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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发展的四个阶段两次飞跃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8-31 23:51 标题: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发展的四个阶段两次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发展的四个阶段两次飞跃

陈荣富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和“两次飞跃”。“四个阶段”是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文化批判；“两次飞跃”是指从唯心主义宗教观向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飞跃，从宗教研究的政治向度到文化向度的飞跃。因此, 必须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防止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前的、不成熟的、带有旧哲学痕迹的某些对宗教的鲜明形容、生动比喻和激烈评述当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内容。

从唯心主义宗教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

宗教批判阶段大体发生在《莱茵报》时期以前。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宗教，他们片面夸大宗教的作用，把宗教解释成一切罪恶的社会现象的终极原因，“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深受影响，不适当地夸大宗教批判的作用，甚至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此他们满怀革命的激情，对宗教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抨击，虽不乏光辉的思想，但没有离开唯心主义的基地。
政治批判阶段主要是《德法年鉴》时期。其代表性文章是《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文章用正在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阐述了马克思宗教观念的一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给予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夸大了宗教等社会意识的作用。按照戴维·麦克莱伦的说法，《导言》的“头两页概述其宗教观念的地方所使用的几乎全部比喻都是从鲍威尔那里借用来的”。当时，马克思认识到宗教异化的根源在“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于是他关注的中心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法的批判，从对神学的批判转向对政治的批判，提出要“向德国制度开火！”但无论是法的批判、政治的批判，都停留在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批判，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哲学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
从1843年秋起，马克思转向经济学批判，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去解剖市民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人的解放之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雏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宗教观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他们认识到宗教批判不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宗教是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因此宗教不是用精神的批判可以消灭的，也不是通过政治批判可以消灭的。随着“经济批判”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把宗教置于更宏观的时空背景上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人类宗教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现实物质基础，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同其他意识形式一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谈论宗教的本质，就应当首先考察宗教的物质基础；谈论宗教的发展和历史，就应当考察宗教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用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现实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去说明宗教的演进。

从宗教批判的政治向度到文化向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认为“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影响了他们对宗教的性质、产生根源、社会功能和宗教分类的看法，影响了他们宗教观的完善。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对印度村社作了深入研究，对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一个深具理论价值、影响深远的科学命题：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一新命题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把宗教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一篇没有完成的作品，马克思当时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也使他不可能就此展开详细的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并没有完成马克思宗教观的第二次飞跃。
文化批判阶段形成于马克思去世之前几年（1879—1883）。当时，马克思不顾年老体弱，认真研究文化人类学著作，并作了摘录和批注。他认识到原始社会是无阶级社会，原始宗教是原始人的精神支柱，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功能。此前，他并不了解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式，是一种融合多重功能为一体的混合结构，几乎承担着社会的全部文化功能。所以，马克思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重大意义之一是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实现了宗教观上的第二次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的第二次飞跃，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注入了源头活水，我们看到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卓越贡献的许多著作都写于1880年以后，如：《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启示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等。可以断言，没有宗教观上的第二次飞跃，恩格斯就不会有这些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远不会达到现在这种相对完善的水平。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8-11 9: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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