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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冯效刚]新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1949-1999)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7-20 11:33 标题: [冯效刚]新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1949-1999)

　　
　　[摘要] 新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曲折发展道路。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新中国的音乐学经历了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方法单调而陈旧，主要依据的是毛泽东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本著作，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主要的指导方法是一元方法，这样一来，难免陷入简单、教条主义，成为左倾政治的附庸，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可并归于一类。第三阶段在方法论热的影响下，新方法、新视角不断涌现，从一元向多元变化。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得到迅速的拓展。

　　[关键词]新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

   (刊于《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1)
　　

　　建国以来，我国音乐界十分注意音乐理论的研究。五十年代起就出版了专门音乐理论研究刊物。1953年，在北京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所，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学系，成立了：“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等教研室，开设了“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等课程。同时，公开提出音乐研究为“民族音乐创作服务”的口号。当时的音乐学研究包括：西方音乐史、西方作曲技术理论、中国古代音乐、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以及使用民间音乐的形式创作的音乐研究等。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独立，改为中国音乐研究所，后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人文学科的理论研究追求自我独立价值，国外各种现代思潮的传入，促进了我国音乐学学科的飞速发展。全国所有的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甚至综合大学里都先后设立了音乐学系，音乐学研究生班，成立了单科（如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等）的音乐学学会，音乐学及其分支（如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等）开始被音乐界及社会人士注意起来了。

　　研究方法是人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立，是否成熟的基本标识之一。音乐学是针对古今中外的人类的一切音乐成果、音乐行为和音乐现象，去探寻音乐艺术含义和价值的活动，是对人类音乐成果的第二次创造。而这种探索在实践中总是通过一定方法和进程体现的。方法是一个理论体系的灵魂。方法无效，再美丽的构想，再严肃的目的，只能权作画饼。因此，方法的探究，无疑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音乐学这门学科诞生以来，研究方法一直是音乐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而漫长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许多符合音乐发展规律、符合音乐学不同学科思维方式的有效研究方法。方法不仅仅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贯穿于整个理论研究过程中的总的思路和原则。

　　今天的中国音乐学作为一门有明确目标、有严谨理论体系且能充分展示其多种学术价值的人文科学，除了有一支庞大的学者队伍和大量具体的研究成果外，充分重视学科本身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建设，构成了中国音乐学学科的自身品格。中国音乐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提倡多维度的思维，根据具体研究学科门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强调学科之间的渗透与融合。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及研究的不断深入，音乐学的研究也更加体现出跨学科性、边缘性和交叉性，单纯独立的音乐学研究已成为过去。立体性的音乐学研究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代，众多中国音乐学者关注音乐学方法论的探索，各学科均涌现出一批研究方法论的专著，这表明，面对音乐学研究极为迅速而蓬勃发展的现状，中国音乐学界和音乐学人对音乐学研究方法的高度自觉。
　　

　　一、中国音乐学发展进程中的研究方法探索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音乐学学科迅速发展，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音乐学系。这表明中国的音乐理论学者开始走向职业化的研究道路，音乐学研究专门化的发展使音乐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迅速引申和扩展，独立的科研性音乐理论学科的学术目标渐趋明朗，音乐学研究方法在这一总趋势的影响下逐步走向成熟。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在音乐学领域，为音乐创作服务是国家和民族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音乐学家的一种时代性选择。因此在建国初期，为音乐创作服务成为音乐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以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马可为代表的、具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传统的一批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的学术研究是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同时，一种不依附于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艺术理论的独立性音乐形态研究，以及全面、系统分析和理论总结性的音乐理论研究，在音乐学领域发展起来，各音乐学分支学科及其研究方法逐渐走向成熟。

　　1、为新音乐创作服务的音乐学研究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音协之号召音乐家接近工农兵，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音乐学领域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制定的文艺路线，努力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过程中，在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同时，深入工兵群众，深入火热生活第一线，真诚的、勤奋的和不遗余力的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广大音乐学者在吕骥提出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在建国初十余年的音乐实践中，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和丰硕的收获。

　　马可(1918一1976)是我国新音乐创作领域颇有成就的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歌曲《南泥湾》(1943)、秧歌剧《夫妻识字》(1944)、歌剧《白毛女》(合作，1945)、管弦乐《陕北组曲》(1949)等至今在听众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马可同时也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民族音乐学者，他早在40年代就学习和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并及时将其研究心得融入他的音乐创作中。他的代表作品都是在其民间音乐研究学术思想影响或指导下产生的。建国后，马可对中国戏曲音乐理论和形态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歌剧理论。他在《中国民间音乐讲话》1中阐述了他的民族音乐研究理念，特别是其中提出的“为着科学的——如人种学、语言学、历史和音乐史等——研究工作”，本身即显示出他已对科研性质和具有独立学科特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已有对象上的确认。此外，马可关于“中国民间歌曲分类”的研究选题，提出“是否考虑按照不同的目的，作各种不同的、有意识地突出介绍某类材料的分类法”的见解，以及他倡导的“从戏曲基础上发展新歌剧”的学术思想观念贯穿着“基于传统、力求出新”的进化论思想。由于马可最终未曾将其研究目的和对象、扩展至他曾经提到过的科研性质的学术领域，因此总体来说马可仍是一位立足于音乐创作去从事“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创作型”民族音乐理论家。

