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希亚雷利】人类的演化及其与自然的互动——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9-4 16:00 标题: 【希亚雷利】人类的演化及其与自然的互动——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人类的演化及其与自然的互动
——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 布鲁内托·希亚雷利文 关祎译
《中国民族报》 2009-9-4
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物种的演化史，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二者间的相互影响。人类物种的演进奠定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构架：古猿学会直立行走，进行两足行走运动及其革命性的结果;人类大脑的变化和人类智力的进化;社会化的生物学基础及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流行疾病)。体质人类学的新见解，来源于对人类种群遗传学的研究、对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基因组的比较研究，以及对远古或古代生物DNA的研究。
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跨越时代的界限，与种群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一起帮助人类学者评估和界定个体、种群和物种之间的差异。体质人类学的新见解，就来源于对人类种群遗传学的研究、对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基因组的比较研究，以及对远古或古代生物DNA的研究。
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基因组比较研究为理解人类演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进行现代分子比较的研究，始于大约40年前。上世纪60年代，体质人类学家首次对人类和类人猿进行了遗传学和染色体比较，结果表明，人类直系的亲属是非洲类人猿(黑猩猩和大猩猩)。这种观点与当时的观点——人类早期是从所有类人猿中分化出来的，可以被归为猩猩科——形成了对照。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演进研究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分子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人类学家手中具有革命性的工具。第一项分子研究以免疫学研究为基础，将人类/类人猿分化定格在了大约500万年前。由于缺少类人猿遗存，对人类是由非洲类人猿分化而来这样一种观点的认可被推迟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研究染色体技术的进步，对人类和类人猿之间染色体的详细表型比较成为可能，比较研究的结果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现代研究表明，人类与类人猿之间亲缘关系的分离最初是由细胞遗传差异和基因突变引出的，这造成了不同种类之间的繁殖障碍。人类与类人猿染色体核型最大的不同，在于染色体数量：人类有46个染色体，而类人猿有48个。这种差异是由前原始人类时期(大约500万到600万年前)两个近端着丝染色体之间的衔接融合所造成的，并且在少数几代之中得到巩固。这种融合产生了人类染色体核型的二号染色体。
大约400万年以前，发生在非洲大陆的一次气候变化导致了热带草原的扩张，影响到那里的居住者，这或许也导致了南方古猿的出现。南方古猿在东非的两个区域内有存在记录：在树木繁盛的热带草原中，发现了使用两足行走、过着树栖生活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化石;在更加广阔的热带草原中，发现了只使用两足行走的南方古猿湖畔种化石。
人类物种的演进奠定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构架：古猿学会直立行走，进行两足行走运动及其革命性的结果;人类大脑的变化和人类智力的进化;社会化的生物学基础及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流行疾病)。在这里，笔者将主要探讨社会化的生物学基础及人口数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不同种类的灵长类动物和人类通过许多代来适应环境。这些适应可以分为4种类型：独居结构或临时性伴侣——女性和男性分开活动，他们只是偶尔为了性行为而相聚;家庭组织——男性、女性及其子女在家庭范围内集体行动;单一男性集团——成年男性定期与由女性和儿童组成的紧密集团接触;男性女性复合集团——该集团由成年男性、女性和子代组成。
许多动物包括人类，都处在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中。总的来说，每种哺乳动物社会组织的形成都具有以下4个动因，其中两个与物种生物学相关联，即母子动因和性动因，另外两个与种群居住的环境相关，即寻找食物的合作与群体性防御。这些动因与环境的结合形成了社会结构的最佳适应性选择。
对动物和人类的社会组织相关数据进行数量性的探索，是古代和现代生物人口统计学所关注的内容。所有这些动因都可以用时间和能量来进行量化：维持两代间种群生存(同类种群)的需求决定了种群个体数量的最小值，同时他们居住地食物的产量又决定了种群个体数量的最大值。对于人类而言，这些数量显然应该与和人类智力相关联的指数整合在一起。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类种群的数量增长迅速。公元元年，人类数量大约有两亿。这个数字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增长，到15世纪时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又过了4个世纪，这个数字第二次翻番，1835年人类数量首次突破10亿，仅仅90年后(1925年)就达到了20亿，又过了80年，全球人口数已经超过了60亿。然而，这样的增长却不是平均地分配在这个星球上。在20世纪，欧洲人口增长了两倍，非洲增长了7倍，北美洲和南美洲分别增长了4倍和10倍，亚洲和大洋洲分别增长了4倍和6倍。
公元元年以来，不断增长的人口促使人类形成了与之相应的道德伦理与社会观念。现代新技术的发明推动了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新资源的产生和应用，它有助于人类克服眼前的危机，但也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影响。全球生物伦理学由此应运而生。
总的来说，人类体质特征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如下过程中：直立行走姿势的习得;脑容量的增加;第二性征的出现;语言能力的获得;技术进步;作为食物来源的动物驯养和植物种植;入侵其他领地的迁徙组织;对不同环境的遗传适应;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目前的指数级增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环境与伦理的内涵。以上每一项都引起了体质人类学家的关注，正如科学家们关注人类未来的生存一样。
(作者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实验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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