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的成就当然不止是道教的研究，当年高名凯教授在他去世以后介绍他的短文中曾经说他，“学问渊博，于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所著《中国上古史》（La Chine Antique）曾获儒莲奖金，《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实出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右”，这里提到的《唐代长安方言考》，已经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很体现了欧洲学界当时综合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路数，也让我们了解，何以中国当时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当年冯承钧翻译的《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和新翻译的《道教与中国佛教初兴》，反映了当年道教史研究总是与佛教史研究相互纠缠的状况，早期欧洲和日本道教研究，常常是因为研究汉魏六朝佛教，不得不讨论佛道交涉，而促进了道教史研究的；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关于道家、墨家的两篇论文和关于早期天文学的一篇论文，反映了法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希望上溯到“轴心时代”的取向，也体现了马伯乐对于“古代中国”作总体研究和把握的勃勃雄心；而《公元前四世纪的齐王编年史》、《汉代敦煌文献》等论文，则体现了法国中国学界，除了像葛兰言那样有一个借助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新传统以外，仍然有像沙畹这样继承了精通和熟悉文献，从传世典籍与考古文献出发重新发掘历史的旧传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交融，才构成了法国中国学现在的风格；至于《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秦汉象郡考》、《唐代的安南都护府疆域考》等等论文，不仅体现了他对历史上疆域“移动”的中国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研究重视“周边”的映证的思路，当然也让人想到他在越南生活和观察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