　　2、由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领域起步的科研型学术思想的勃兴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部建立，其后改建成民族音乐研究所，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设置的第一个以音乐学研究为主要对象、以完成科研课题为基本目的和任务的专门化音乐研究机构，李元庆、杨荫浏等学术带头人规划和建立起规范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和方法的科研方法，产生了一批最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李元庆、杨荫浏等人属于当代中国音乐学的领军人物，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逐渐勃兴起来。

　　李元庆(1914－1979)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建立的筹划人之一，科研型音乐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在195O年写成的长篇学术论文《管子研究》1，用14个章节取历史的、结构的、奏法的、乐学的、形态的、改革的多种视角对河北民间乐种“吹歌”的主奏乐器管子进行了全位性研究和认识，此已显示比较完整的“乐器志”、“乐器学”学科特色及研究思路；在中国传统器乐价值论上，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使其所持音乐观念更具浓重的民族音乐本位文化的科研特色。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他以戏曲音乐“基本曲调存在的历史原因和价值”为论题，从演出及生存环境条件、剧种音乐构成基础、音乐多样性和统一性、旧曲新创新唱等四个方面，宣扬了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所应当树立的科学历史观和价值观，他对戏曲音乐改革与创新的认识，而更接近于从主位出发的科研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思路；对于中国传统乐谱(工尺谱)及“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特征和价值问题，李元庆提出的“古人记谱疏略，不如现代乐谱那么精确，‘细腻小腔，纤巧唱头’是不记出来的。初学者如无人传授，径自按语演唱，自然不能得其神髓。”2的思想，表现出—种从更深层面来揭示和肯定传统音乐传承方式自身所具特色和艺术价值的科学研究理念。

　　杨荫浏(1899－1984)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另一位奠基音、学术带头人，他是一位音乐史学家和民族音乐理论家。他在4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篇论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就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民族音乐(国乐)理论研究方法的真知灼见。杨荫浏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论及了“国乐(民族音乐)的基础”第一位是实践的学术研究思路、观点和方法。其实，这与今天民族音乐学强调的时空观(即“历时性”和“共时性”)理念是相通的。“这个‘基础’的‘实践’，其内涵也与当今民族音乐学倡导进入‘主位’用‘自观法’(emic)去观察和研究民族音乐之理论和方法也是一致的。3”杨荫浏不仅高度重视民族音乐实地调查的方法，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他把深入民间音乐生活进行民族音乐的实地考察、搜集相关资料，看作是通向“国乐基础”的一个不可跨越的学术区域。在50年代初，他就亲自参与了抢救无锡民间音乐家阿炳名曲《二泉映月》工作，在50年代中期，他又参与湖南全省多民族音乐类型的大地域民间音乐普遍调查，著有《湖南音乐采访队的普通调查工作》4一文，对民族音乐实地调查理论及方法进行了分析论述，将民族音乐的实地调查从目的任务、内容形式上分为“重点调查”和“普遍调查”两种类型：

　　重点调查和普遍调查，所采取的方法不同，所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两者各自有着它的重要性。重点调查，是对一种音乐的细致的调查，便于进行具体的介绍，深入的专题研究。普遍调查，则是在一个较广的地域范围内，对所有的音乐种类，进行概括性轮廓式的了解；工作要求全面……，它的结果，是提供全面的资料，具体的线索”；“若是与开采矿业的生产事业来相比的话，则音乐的‘普遍调查’工作，是相当于矿业方面的勘探工作：音乐的‘重点调查’工作，是相当于矿业方面开采的准备工作。

　　这种针对民族音乐实地调查本身理论及方法论的科研性阐述，实际上是近现代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田野作业(Anehropoiogical Field Work)理论在中国民族音乐实地调查中的推衍和方法论提倡。因此可以说，杨荫浏是中国音乐学界较早结合具体实践对实地调查理论进行方法论分析和研究的学者之一。

