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法国汉学名著翻译，前有冯承钧，后有耿昇。耿昇所译书，我买过几种，如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 J.）《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等。这些书我一般读到半截儿基本就放弃了。原因很简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文字上看，耿昇明显不能算作冯承钧的继承者。许明龙写过一篇书评，对耿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误译的地方择要进行了批评。可惜，这类正式的书评文字似不常见，很多对耿译的意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者流传在网络里。耿昇好像从未正式回应过这类批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回应也许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
今天暂且不谈耿译问题，而是来说说另一件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耿昇除翻译法国汉学名著外，还写过不少关于西方（不限于法国）汉学史的介绍性文章。最近因为一个朋友点拨，我对澳大利亚汉学家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e，1922年生）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兴趣。李渡南是研究中国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权威，通晓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在中国回教史、东西交通史尤其是开封一赐乐业教（又名挑筋教，即犹太教）方面写过很多扎实严谨的考据文章。他与荣振华合撰的《中国的犹太人》（Juifs de chine，1980），早在十七年前（1992年）就有了耿昇译本（李渡南当时被翻成“莱斯利”）。耿译在2005年换出版社重刊时，除荣、李原书（第1-190页）外，还收进耶稣会士管宜穆（Jér■me Tobar, S. J.）的《开封犹太人碑铭》（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第 191-269页），娜婷·佩伦（Nadine Perront）的《犹太人在中国》（■tre juif en chine；第271-428页），以及高第（Henri Cordier）与伯希和的相关论文，相比于第一版可称“加强版”。关于开封犹太人这个题目，除这两个译本外，耿昇还写过五篇介绍性的学术史文章：
重复发表倒也罢了，内容方面能站得住就好。但是，经我仔细核对，“调查始末”系统的三篇文章，主体部分竟然全是抄自耿昇自己翻译的佩伦《犹太人在中国》第一编的导言、第一章和第二章（耿译第273-332页），仅在文字和标点上面做了轻微的改动。“历史与现状”系统的两篇文章，虽然发表在耿译佩伦《犹太人在中国》出版之前，但可以看出也是抄译自佩伦原书。佩伦原书出版于1998年，从其内容来看，叙述开封犹太人的第一编，主要依据李渡南的权威著作《开封犹太人之遗存》（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Leiden: E. J. Brill，1972）。因此，耿文也可以说是间接地抄译自李渡南的《遗存》。在这五篇文章中，耿昇实际上都曾明确表示过，李渡南的《遗存》和佩伦的《犹太人在中国》是“本文使用的主要文献”。但是，“使用”别人的著作，总不能同直接把它们拿过来抄一遍完事儿画等号罢，何况抄的还是自己亲手制造的译本。“先译后抄”这种现象，我最近在浏览国内学术出版物的过程中时有发现，感觉都快成当今中国学术界一大特色了。抄也就抄吧，抄对了可以提供准确的资讯，可是耿昇这五篇文章，偏偏问题很多。现以他2008年发表的两篇（d和e）为主，选出五个明显的问题加以批评。
关于开封犹太人的研究著作，早期经典作品之一即管宜穆于1900年在上海刊行的《开封犹太人碑铭》，此书当时列入《汉学杂刊》第十七种（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17）。可是，关于这本书的出版信息，耿昇却说：“此书作为天主教传教区的《汉学论丛》第17卷的专刊号，于1912年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传教区出版。”（d第226页，e第27页，另参《中国的犹太人》“加强版”“译者的话”）管宜穆这本书的确有 1912年版，不过那是第二版，内容与第一版相同。李渡南在其另一本专著《开封犹太人汉文-希伯来文谱牒》（The Chinese- Hebrew Memorial Book，1984）第315页特别用了“unchanged”这个词来形容管书1912年版。陈垣当年写《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时说：“上海徐家汇管教士，有法文著述，搜集开封犹太教史料颇众，民国元年出版。”（1923年“东方文库”单行本第63页）陈垣参考的“民国元年出版”的管书，指的就是第二版。《碑铭》第一版刊行时，伯希和曾在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校刊》（1901）上作有书评（pp.263-264）。耿译《中国的犹太人》“加强版”所附西文参考书目，明明提到管书初版于1900年（第463-464页），此处缘何不知？
