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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深切缅怀中国宗教学体系开创者任继愈先生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7-24 23:43 标题: 深切缅怀中国宗教学体系开创者任继愈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座谈会
深切缅怀中国宗教学体系开创者任继愈先生

2009年07月21日09:30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李德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日前在京组织召开深切缅怀中国宗教学体系开创者任继愈先生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中心主任张新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吴云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中国社科院荣誉学术委员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部主任李富华等各界学者出席座谈会。与会人员中有任继愈先生生前的同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老一辈专家学者钟肇鹏、秦惠彬、金宜久等人，有任先生生前的学生李申、李民友、潘桂明等人，还有专程从外地赶来悼念的各界学者。

　　在座谈会中，与会学者首先起立为任继愈先生的去世默哀一分钟，随后回顾了与任继愈先生交往点点滴滴，表达了对任继愈先生的缅怀之情，并高度赞扬了任继愈先生在学术研究与社会影响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在讲话中认为，任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和教育家，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发展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他说，任老是1959年毛泽东找他谈话，要求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老接受了这个重担。1964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世界宗教的研究机构。1978年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成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老从担任世界宗教所所长，至1987年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并兼任世界宗教所名誉所长。前后一共4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发展离不开任老。任老是世宗所的奠基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始人。所以今天在这里召开追思会更有深刻的意义。

　　他强调，任老经历可以从四个方面高度概括：第一，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任老曾在北大获硕士学位，后在北大执教。我曾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任老的书是我们北大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史》。我作为学生，这本书至少读了六遍，所以我的中国哲学史的入门是靠任老。任老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走向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梳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道路。我记得任老有一句话：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问题的学问是假学问。第二，任老奠定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唯物主义观点。任老说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科学，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地否定。我觉得这是他研究世界宗教，建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最核心的理念。任老虽然是宗教学者，但是他不信教，他提倡无神论。1956年任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生和我党的理论事业、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开创道路密不可分。

　　第三，任老是著名的图书馆学者。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期间，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古籍整理、孤本、善本的开发和利用上作出了开拓性的学术研究。第四，任老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受学者和年轻人拥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家。任老在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历史学、图书馆学等领域都有非常高的造诣。他的为人、他的学问、他的书都对我们后辈起到非常深的教育作用。

　　他最后表示，我虽然没有受到任老的直接指导，但是他的书至今还影响着我。今天我参加任先生的追思会，希望世宗所按照任老的观点、任老做学问的宗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继续推进世界宗教研究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导师、佛教研究室前主任杨曾文在座谈会上称，任先生提出“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受到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学者；任先生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古稀之年仍抓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开拓了宗教研究所在宗教学研究中对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任先生不图名利，不重钱财，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着很好的民族传统。他的遗产应该好好的继承。

　　师从任继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儒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片学术委员，2002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的李申，在发言中几度哽咽，他认为任先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生涯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过去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先生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到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任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先生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提出研究所工作的八字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各个方面的骨干。

　　在座谈中，李申还对任先生的一生进行了总结：“先生为学严谨，为人高尚。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使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乱讲。他把君子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他认为无论为学还是为人，任继愈先生都是一代宗师，是那些真正愿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努力工作的学者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座谈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主持。