　　此外，在1956年至1964年间，还有一些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者进行了大量为音乐学研究服务的音乐学研究方法实践。如，方暨申在侗族地区采用的“住居体验法”调查并发表的论文《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贵州文联侗歌调查组1957年组织的对南侗地区侗族音乐的调查以及1958年出版的《侗族大歌》，于会泳的《单弦牌子曲分析》，夏野的《戏曲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民族音乐概论》等著述，都是采用这类音乐学研究方法产生的成果。从以上所述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者的实践和著述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领域已经脱离了主要为音乐创作服务的研究倾向，从学术上着力于科研性质的民族音乐理论基础建设，研究目的和任务从主要为音乐创作服务的单向性“曲理”认识向主要为音乐科研服务的多向性“乐理”认识方向的转移。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促使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率先从民族音乐学领域勃兴起来，并且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研究规范。这一科学方法论和研究规范使得中国民族音乐学虽然在70年代中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挫折，仍充满活力地在80年代产生出多元化的学科研究方法。

　　3、历史唯物主义音乐学研究方法的曲折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的音乐史研究方法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发展道路。50年代对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是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上进行的。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在音乐学界出现了一系列的音乐理论的批判活动，主要是1955年对贺绿汀音乐思想的批判运动。

　　贺绿汀发表了《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2一文，提出音乐理论家应掌握音乐艺术的基本特性，认真学习和研究各种音乐技术，按照音乐艺术自身的规律从事音乐理论研究。这是继萧友梅之后又一次公开提出音乐学研究要注重音乐技术分析的音乐学方法论，这一音乐学方法论观念与吕骥提出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法互为补充，理应促进中国现代音乐学方法论早日形成。然而，这一正确的音乐学研究观念却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围绕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人民音乐》发表专题社论，号召“对音乐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展开彻底的批判”，该刊连续发表20余篇文章，形成一场对贺绿汀的长达一年多的批判。这场批判，最初还只在艺术、学术和思想斗争范围内进行，后来逐渐与所谓“胡风问题”相联系，发展成为政治批判。后来，还是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吕骥、贺绿汀分别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场运动才算结束。表面上看，“吕、贺之争”是“吕、贺”二人的个人恩怨和个人“团结”问题，实质上，这是代表了新中国的音乐和音乐学应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两种观点，既是新中国音乐发展的两条道路之争，也是新中国的音乐学理论研究方法之争。对贺绿汀的批判所牵涉的问题较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批评他对每一阶段音乐运动的实际情况做了歪曲的解释。在今天看来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坚持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理念，提出了当时音乐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忽视音乐本体分析的倾向，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一切以“阶级划线”的“左”的错误思潮。但是，贺绿汀的正确观念和音乐学研究方法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致使新中国音乐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偏离了正确轨道。加上随之而来的“两个批示”和“三化”实际上使音乐学研究更加严重地偏离了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轨道，将新中国音乐学事业从指导方针上引入越来越“左”的方向。

      二、新时期音乐学研究方法的拓展

      中国音乐学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后，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有着十分细致的学科分类，形成了广泛的子学科，目前，世界上可能很少的国家有我们这样庞大的音乐学研究群体。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百花齐放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十年的精神饥渴之后，面对70年代末大量涌入的西方各种现代思潮，首先是“生吞活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热”。80年以后文化热趋于平稳，人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方法论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时的中国音乐学各个学科都产生了一批探讨方法论的文章，同时也涌现出一批采取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论成果。

      1、从民族音乐学领域兴起的方法论热

      新时期的到来，使中国音乐学迈上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轨道，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日渐成熟和迅速拓展。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在今天已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同时，一些子学科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几年里，在研究方法、教学及学生对音乐学的学习方面均有突出的表现。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从欧洲传入我国，它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与我国过去对自身传统音乐的研究虽不无相似之处，但从其产生的背景、探讨问题的目的和角度看，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与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确有许多不同，于是，在民族音乐学率先展开了有关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在这一领域值得提出的主要论著有：高厚永发表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1，该文作为我国最初提倡民族音乐学的一篇重要文章，相当详尽地总结了自王光祁以来直1980年我国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面的曲折历程，并对这一领域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热切的展望；接着，董维松、沈洽、杜亚雄2等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萧梅、韩锺恩的论著5，王耀华、殷遐、涂尘野、杜亚雄、范晓峰、萧梅、董维松、沈洽、汤亚汀、洛秦6，张华信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9，杨沫的《中国音乐形态理论建设与汉族中心论》10，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11，郑苏的《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与目的》12等以及《中国音乐学》举办的“音乐学研究现状笔谈”9等，均分别从各自的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提出了学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推进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杨沐就撰文《民歌资料的采录应当注意全面性与真实性》13，就当时民歌资料采录中“常常可发现缺乏全面性与真实性的现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此文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却展现了我国音乐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和对实证性研究的自觉。其后，苗晶的《谈谈学习研究民歌的一些方法》14、樊祖荫的《多声部民歌的采录、记谱与分类方法》15、沈洽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导论》16、黄翔鹏的《关于民族音乐学及其他》17、冯光钰的《集成编辑学的方法研究》18、刘正维的《戏曲声腔分类新论》19、董维松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及分类方法》20、栾桂娟的《关于曲艺术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1、伍国栋的《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的综合研究》2等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证性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沈洽、黄翔鹏、冯光钰、杜亚雄、李汉杰、伍国栋等学者从不同方面的论述，大大充实了这一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领域的内涵。

