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史以来的教育思想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教师中心论(孔子、韩愈)、儿童中心论(卢梭、杜威以降)和个人中心论(以"多元智能"理论为代表，《多元智能》，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著，沈致隆译，新华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一版P1)。中国仍然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教师中心论"仍然是中国主流的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核，其基本特征是向儿童的"灵魂的白板"上灌输成年人的各种成见。目前，中国教育改革的导向目标不过是对儿童中心论的某种模仿。儿童中心论并不是把儿童完全置于主体地位，它强调的是引导而不是承认，更不是成人与儿童的双向交流，它是成人世界的"故作小人状"这种虚伪心态在教育理论中的反映。个人中心论超越了儿童中心论中的教育标准化误区，但是，并未因此同时意识到成人施教者自身在知识上和道德上的有限性，同时儿童的主体地位或客体化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内容是创办新式学堂，目的是强国兴学。其中除了创办“外国语文学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之外，主要是兴办各类“自强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而“自强学堂”以“军事技术学堂”为首要，如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等。其次是“培养电报、医学、铁路等科技人才的学堂”，如福州电气学塾(1876年)、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北洋医学堂(1893年)、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年)、江南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1896年)等。事实上“同文馆”的设立也主要是为军事主义服务的。李鸿章在1863年3月28日的“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中称：(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的目的是)“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驽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张之洞奏明湖北自强学堂之宗旨为：“惟是自强之道，贵乎周知情伪，取人所长 ”(《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1893)。至于“培养电报、医学、铁路等科技人才的学堂”，也首先考虑的是军事部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申办者也可能应和了朝廷为军事目的拨款的偏好)。如1893年创办的北洋医学堂，目的就是培养海陆军外科医生。而李鸿章在“请设南北电报片(1880年9月16日)”中“生动”地谈到了创办“电报学堂”的军事紧迫性：“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洋务初起对“算学”和“制造”的重视也是一大特征。“新教育之肇端”(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907)所开列的课程表(1876)如下：地理、历史、数学、几何、地理、格物、机器、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这一课程表说明“新教育”的基本特点是：“以制造为主，而算学舆图次之”(潘衍同，《奏请开艺学科折》，1884年7月9日)。对于洋务派来说，“算学”和“制造”与“真理”目标无关，而是为了富国强兵：“西法虽名目繁多，皆权舆于算学，洋务从算学入。于泰西诸学，虽不必有身兼数器之能，而测算既明，不难按图以索。”(《总理衙门奏会议算学取士事》，1887年11月)。
“政治论”和“认识论”是借用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Jhon 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1978)中的两个概念。作者在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存在两种主要的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主要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前者以根据“闲逸的好奇”而追求知识为主要目的，强调不受价值影响的客观结论，这一思想也试图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学术的客观性受临时性(暂时利益)的影响。后者主要强调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这两种哲学交替在美国大学统治，但“建国初期”似以“政治论”为主。事实上作者还提到了“第三种教育哲学”：与认识论和政治论对立的“反主流信徒”主张传统大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前两种观念都局限于理性观念的范围内，而没有设计通过感觉、心灵或精神去探讨真理的非理性方法。这一思潮以存在主义的大学观念为代表，它要求——也确实是——从学习非理性主义的东方文化中获得了“灵感”——继信仰受理性审判之后，理性又受到了感情的审判(马克思、齐克果、弗罗伊德、尼采等)。
尽管中国的教育思想史的研究者刻意回避这一点，但事实仍然是：中国近代教育是传教士开创的;而近代中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不过是听从了传教士的建议(如李提摩太《论新学部亟宜建立》1890年，李提摩太《新政策》1895年，林乐知《治安新策》，1897年)并借用了教会学校的办学经验。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全体大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益智书会”)，该委员会决定“任命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和傅兰雅等先生负责筹备编写一套小学课本，以应当前教会学校的需要。”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具有奠基作用。它为教会学校开列的主要科目有：教义问答、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地址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自然史、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西方工业、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学、声乐、器乐和绘画、地动植物图表及教学艺术等。这对在中国教育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的转变。这正如后来一位研究者所言：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所编译的教科书中间大部分属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而我国新学的机括，实在起端在这里”。“讲到委员会事业的目的不过满足当时教会学校的需求罢了，但是间接贡献于我国教育和新文化事业的却是极大”(程湘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之经过，1925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更名为“中国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1912年5月改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会”(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发轫者、推动者和示范者。有人说，中国民间自编小学教科书要算1898年南洋公学所编辑的课本为早;而政府主编的教科书则为1902年大学堂编辑书处编辑中小学堂的课本。但早在1877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就开始编辑学生课本了，女学课本也包括在内;特别是，对于边区民族及各地土话，教会且有用罗马字拼音来作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