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洪水神话是一个世界性母题。从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到犹太人的宗教典籍《圣经》，从希腊城邦到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心怀敬畏地叙述着古时那场由天神降下的可怕洪水以及敬神之人由于蒙受神宠终获救赎的奇迹。中国也有自己的洪水神话。《尚书·尧典》中形容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1]《淮南子·览冥训》则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2]但与别处不同的是，在中国汉族的洪水神话中，面对如此天灾，人们并没有一心等待神的宽恕，而是起而抗争，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水神话。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神话复兴的世纪。中国关于治水神话的记载虽然起源甚早，但真正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应始于二十世纪。1922年，梁启超发表《洪水》一文，开以科学方法研究我国洪水神话之先。此后，中国洪水神话研究先后经历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到40年代的初步繁荣期，50-70年代中期的萧条期，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的复苏期以及80年代末至今的繁荣期。[3]

目前对于中国洪水神话中治水英雄的身份，国内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认为这些英雄纯属想象虚构的产物，一种则认为实有其人。以大禹为例，有学者认为是图腾，如刘毓庆认为禹是穿山甲[4]；有学者认为是先民的幻想，如冯天瑜认为“禹实际上便是同洪水搏斗初民的代称”[5]；有学者认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如陈瑞苗考证禹是越族人，生于公元前2277年3月5日，于公元前2213年去世[6]。

综观国内治水神话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实际上只是拘泥于对治水英雄身份及其事迹的“还原”（不管这种“还原”最终是归结于某种图腾、仪式抑或某段历史），而对神话文本本身的关注稍显不足。其实，若撇开对起源问题的一味纠缠，仅从原始思维的角度入手，也可发现治水神话情节的合理性。

治水神话中的原始思维

何为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认为，这是一种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原逻辑的”，原文为prélogique，按字面应译为“前逻辑的”或“逻辑前的”。法语前缀“pré-”意义很多，既有“……之前”、“到……以前”意，也有“最初、原始”之意。为避免误解，俄译者遂将prélogique译为“原逻辑的”，中译本延续了这一译法。列维-布留尔特别强调，所谓“原逻辑的”并不是指原始思维是“非逻辑的，亦即与任何思维的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驰的”，而是说“它不能象我们的思维所作的那样去认识、判断和推理”。“凡是在我们寻找第二性原因的地方，凡是在我们力图找到稳固的前行因素（条件）的地方，原始思维却专门注意神秘原因，它无处不感到神秘原因的作用。”“原始思维服从于互渗律”，因而“对矛盾采取了完全不关心的态度”[7]。

神秘的、原逻辑的、服从于互渗律的，这既是原始思维的定义，也是它的特征。随着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且文明的程度不断加深，这种思维方式也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在一些包含古老内容的文本中，原始思维的痕迹还清晰可见，这其中，从人类的童年时代起流传至今的神话，尤其成为众多学者探寻原始思维奥秘的首选之地。我们对治水神话中的原始思维进行考察，即是以此为根据。

一、变形——神话世界的终极法则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曾阐述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

“（在原始人眼中）各不同领域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8]

中国的治水神话中有很多可以论证这条法则的材料。先从最为人熟知的鲧禹治水说起。《国语·晋语》载：“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羽渊。”[9]《述异记》则说：“尧，……逐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泉，……陆居曰熊，水居曰能。”[10]《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又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11]不管是化为黄熊、能兽还是黄龙，总之，是说鲧死后化作了另一种生物，以另一种形态继续存在下去了。再看禹。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12]这样看来，禹在活着时就可化为另一生物，而他的妻子涂山氏更是化作了非生物——石头。

除鲧禹治水之外，在我国其它地区亦流传着别的治水神话。如蜀地，自古就是个洪水多发的地区，因此流传着鳖灵治水、李冰治水（后者以袁珂先生的观点来看可作为广义的神话），其中也不乏死后变形或生时变形的例证。《说文解字》卷四隹部“巂”字条引“一曰”云：“蜀王望帝，淫其相（鳖灵）妻，惭亡去，为子雟鸟。故蜀人闻子雟鸣，皆起云‘望帝’。”[13]关于李冰化牛斗江神的记载则更多，最早的当属《太平御览》卷八八二引《风俗通义》：“秦昭王伐蜀，令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主者自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冰径上神座，举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为进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苍牛斗于岸。有顷，冰还，谓官属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是我绶也。’还，复斗。主簿刺杀其北面者。江神死后，无复恙。”[14]化身斗法，这是李冰故事的核心，也是“变形”观念在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典型体现。