      沈洽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在数十年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实践中，他对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十分关注，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导论》3中，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领域的力作。首先，沈洽对学科方法论在学科理论框架中的地位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建立学科方法论，即从方法学角度总结出这一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系统。这是我们从实际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民族音乐志）中提炼种种理论成果和开发学术新价值的‘工具’，也是整个学科理论框架的核心。”他特别强调了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是“发展具体研究成果，把研究不断推向纵深的”、“促成学科发展和飞跃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这一将“方法”定位在“工具”上的科学理论总结，既体现了我国音乐学研究历来注重实践、注重实地考查、搜集、整理的严谨的学风，又强调了“方法”在“提炼种种理论成果和开发学术新价值”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其次，沈洽提出了“学科研究方法的环链”概念。他把民族音乐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归纳成“由音乐描写法、整体研究法和宏观比较法等三大类方法组成”的一套结构模型，强调“音乐描写法是……基础，整体研究法是……核心，……宏观比较法就是……完成”。

      沈洽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广义系统论思想，他把目前国内外诸家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践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这是继吕骥之后中国音乐学方法论研究领域的又一大成果，它表明我国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独具特色的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已经成熟。

      黄翔鹏在《关于民族音乐学及其他》4一文中，提出了他的音乐学研究理念。他认为：基本理论、历史理论、应用理论在研究中都有它的存在价值，都有它的研究目的，都有它自己本身特有的研究方法，虽然都有存在价值，但是也有区别。黄翔鹏提出了音乐学研究中应注意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西共同的基本原理和民族特有的艺术规律问题。他认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但是，音乐的基本原理是不能代替民族的规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民族传统？我们怎么在我们的基础上来创造我们的艺术？第二个问题，一般规律跟特殊规律问题。基本理论、历史理论和应用理论，就它们之间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是不可替代的，不能笼统的把这几个范畴混为一谈。第三个问题是技术形式的一般概括问题。提出：技术形式的一般概括到最后只剩下了自然规律，最后哪些东西成为稳定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黄翔鹏阐释了他对音乐学是由“基本理论、历史理论、应用理论”三大部分构成的学科建构理念，并对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基本的定位，同时提出了音乐学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基础问题。虽然，黄翔鹏并没有展开他的思想，但他鞭辟入里的观点对音乐学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撰，是20世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发起组织的一项音乐基础建设工作，对继承和发扬祖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秀遗产，发展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新文化，具有积极作用。这项工作不仅抢救和保护了我国璀灿宏丰的文化遗产，而且促进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为了建立我国民族音乐自己的科学的收集、整理和编辑方法，冯光钰、樊祖荫、李汉杰等民族音乐学者把集成编辑学方法论作为一门学问来探讨，形成了我国编辑学方法论研究的成果。

      冯光钰在《集成编辑学的方法论及知识结构——对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的一些看法》1一文中将集成编辑分为：采录学、记谱学、分类学、释文学、图录学等五项内容，并一一加以阐释。冯光钰把集成编辑上升到“集成编辑学”的高度，并把它看作是编辑学的一个分支来加以认识，对“建立我国民族音乐自己的科学的收集、整理和编辑方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把集成编辑方法作为一门学问上升到“方法论”来探讨，以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的规律和方法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更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当代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内涵。

      此外，杜亚雄在《采风和采风者的品德》2一文中提出：“树立‘文化相对论’的价值观，尊重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遗产。”和“做到‘实事求是’，忠实地记录文化背景和民间音乐作品、防止主观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不要对民间音乐资料擅加改动”等两个问题，从民族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实证性音乐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充实。特别是对民间音乐作品记录中记谱、音高、节奏节拍等方面“实录”的论述颇有意义；李汉杰在《试论音乐志的性质、特征和体例》3一文中，从“音乐志的性质与特征”、“音乐志与某些邻近学科的关系”、“音乐志的体例”三个方面对音乐志的撰修进行了论述。这是作者在参与《白族音乐志》撰修工作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总结，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我国实证性音乐学研究方法的特色；周青青在《靠科学态度宏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谈民族音乐学者的素质》4、《音乐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5中提出：如果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每种理论体系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西方人喜欢否定之否定，中国人则喜欢兼容；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原则，理论不可取代；栾桂娟在《关于曲艺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6中提出了综合研究方法、逆向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方法交叉等我国曲艺音乐研究的方法；苏克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几个逻辑问题》7和《判断、推理与论证——再谈民族音乐研究中的逻辑问题》8两文中，就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概念、定义、分类、判断、推理、论证等逻辑方面含混不清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牛龙菲在《“一般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整合”》9中提出：文化才是民族发展的真谛。还有，董维松《中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及分类方法》8、刘正维《戏曲声腔分类新论》10等一批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深入地探索。这些研究，无疑对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建设产生了极有意义的影响。