西洋人知开封有犹太人，始自1605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北京接见艾田（“艾”为开封犹太人大姓之一）。伯希和对这件事有经典的考证，这就是冯承钧翻译的那篇《艾田》。这篇文章在民国时还有孙芳译本，名《犹太艾君小记》（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但不知其曾正式发表否。利玛窦去世后，十七世纪有耶稣会士艾儒略、龙华民、毕方济，十八世纪有耶稣会士骆保禄、孟正气、宋君荣先后赴开封参访犹太教会堂。骆、孟、宋三公留下大量未刊书简，在研究开封犹太人历史方面，学术价值颇高。荣振华、李渡南合撰的《中国的犹太人》，就是这些书简的结集。雍正登基（1723）后，颁旨禁绝天主教，西方传教士无缘再进开封。于是，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同开封犹太人建立联系，只剩下通信一途。1760年，拉比Isaac Mendes Belisario曾托东印度公司某君给开封犹太人寄去一封希伯来文信。这封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未得任何回应。但据另外消息说：“摩西·埃德雷希（Moses Edrehi）声称，开封犹太人用中文与希伯来文撰写的一份答复，最终传到了欧洲，其原文可能保存在印度议会博物馆。”（d第234页，e第40页）耿文此句，抄自佩伦书汉译本。佩伦本人并非专家学者，她的话应是来自李渡南的《遗存》。查李渡南引用的Edrehi在十九世纪初所撰文，“印度议会博物馆”作 “the museum at the India House”（p.189）。这个“India House”肯定不是“印度议会”，十九世纪欧洲（具体来说就是英国伦敦）哪里来的“印度议会”？我觉得，它应该是“East India House”的简写。“East India House”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伦敦总部建筑的名称，而那个“museum”则是“东印度公司”的博物馆。这只是我的一个假说，但“印度议会”无论如何是不对的。
有些西洋人运气好，收到了开封犹太人的回信。比如James Finn在1870年4月收到的开封犹太人赵念祖（Chao Nien-tsu）的中文信，提供了很多关于一赐乐业教的材料。由于原信已佚，后人只能根据英译来作研究。赵念祖在信中介绍开封犹太人当时所过诸节说：“农历二月十四日，除酵节（吃干饼或无酵饼）。那些被称为‘香油饼’的无酵饼被分发给了朋友们。”（d第236页，e第42页）这段话抄自佩伦书汉译本，实际则来自李渡南《遗存》第88页的考证文字（Second moon, fourteenth day.-Feast of dry wheat, or unleavened bread. Cakes called oil fragrance [yu- hsiang（cakes）] are distributed to friends）。查李书附录汉文字汇（Glossary of Chinese Terms），“yu-hsiang”对应的汉字是“油香”，英文释义曰“a cake”（p.217）。耿昇不仅把“油香”误写成“香油”，还加上一个多余的“饼”字。须知“油香”即“饼”，不必叠床架屋弄一个“香油饼”或“油香饼”出来。
到十九世纪中期，因长期无法进入中国内地联络开封犹太人，圣公会驻香港主教George Smith（潘光编《犹太人在中国》第18页，误将 Smith说成“耶稣会驻香港主教”）想出一个救急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籍教友邱天生（K'hew T'heen-sang）和蒋荣基（Tseang Yung-che）去开封访查。访查进行了两次，蒋作有中文日记，邱作有英文日记，后来都正式出版。耿昇引邱天生英文日记说：“会堂里不允许信徒们穿鞋进去，女子们则必须包头。”（d第237页，e第44页）这一句应是来自李渡南《遗存》第57页转引的邱天生英文日记（...but the congregation are not allowed to go in with their shoes, nor the women with their head- napkins），乃上承前文“每逢礼拜，掌教必头顶蓝帽（开封犹太人亦称”蓝帽回回“），脚蹬蓝靴 ”（The leader, when going to perform the service, wears a blue head- dress and blue shoes）一句而下。邱天生日记明明说会众（congregation）穿靴不能入会堂，女人戴头巾（head- napkins）也不能进会堂，耿昇却说“女子们则必须包头”，意思完全搞拧了。
西洋人的著作中，保留了开封犹太人各个时期正式和非正式的人口统计数字，这些数字一不留神就会抄错。比如据耿文说：“1900年6月，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在断断续续地于开封居住数年之后，又估计开封犹太人的数目在150人左右，分布在包括八姓40户人家中。 ”（d第240页，e第48页）根据李渡南《遗存》第65页所引，“150人左右”应作“140人左右 ”（Mr. Powell, in replying wrote that there were about 140 Jews in the city, divided into eight clans [or houses]...These eight clans together number about 40 families [or houses, with 140 persons]）。耿文既然以李渡南《遗存》一书为“本文使用的主要文献”，那就应当核对李渡南转引的人口统计数字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