但对于“变形”的概念，不能仅仅从狭义上去理解。变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动态的，如前所述，其过程可以用“变”这一动词概括之；一种是静态的，体现为将人的形象与非人形象结合，最典型的是半人半兽。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注引《启筮》曰：“共工人面蛇神朱髮也。”[15]《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16]这些奇异的神怪形象，就是在正常的人与动物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夸张而成的变形了。

这些还仅仅是中国治水神话中的“变形”，其实，作为神话学中的一条经典法则，“变形”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神话中都普遍存在，足证这种观念在原始思维中影响之广、之深。《山海经》中，半人半兽的神怪形象比比皆是：“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管理帝之下都的陆吾神；“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的帝江；“龙身而人头，鼓其腹”的雷神……世界范围内其它神话中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北欧神话中，奥丁、维利和威三个最初的神杀死巨人伊米尔，用他的躯体造成世界——他的血变成湖泊海洋，他的肉变成土地，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脑髓变成云，头盖骨变成天空。希腊神话中，宙斯为追求异性曾化为牡牛、天鹅甚至黄金雨。埃及神话中，伊西丝曾化为燕子绕着包裹着盛有奥西里斯躯体的银柜的梁木飞翔、哀泣。这些神话分别起源自世界各地，相互间影响的可能性甚微，但却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变形”，可见人类思维确实有其共通之处，可以在普遍层面上进行综合研究，相互佐证。

由于原始思维的神秘性、原逻辑性，今天的人们要想理解“变形”观念实在是很困难。人和物之间怎么可能互化？几种互不相干的事物怎么会杂糅在一起？这些，我们只能尽量从原始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出发，尽可能给出一个合理的推测。

原始人对事物的认知首先得益于自然。自然界本身就充满了变化：昼夜交替、四季更迭、鲜花落后长出果实、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毛虫羽化成为蝴蝶、蝌蚪变化而为青蛙……这些现象，就成为原始思维中变形观念的滥觞。

应当指出的是，现代人运用逻辑思维看待以上现象时，首先想到的是探求表面现象下的逻辑因果，但原始思维却不是这样。原始思维缺乏分析，而是依赖于记忆，记忆在原逻辑思维里起着比在我们这里大得多的作用，“记忆代替了那些在其他地方依赖于逻辑机制的运算”[17]。有关原始人惊人记忆力的事例，可以举出许多。如罗特（W.E.Roth）说，中昆士兰西北部的土人们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吟唱了整整五夜才唱完一支歌（在科罗波利演唱的一系列摩隆加曲）。如果想一想，相距90英里的两个地方的演唱者都能正确无误地运用他们根本不知道的语言来演唱这同一支歌，这个事实就更显得奇妙了……整个部落都是用绝对不同于本族语言的语言来死记全部科罗波利的办法学会演唱这些科罗波利的……”[18]封·登·斯泰年也提过这样一个例子：“安东尼奥（一个巴卡伊利人的名字）一切都看了，听了，在自己的记忆中积累了一些最不重要的细节，他靠这些地形特征的帮助，表现了文明人叫做方向感的那种能力。如果我不是通过许多次的询问证实了这一点，我未必能相信有谁在单调的河上旅行过一次就能够不要文字记载而对流域的各种特点知道得这样详尽无遗。……他脑子里有这河流的一幅地图；或者更正确地说，他是在自己的记忆中按顺序保持住了若干表面看来不重要的事实，例如，这里是树，那里放了一枪，更远点地方有些蜜蜂，等等。”[19]