      2、中国音乐学方法论的成熟

      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世界本原及其存在方式规律认识的自觉运用。从客观上看，方法就是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规律性；从主观上看，方法是根据这些规律所形成的研究现象的基本途径。方法就其功能来说，指的是人们进行思维和行动的最一般准则或途径，是一种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在人类探索世界的认识中，方法是工具、是手段，是人接近、达到和改造世界的中介。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中介，方法论则是以世界观为基础形成的哲学方法观念。客观规律本身并不构成方法论，只有根据世界的本原及其存在方式的规律性所制定的那些用来进一步认识和改造现实、获得新成果的普遍准则才是方法论。

      史学是一门最古老的人文社会学科，历史学几乎是现有任何社会学科之母。在中国的音乐史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现状集中体现在对方法论的探索中。在采取各种研究方法产生的理论成果方面，罗传开《中国、日本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平行现象》1、周小燕《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2是比较方法的代表性研究；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改稿）》运用了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新中国音乐史》中大量借鉴和使用了音乐评论的方法；梁茂春《二十世纪中国五代作曲家》3采用了风格史的研究方法，从“五·四”时期、救亡时期、40年代、建国后－－文革前、八十年代五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五代作曲家进行了分析；戴鹏海《丁善德的音乐创作－－回忆与分析》4等运用了口传式的研究方法。

      80年代，“逆向考察”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方法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冯文慈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5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许多音乐学者的研究，如：陈烈的《纳西族<祭天古歌>和<楚词·九歌>艺术特色的比较》6、赵维平的《历史上的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7、童忠良、郑荣达《荆州民歌的三度重叠与纯律因素——兼论湖北民间音乐与曾侯乙编钟乐律比较》8、许健《相和歌与琴曲》9等都有意识地从这方面考虑问题、寻找材料。

      我国当代著名音乐学者，音乐理论家，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家于润洋先生曾结合我国当代音乐学各学科的研究现状，对我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进行了高瓯见瓴的阐述，对我国音乐学界当时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岌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于润洋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根基本来就不深的音乐理论界在一段时期中在这些问题面前感到某种困惑也许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不能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其次，如何对待“在近年来涌进我国的五花八门的西方艺术理论、音乐理论”的问题，于润洋认为，“各种新学说(有的并非是新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是渴望了多年而终于开始实现了的大好事。对长期以来禁锢、闭塞的中国音乐理论界来说，它无疑起到了活跃学术思想、开阔人们思路、激励探索精神的积极作用。”但是，切不可“在种种新鲜的东西面前，或饥不择食，抓住某些东西作为经典，陷入盲目性；或眼花缭乱，不知所以，感到迷惘。”1

      第三，音乐理论上的“贫乏、浅薄而又不自觉”，以及“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给音乐实践带来的消极、甚至严重的后果方面，于润洋列举了在音乐批评领域、西方音乐史学研究领域、音乐技术理论等领域中：“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而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等问题。

      面对上述这样的现实，于润洋认为，中国当代音乐学“无论是哲学方法论方面的困惑，或是在西方各种学说面前的迷惘，或是在现实音乐现象冲击下理论批评的无力，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原因恐怕正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贫乏和薄弱。”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于润洋提出：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踏踏实实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加强和提高我们的哲学思想能力和水平；认真研究和鉴别西方多种学说和理论，弄清它们赖以产生的各自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原因和背景；继承我们民族的理论遗产中那些最光辉的东西；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加强我们的理论建设，从更高的层次上关注和研究当今世界和我国的重要音乐现象。1

      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音乐理论家，于润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提出：今天我们仍然