　　他说，著名学者、我的恩师任继愈先生与世长辞，心中感到悲痛万分、哀伤无限。任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甚至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回想自己步入宗教学研究三十多年的历程，任先生的引领提携、面命耳提、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凝成了永恒的记忆。1972年，我因有人退学而得以补空进入“大学”，成了一名比同班同学们晚入校好几个月的、名不符实的“工农兵大学生”。由于获得了“迟来的幸运”，我努力地赶、拚命地补，结果成了学校“白专”嫌疑。在各种警告和暗示下，我不敢再专攻当时自己学习的英语专科，但挡不住的求知饥渴和欲望使我转而广泛涉猎马恩列斯著作和文史哲知识。这样，我首次接触到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1973），并知道了任先生领导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样一个具有“神秘意义”的单位。我“大学”毕业后的留校成为了“留乡”，在农村经历了三年半无法读书的时光后于1977年底回到学校，并被送到省会高校进修。进修期间目睹了人们“文革”后第一次参加高考那激动人心的场景，失去“高考”资格的我也再次充满学习“深造”的渴望。1978年考研究生的消息传来，让我无比兴奋，在同学的鼓励下我克服重重困难报考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并于1978年夏第一次走出家乡、走出湖南来到了北京参加复试，非常高兴地见到了任先生。当成为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后，我亦成为被称为“黄埔一期”的这届研究生在世界宗教研究系中最年轻的一名学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我虽然不属任先生直接指导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和道教研究专业，却仍有机会参加先生教授的古汉语课、中国哲学史课、以及宗教研究的方法论等课程。这样，我认真阅读了任先生所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及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知道了任先生在1963年就得到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并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于1964年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故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诞生，由此使中国宗教学由个人、零散的研究进入到集体、系统、或建制性研究创立和发展的时代。而且，在任先生著作后记中所引用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的三句话，也成为我们所认识的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研究的“三把钥匙”。此外，我们还系统学习了任先生主持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世界宗教的信心。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中最为年轻的学生，我受到了任先生等研究所导师们的特别关心和培养，毕业后不仅被留所工作，不久还被派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研究领域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大陆留学生。任先生在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中提出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针。为此任先生不仅派我们年轻学者出国深造，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现人才、吸纳学术骨干力量，并从国外引入了像徐梵澄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来所工作。在学术资料建设上，任先生主编了当代中国第一部《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和影响广远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典籍，对中国宗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他在讲话中指出，宗教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为此，任先生强调比较研究方法和知识面的广博，鼓励我们有更多的拓展、更扎实的根基。在这一方面，任先生身体力行，不仅主持了《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推出了多卷本成果，而且还创办《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等学术期刊，主编宗教学大型工具书《宗教大辞典》。在学术资料整理及研究的更大视域中，任先生进而主持了《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二十四史》重新校订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任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研究，当之无愧为当代百科全书般的学术大师。为了中国宗教学科的系统发展，任先生于1979年在昆明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今年是中国宗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其成长壮大，离不开任先生的特别关心和大力推动。在学术研究上，任先生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独到的思想见解。他提出的“儒教是教”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当代中国学界巨大反响，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宗教性”的研究。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奠定了中国宗教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整整影响了中国当今一代学人。而任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更是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提供了基本研究视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之后，任先生仍继续关注、支持宗教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不仅作为我们所名誉所长一如既往地关心我所学科建设和全国宗教学的发展，而且还继续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并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他说任先生谦虚谨慎、生活简朴，对己极为低调，对年轻学者则全力帮助和提携。任先生饮水的一个玻璃水杯一用就是数十年，我们前不久去医院探访时发现任先生还在使用这一水杯。2006年是任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纪念，但他坚决反对搞任何祝寿或纪念活动，在这一年我所与国际儒联一起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也只能是间接地表达了对任先生的敬意。而在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上，任先生则不遗余力、积极推荐、大胆任用。在编辑《宗教大辞典》时，任先生鼓励我和另一年轻学者一起参加撰写“绪论”，并在先生名字旁署上了我们的名字。在这十多年来，任先生一直鼓励我努力做好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工作，并推荐我接替先生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召集人。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任先生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建议和帮助。2008年春节，我去拜访任先生时发现先生仍在节日中从事研究写作，先生对我说还想笔耕五年，完成其宏大的学术工程。今年春节我再探望任先生时，已在病中的先生仍念念不忘自己手头的研究计划和工作。任先生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和人生境界，让我们这些学界晚辈感到震撼、受到激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将任先生开创的中国宗教学体系建设这一伟业继续往前推进，我们坚信这位学术巨人会引领出当今中国宗教学界的群英、完成春华秋实之连接和继承，从而迎来中国宗教学独立发展、体制创新、硕果累累的时代。

　　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杜继文，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孔子研究会理事钟肇鹏，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明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吴云贵，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秦惠彬，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副主编李富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道教及民间宗教研究韩秉方，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工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阿拉伯哲学伊斯兰教研究的金宜久，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崔正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雅彬，师从任继愈、现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潘桂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于本源，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哲学编译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南亚研究所副所长，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国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玄奘研究中心主任，印度龙树大学荣誉教授，山东大学、杭州大学兼职教授黄心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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