正因为原始思维依赖记忆，因此它是具象的，其中充满一个个表象的关联。如果一个原始人看到毛虫的蛹中钻出一只外表与毛虫截然不同的蝴蝶，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就是通过变形得来的。同理，两样外表看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也就完全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李冰化牛，望帝化杜鹃，用原始思维来看本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此外，如卡西尔所说，在逻辑思维中，“生命被划分为各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彼此是清楚地相区别的。在植物、动物、人的领域之间的界限，在种、科、属之间的区别，都是十分重要不能消除的。但是原始人对这一切都弃之不顾。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生命没有被划分为类和亚类；它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20]在人类智力发展的早期，人尚不能把自身同周围的自然分离开来，在他们眼中，整个自然界是浑然一体的，我即彼，彼即我，这样，在一些情况下，原始思维认为人和物是同一的。列维-布留尔曾引用过封·登·斯泰年的一个例子：“波罗罗人（巴西北部的一个部族）自夸是红金钢鹦鹉。……波罗罗人硬要人相信他们现在就已经是真正的金钢鹦鹉了，就像蝴蝶的毛虫声称自己是蝴蝶一样。”他又补充说：“这不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也不是宣布他们与金钢鹦鹉有亲族关系。他们这样说，是想要表示他们与金钢鹦鹉的实际上的同一。”[21]以同样观点进行推导，治水神话中的一些所谓“变形”情节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原始思维既然可以认为一个事物在同一时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如神的无处不在），既是一种形象又是另一种形象（人与金钢鹦鹉的同一），自然也就可以把在他们看来没有区别的几个事物杂糅在一起，这样，人面蛇神的共工和相柳就形成了。

令逻辑思维感到困惑的是，以上观念是明显有悖于日常经验的。难道原始人不会在经验中吸取教训，进而对这些观念产生怀疑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始思维以集体表象为基础，而对矛盾漠不关心。集体表象，列维-布留尔这样定义：“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他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来得出理解。……它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22]这有些类似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一旦形成后就可以在人类群体中代代相传，经验对此根本没有办法。况且原始思维中充满了神秘性，“经验和信仰的矛盾根本不是问题，原始人总能够在有利于这个信仰的意义上来解释任何事件”。例如，杜·查鲁曾写道：“一个土人脖子上挂着铁项圈时，就认为自己是枪打不透的。如果护符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功效，这也丝毫不能动摇他对它的信仰。这个土人会想到是某个居心叵测的妙手巫师做了什么强有力的‘反符’，拿他作了这个‘反符’的牺牲。”[23]以上这些，大概可以说明治水神话中神异的情节为什么可以存在得这么久并在一些地方被人们深信不疑。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死后变形。鲧化为黄熊/黄龙/能，望帝化为杜鹃，都使现代人感到困惑：他们死后的化身分明也是活物，这算是真正的死亡吗？这要从原始人的死亡观说起。

在逻辑思维看来，死亡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由于衰老、疾病或意外，人的身体机能停止运作，生命也随之逝去。但原始人不这样看。原始思维下的一切事物都是神秘的，死亡也不例外。原始人把生命看作是肉体和其中的神秘属性的结合，死亡只是肉体的死去，而一些神秘的属性还可以继续存在。如艾利斯（A.B.Ellis）少校在调查西非沿岸时发现，那里的土人有两个类似灵魂的观念：克拉（Kra）和斯拉曼（Srahman），其中“克拉是在人出生以前，大概作为一大串人的克拉而存在着的，人死后它仍将继续自己独立的存在，它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生儿或动物的身体，或者将作为西萨（Sisa）或者没有地址的克拉而徘徊于宇宙间。”[24]欧洲的巴斯克人中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巴斯克猎人自称被熊所杀，熊的灵魂进入了猎人体内，熊的肉体死亡了，猎人则变成了那熊。[25]在这里，人是作为动物复活了。死亡意味着一个形态的结束，但同时也是另一个形态的开始。鲧和望帝的化生，不知是否与这种信仰有共通之处？

有趣的是，在许多地方，人们都有把灵魂看成小鸟的观念。在爪哇，小孩第一次被放在地上的时候总是被放在鸡棚里，妈妈做出咯咯的声音，好像老母鸡招呼小鸡那样，以防灵魂走失。在婆罗洲一个名叫新当的地区，如果有人从屋上或树上摔下，被抬回家中，其妻子或其她女性亲属便尽快到出事地点去，一面撒下稻谷，一面口中念念有词：“咯！咯！咯！魂呀！某某人已经回到家里了。咯！咯！咯！魂呀！”接着把撒出的稻子收回篮子里，带到伤者面前，把稻谷撒在他头上，重复原来说的那些话，以此诱回在外面徘徊游荡的灵魂重返本人体内。[26]中国神话中，不仅有望帝化杜鹃，还有女娃死后化为精卫鸟的故事，大概也和这种观念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