      有必要认认真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19世纪以来与马克恩主义同时存在的有关理论也应尽量有所了解，其中也包括20世纪的理论成果，把其中最精华的东西吸收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来，开阔我们的理论视野……任何理论只有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才能做出鉴别和选择。……也要加强对历史的了解，建立正确的历史观。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而离开事物自身的发展过程是无从理解其本质的。历史是过去的实践，而今天的实践很快即变成历史。……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一个缺乏坚实的哲学、美学的理论根基又缺乏历史感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敏锐的有见地的批评家的。2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大柱石。以上论述展现了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思想观念，也是中国当代音乐学方法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它突出地体现中国当代音乐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于润洋的音乐学研究理念是汇聚了从萧友梅、王光祈到杨荫浏等我国近现代音乐学者的成功经验的“集大成”的科学观念，对以后的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大讨论，以及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成熟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音乐史学领域方法论研究的蔚然成风。1989年元月中旬，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史研究室和《中国音乐学》编辑部牵头，在北京举办了“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会”，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与音乐研究所的二十余位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与教学的中青年学者，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如：“新方法”与“旧方法”的关系问题，关于传统音乐考据方法问题，从实际出发、依据研究对象和任务而灵活运用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讨论中涉及方法和方法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提出了一系列诸如：以“三论”等新介绍的方法来划分方法的“新”与“旧”，是不很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并未过时，……我们和西方学者运用“三论”的意义和目的还有所不同。大家指出，“传统史学的许多具体方法在今天并未过时，尤其是围绕着史料的收集与分析的传统音韵、训诂、版本、校勘等学问，仍然是从事音乐史尤其是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方法来于实践，一定的具体方法来源于一定的具体实践，能否运用到新的研究实践过程，必须考虑到对象和条件的变化。普遍的方法，是许多具体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的，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也必须与具体对象相适应”1等有益于中国的音乐史研究的音乐学方法论观念。

      与此同时，在我国西方音乐史学领域，也展开了对西方音乐史学元理论的探索2。

      进入90年代，我国音乐学各学科领域对方法论的探索高热不下，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继续引入到实际的应用中。汪申申在《音乐学的方法论》3一文中，归纳了1990年音乐学各学科对新研究方法追求。在运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进行音乐研究的领域中，汪申申提到了彭志敏的《论音乐进程中“第一完全数”现象》4和《<纹饰>：一个独特的马尔可夫过程》5、刘健的《论西方音乐作品中调性结构与材料结构的同步性与异步性》6、陈士森的《集合程控理论及技法》7和李诗原的《乐音运动过程中的速度和能量》8等文章，认为，“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到处都行得通。但总不失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尝试。”在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进行音乐研究的领域中，汪申申提出：

      应该提请研究者注意的是，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研究音乐问题，要尽量避免使研究完全脱离音乐对象而成为非音乐学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运用这种方法并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统计数据的佐证，需要进行严密的定量分析，因而常常会受到非学术因素(如经济条件)的限制而难以顺利进行。

      周海宏在《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9和《退温中的自省》10中对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五个问题：（1）相关性分析：文化背景与音乐现象的联系一定要有必然性；（2）操作方法的科学性、规范化；（3）理论价值的评价标准，不能只看新；（4）科学理论若不能被证实，就必然被证伪，对于不可能被证明的完美课题还不如能被证伪的假设；（5）模糊不等于迷糊，中国现在非常需要提倡科学性。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中国音乐学学科研究应注意的最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强调了音乐美学研究中方法论的重要性。

      以上对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讨论的梳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为中国音乐学人提供了一条正确认识和研究音乐世界的有效途径。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进程后，在20世纪末，正是伴随着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成熟，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业已成熟。

　　3、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特点

　　通过前面对中国音乐学发展历程及其研究方法的概述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音乐学者在对音乐学的研究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深入而漫长的探索之后，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学方法论。

　　第一，以真实性的考证为主要追求的“田野考察”。

　　在我国当代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方法论领域，特别要提到的是1995年伍国栋先生发表的《实地调查的经验积累和科学意义及作用再认识》1一文，对中国当代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法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他从先秦的“采风”制度说起，谈到20世纪初北京大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等一批社会学者对实地调查及其方法论的贡献；并谈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实地调查基本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和西方文化人类学对中国民族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方法论的影响。

　　他在文中首先谈到：民族音乐学注重实证研究法是因为：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指向，确定了这一学科是一门注重深入实际音乐生活，并要求从中吸收和积累丰富现场资料的音乐理论科学。它与相关的诸社会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一样，在研究方法特别强调要进行实地调查，要通过实地调查去亲自获得尽可能翔实的科学研究资料。……只有建筑在坚实、科学的实地调查和丰富的现场音乐资料积累基础上的民族音乐学课题，在学术上才可有所发展、有所发现和有所突破。

　　在谈到西方文化人类学所采用的科学田野作业方法的影响时，作者说：

　　实地调查作为民族音乐学总体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和环节，……受文化人类学深刻影响而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传统。

