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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评介 [打印本页]

作者: 杨树喆 时间: 2009-8-11 10:55 标题: 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评介

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

该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240千字，2009年获广西第十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奖。
该书旨在运用民俗学、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至今仍主要存活于桂中壮族聚居区的一种民间宗教样式——师公教进行考察与探究。全书本由绪论、师公论、仪式论、信仰论、余论等五个部分组成。
该书的主要学术观点：（一）壮族民间的“师公”一称，是壮语Sae的音意结合译词，原意是“能说会道的人”和“聪明的人”，与古代中原的“立尸”无关。师公的主要职能是为民众祈求福祉、消灾免祸，其通神手段有“软”和“硬”两种，其中献牲祭祀、搬演歌舞媚神以与鬼神和解属于师公的软功夫，和解不成则要动用法术以与鬼神较量则是师公的硬功夫。师公是具有祭司性质的宗教职能者，有其独特的传承原则、传承方式以及师公技艺的传习模式和方法，并构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传承体系。（二）壮族民间师公教的仪式活动，可分为戒度法事和筵头法事两大仪式类型。前者本质上是一种受戒度者从世俗团体成员向宗教团体成员转化时所进行的一种通过礼仪活动，不仅具有分离、过渡和聚合三个阶段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阈限性象征意义。后者是师公为民众祈求福祉、消灾免祸的仪式活动，按其规模大小，可分为小筵头法事和大筵头法事；而从举行的时间规律看，又可分为偶发性危机法事和周期性岁时法事。师公在仪式活动中使用服饰、面具、神画像及各种法具，则使得法事仪式的意义更加丰富和完善，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行为体系。（三）壮族民间师公教的基本信条和基本教义蕴涵在其庞杂的唱本和科书当中，其内容主要包括善恶因果报应说、天庭地府与仙境说、人生皆苦易罪说、重孝说、多神崇拜与万物为鬼神主宰说五个方面。壮族民间师公教是一种多神教，其神灵体系是一个以唐、葛、周为主神，由衙师、衙帅、衙圣、衙殿、衙雷、衙吏、衙仙等结构序列组成的庞杂系统，这些神祇主要来源于道教神、佛教神、土俗神以及其他属于万物有灵观念之产物的神祇。其中主神唐、葛、周三将真军源自于道教，但他们的主神身份和地位则是文化影响和文化重构的产物；花婆圣母和莫一大王是壮族民间师公教最重要的土俗神祇，前者是壮族先民“花”为人魂观念的历史积淀，后者是一个蕴涵着壮民族文化心理特质的“原型”。（四）壮族民间师公教是一种渊源于壮族先民的“越巫”（亦即Sae）信仰的民间宗教样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整合了中原古巫傩、道教、佛教等外来宗教的文化因素以及儒家思想的孝道观念来改造和充实自己，从而使它逐渐从自发宗教形态向人为宗教形态的方向发展，因之，从总体上看，壮族壮族民间师公教具有浓重的原始性、入世性、此岸性和开放性等特点。
该书出版前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选题有开拓性。……提供的有关壮族民间师公教的民族志资料是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尤其有关戒度、架桥的田野个案材料更是弥足珍贵……”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梁庭望教授认为：“……信仰篇最有价值，特别是对唱本的研究，在分析介绍了代表性的唱本内容之后，将师公教基本信条和教义归纳为善恶因果报应说、天庭地府与仙境说、人生皆苦易罪说、重孝说、多神崇拜与万物为鬼神主宰说等，较好地揭示了师公教的思想体系及其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马西沙研究员认为：“……选题新颖，后续研究空间很大。……论著从师公教外部组织系统功能的描述，进入宗教仪式化功能的描述，再进入宗教基本观念即教义信条、神灵体系的描述，由表及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构架。”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刘铁梁教授认为：“……就系统性而言，这是具有填补空白和开拓意义的力作：（1）在全观点性的追求上，一方面将人的宗教角色、仪式行为和观念体系作为观察层次，一方面从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上给予理解，达到了一定的成功，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2）能对某些已有研究中的简单判断、推论和不甚严格的概念界定，作出正确的分析、批评和细心的厘正，如关于师公教性质、仪式功能的分析，有充分的说服力。（3）有比较宗教学的视野，特别是根据道教在壮族民间生活中表现，对师公教与道教的联系与区别作了清楚的说明，从而对师公教的特征能得出明确的认识。（4）在方法上，重点利用民俗志描写研究的优势特长，加强了实证性和人文色彩。在叙述框架方面采用一般公认的宗教文化要素观点，显得朴素而又层次清晰。文中包含许多详实的个案事例，大都来自亲身的实地调查，而且由于交代的自然井序，使人读来又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凡牵涉到历史上文化接触的问题，大多能够恰当地利用有关文献和他人的调查资料，使得论著在材料的把握上相当厚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公瑾教授认为：“是有一定理论高度，是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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