成分和因素。与越王的忍辱负重相比，西施的不亢不卑，巧施计谋，似乎更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试想，如果西施在吴宫对吴王挑逗、献媚、煽情、淫荡，那西施便不是越国的好女儿了，也不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了。民间作者的描写西施施计，总是不亢不卑，运筹帷幄。有一个《吴宫两笑半》(钟伟今搜集整理)的故事，最为传神地表现出西施的精神气质。故事说西施在吴宫，对吴王的宠信、偏爱和迷恋，只使西施笑了“两笑半”，说明她不辱使命，有理、有利和有节。这“两笑半”原来是这样的：一笑是吴王为西施在灵岩山顶造了个吴王井，西施在井水里照见自己，想起范蠡临别时的嘱托：迷惑吴王，吴王果然中计，她便粲然一笑。一笑是吴王陪西施散步来到勾践在吴宫当马夫时寄身的“勾践洞”，使西施想起亡国之耻，心中难过，便叫吴王把洞改名西施洞，以便让吴国上下都知道她以吴为故乡，再也不思越土了，藉以更生迷惑之心。还有半笑，便是西施要吴王给她造个玩月池，意思是要吴王大兴土木，尽耗国库；而使越国积聚力量，能早日报仇雪恨。吴王中计，西施轻蔑地笑了半笑。
西施在吴宫只笑“两笑半”的这个情节，以少胜多地写出了西施的精神和品格。她忍辱负重，不亢不卑，巧施计谋，迷惑吴王，使之不理朝政，尽耗国力，这种种情景，尽在只笑“两笑半”的不言之中。
三、倾国倾城，不辱使命
在汉语中形容女人之美的词语很多，但要说“美到极致”，有一个词则颇堪玩味，那就是“倾国倾城”。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性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男人对其复杂的感受乃至于恐惧。西施进入吴宫，之所以忍辱负重而终于不辱使命，与她那“倾国倾城”之貌和不亢不卑所生的迷人魅力不无关系。而与“倾国倾城”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词，便是“歌舞声色”。虽然这些词语比较后起，例如最早出现“倾国倾城”这个词，是汉朝乐师李延年的两句诗：“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到了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初见杨玉环时，他便两眼放光，意味深长地吟诵这两句诗。汉朝的乐师李延年谙熟音律，深韬歌舞，所以在古时衡量一个女人的美与不美，还同她的擅不擅长歌舞有一定的关系。
据有关的传说称，越王在寻访到西施等人之后，便把他们集中送到城东面五里远的土城里，这座土城被称做“美人宫”。全国最高明的乐师和舞师也都被请到这里，悉心教授美人们歌舞、器乐以及吴宫中的各种礼仪与习惯，西施在这里整整学了三年，几乎成了一个精通歌舞的艺术家。西施之所以接受重托、勇挑重担而不辱使命，与她的这种勤学苦练的功夫造就她谙熟歌舞的本领分不开。
春秋时期，越国有许多高明的乐师和舞师，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歌舞之乐”在古老的越文化中，不但有深厚的渊源，而且当时也已显露特色。有故事说吴宫里的“响屐郎”便是舞女们脚穿木屐用来歌唱跳舞的地方，那是在石板或木板的底下，挖空泥土，使之发出“嗡嗡”的空然之声，可想当时的穷奢极欲了。
就渊源而言，越地乐、舞、歌，都是起源很早，并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艺术。以乐来说，早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古器时代，浙东河姆渡人就利用骨哨吹奏简单的音调。由此推测，新石器时代的浙江一带，可能就已出现用骨制乐器吹奏的原始音乐。《淮南子》载：“越俗宴饮，即鼓槃以为乐；取左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应节而舞。”
以舞来说，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的骨哨等文物来分析，越地很早就有原始的民间舞蹈，骨哨很可能就是一种伴舞的乐器，即使不是伴舞，也一定就是伴猎。而舞正起源于猎。狩猎前后披着兽皮或鸟羽演出的猿猴舞、鸟雀舞、熊舞等，就是以模仿动物动作为内容的各种舞蹈。劳动者对劳动的感情冲动，正如《诗序》所谓：“咏歌之不足，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所指也便是最早的原始舞蹈。以歌来说，古籍所载的少数史前歌谣中，《弹歌》是公认的越地“太古之作”。无论就其内容古朴和形式拙直，都比其他歌谣更为可信。不过，《弹歌》著录入籍较晚，最早见于《吴越春秋》，因此又被视为古越歌。但这歌谣因是后世追记，所以又常被认为是伪托的。而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却肯定它是黄帝时代的作品，后人又加考证，认为这首歌是“无衣衾棺槨”的时代，比黄帝时代还要早。
乐、舞、歌三者同源，是三者连体的孪生姐妹，它们一同诞生、一同成长。“载歌载舞”一词，恰好反映我国乐、舞、歌紧密联系的特点。舞，是以人体的动作来表现韵律美和旋律美的艺术。它是乐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说是“乐”的“面容”。而“歌”是以人体的发声器官来表达情感和韵律的，可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乐”。《淮南子》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动力之歌也。”这说明乐、舞、歌三者源于劳动而紧密结合。这种情况，也是最早的越地风俗。据《述异记》卷上：“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便是一个证明。
以上这种古风古俗，到春秋时期便更加凸显。所以当年西施在越国土城“美人宫”在乐师和舞师的培训之下，便很快学会了当时最为高级和最为动人的乐、舞、歌三者紧密结合的艺术，而在入吴之后，在吴宫成为“伎艺”的班头。再加上越王又为他们装饰华贵的珠宝，制做精美绝伦的豪华宝车，自然使夫差整日陶醉在歌舞声色之中而乱了朝纲。当时吴王明智之臣伍子胥见越国此举，知其用心不善，便竭力劝阻吴王不要接受越国的礼物，他举出了夏桀宠喜妹，商纣宠妲已，周幽宠褒姒而终至亡国的前车之鉴，谆谆告诫夫差，沉溺女色必然亡国。然而夫差眼见这些一个比一个娇艳的美女，早就身痒难禁，哪里还耐烦听伍子胥的啰嗦？再说西施巧用心计，妙施计谋，早就把吴王笼络得服服帖帖了。
正因为有这一段千古留传的历史，所以后人称这种歌舞为“西施歌舞”，明张岱《陶庵梦忆》曾描述明人演出“西施歌舞”的场面：“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药。女官内侍，执扇葆，璇盖、金莲、宝炬、纨扇、宫灯，二十余人，光焰莹煌，锦绣纷叠，见者错愕……。”明梁辰鱼《浣纱记》里也有西施练舞和入吴宫后献舞的描写。
西施精神还表现为她的“功成身退”，从不居功而骄奢的这一点上。因为最后的结局，便是她在胜利复国之后，随大夫范蠡而泛四海，不知所终了。这一点论者较多，此处从略。
过去由于没有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足够的重视，往往忽略和轻视“轻歌曼舞”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其实这种文化“软实力”，在任何一种竞争中，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对它进行审视，充分认识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加以妥善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
从越文化视野中来探讨与论证西施精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要继承与弘扬传统中的精华，保护产生这种精神的土壤，即越人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说白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许多过去时代的东西，必然要发生蜕变，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保护住的，唯有这一种在特殊时期以一种特殊形态表现出来的西施精神亦即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团结禦侮、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能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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