　　此外，作者又论述了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内涵。他说，

　　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既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又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方法论。说它是方法。是指在实施某项实地调查计划时，它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作法、步骤和技术，因此它是民族音乐学作者收集音乐资料的工具，说它是方法论，是指任何一项实地调查的实施，又都具有认识、判断和分析音乐事象的理论基础。整个实地调查作法、步骤和技术的进行，都体现为一系列具有哲学思辨特点的认识过程。这就相应构成若干准则或标准，因此它又包含指导音乐资料收集的若干理论。只注意作法、步骤和枝术的进行而忽视指导作法、步骤和技术的理论准则，是不完全、不科学的难以真正大获成功的实地调查。……当代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新认识或者说科学认识实地调查的意义和作用，将它视为一种方法又视为一种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去展开具体工作，这样才能够在调查现场科学地取得真实而丰富的音乐资料，为步入案头梳理和系统研究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

　　最后，作者提出，

　　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现实发展趋势，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科学要求，使我们有必要站在更新的科学高度上去进一步强调实地调查工作在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并对它继续进行更为深化的科学阐述和系统研究，使当代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能够更加自觉、更加成熟地走向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音乐生活。

　　其后，伍国栋先生又发表了《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类型》1一文，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课题分为横向（包括微型音乐调查、地理区划音乐调查和民族区划音乐调查）和纵向（包括音乐志调查和音乐论题调查）两个类型，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当代音乐学实证研究法的内容。特别是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2这本著作，基本上是作者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实践经验的总结。像这样能在充分的实地调查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比较系统总结的民族音乐学专著，在我国这是第一部。

　　在近百年中国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音乐学者从萧友梅到杨荫浏，“实证”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在中国音乐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强调实证成为中国音乐学人奉行的原则。对此，田可文在1989年“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会”上说：

　　杨荫浏……注重实证，而不固守实证。这种历史观念，影响着以后许多人的研究。直到现在，人们的研究，依然是按照杨荫浏的路子走下去，……鉴于当今中国音乐史中的史料、证据并不充分，史的撰写也难能深入，因此，实证主义的做法也并不过时，并且还可说具有重大意义。3

　　冯文慈从另一侧面强调了奉行这一传统必要性：

　　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积累了浩繁的文献史料，而从学人队伍的普遍情况来看，驾御传统文献所需要的训诂、校勘等考据之学的功底则严重不足。文献史料有待整理，有待挖掘，有待开拓，我们不能只靠从先辈的成果中重复地进行摘句来过日子。只要中国古代文献一日在地球上存在，并承认它为研究中国音乐历史所必需，那么传统的考据等史学方法，不论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加以变革，总还是必须继承的。面对诠释文献的任务，其艰巨性对从事古史研究的学人自不必说，就是对近现代史学人理应承担的工作来说，也并不轻而易举。1

　　第二，强调音乐学研究的“交叉”、“共生”和“融和”。

　　在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强调“交叉”、“共生”和“融和”。譬如，沈洽提出：

　　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主要是从音乐学的某些领域（即原来的“民族音乐理论”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看到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界倡导音乐学的动势。所以，……最好在理论上有一视同仁的对待，在实践中积极争取与这些学科的合作，以利于两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

　　冯文慈强调：

　　从宏观上看，就纵向研究而言，我认为古史学者有必要尽量向近现代当代延伸，而近现代当代史学者有必要尽量向古代延伸。……横向研究而言，中国音乐史学向相关学科的靠拢，近年已有明显趋势。这不仅是由于受到当代文化潮流的影响，更是音乐史研究工作本身深化的必然结果。……在交叉学科中，关系十分密切，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民族音乐学。它的一些重大课题往往和音乐史学直接相关，如少数民族音乐现状（及历史），汉族音乐色彩区（及其历史成因），古老乐种的现状（及历史），诸邻国的音乐文化（及其和中国的交流史），等等。这一领域的某些学科，由于史料欠缺或不足，采取逆向研究的方法，假设的方法，可能机会要更多些。2

　　赵宋光则强调：

　　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文化人类学正在替音乐史学者做大量的补遗工作。……在细密划分形成许多小分支的同时，不应忽视互相参照、互相吸纳，使得各个小分支的独特贡献能及时丰富音乐史大分支的学术内涵，持续提高其学术品位。3

　　郑祖襄也提出：

　　二十世纪后，人类学、民族学……对考古文物的分析、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跨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民族音乐学研究历史音乐的方法和经验使古代音乐的研究开阔了眼界，揭开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音乐中考寻它们的演变踪迹，较之以前依靠文献、文物的研究，这方面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去做。这样的研究将弥补文献和文物的不足，使古代音乐的史实丰富起来。4

　　由此可见，认识要达到为实践服务的目的，就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其方法论的职能。其实也正是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认识转化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武器一一方法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方论法；没有方法论，认识就不能走向社会生活和实践。因此，实践是认识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

　　第三，辩证法已成为许多中国音乐学人自觉的方法论追求。

　　在中国当代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中，辩证法已成为许多中国音乐学人的自觉追求。譬如，冯洁轩提出：

　　辩证法并不是过时了，而是被扭歪了脸，需要还其本来面目，并在实践中运用、发展。但近来我们对辩证法的理论探讨却有停滞现象，这可以说是整个哲学、史学理论方面都存在而有待解决的问题，不独音乐史学为然。4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方法论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冯洁轩说：

　　任何合于科学的方法论，都是实事求是的，依据的必须是“实事”，以“实事”为其前提。音乐史学所涉及的边缘学科很多，都有一个“实事”问题，起码要“实事”正确无误，才能“求”出“是”来。1

　　赵宋光也强调：

　　在欧洲的学术传统观念里，直至上世纪后半叶，技法理论还不归属音乐学学科范围，他们所指称的“音乐理论”是列于“音乐科学”之外的。这种学术传统导致两种恶果：技法研究停留在技艺层面而不能上升到人文审美高度，音乐学的思辨研究则因回避具体形态剖析的参照而滑入玄想。这一教训，是今天中国的音乐学家应当引以为戒的。2

　　人们也正是以这种哲学方法为指导，遵循它的一系列原则，按照它所指明的正确方向，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

　　强调系统方法，也是中国当代音乐学人自觉地将这一观念贯穿在其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譬如，郑锦扬认为：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整体功能大于类属的个体之和。作为理论系统的音乐史学方法论的结构与功能原理同样也是如此。音乐史学方法论对音乐史学的作用是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代替不了的。它既对音乐史学有指导作用，又是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的工具、桥梁、阶梯。史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如音乐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它作为艺术史学方法论的一个分支与科技史学方法论的异同等。倘若音乐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建设要更深一些的话，这些问题是有必要搞清楚的。……由于史学方法论（尤其是特殊的史学方法一一音乐史学方法）对史学的应用功能，它对于史学的意义比一般哲学方法论对史学更重大、直接，更能推动史学的发展。3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音乐学人已经认识到：人类的音乐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不同的具体研究对象，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对一项具体的音乐对象进行研究时，应采用把一个局部孤立起来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系统加以观照，那么，针对着人类音乐的某个局部进行研究自然多采用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比较法、分析法、综合法、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分类法、预测法、模拟、模型、假说等将研究对象解析为“元素”的研究方法。这些单一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于解决音乐学科中的具体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分析与综合反映了事物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抽象和具体反映了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而当对音乐现象进行整体关照时，如果把作为有机整体的客观研究对象加以割裂，势必在客观上妨碍和抑制了我们的认识，这时，就必须采用把某个局部置于人类音乐整体的宏观背景之中的历史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和辩证逻辑的方法等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研究对象。系统方法反映了客观事物都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系统的方法自然进入了中国音乐学者的视野。用系统的观点看，一个动态结构的系统总是有“目的”的，一俟确认了自己的目标和系统的界限，在这样的系统内，就不再是“条块”之分，而只是“角度”之别了。中国音乐学者主张把人类音乐看作一个“系统”，把音乐学作为处于最高层次上的总体学科，把音乐型态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符号学等作为这一总体学科属下的一个等级层次的学科，下属学科的研究都是为达到“人类音乐”（音乐学）这一宏观研究目标所做的努力。于是，我们就超出了观念上的偏狭、自我封闭和“划地为牢”，从而把音乐学这一特定的学科领域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虽然中国音乐学领域思维上的多元观在萌生，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音乐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参考文献：

　　1. 俞人豪等《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 俞人豪《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3月版

　　3. 转引自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4. 有关资料来源于冯灿文译《西欧及美国音乐学概况》

　　5. 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见《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

　　6. 《美国音乐学学会杂志》第8期

　　7. 萧友梅《乐学研究法》原载《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1920年6月30日第1卷第4号

　　8. 萧友梅《什么是乐学》原载《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1920年5月31日第1卷第3号

　　9. 蔡良玉：《为中国音乐学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国音乐学(季刊)1993年第3期

　　10. 见蔡良玉：《西方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O，1；杨燕迪：《实证主义及其衰落》，《中国音乐学》1990．1；

　　11. 茅原《音乐学学科建设问题》，见《艺术学研究》第二集（1995年）

　　12. 赵宋光《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的群体协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3·1期

　　13. 沈洽《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导论》《中国音乐学》86·1

　　14. 见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学及其他》，《中国音乐》1987年第1期

　　15.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的任务》，见《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作者简介：冯效刚（1955- ），男，北京市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常务副主编。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09-7-20 12:30

好文章。考证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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