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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永秀毕研韬]浅谈情景语境的传播学价值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8-10-15 00:36 标题: [周永秀毕研韬]浅谈情景语境的传播学价值

浅谈情景语境的传播学价值

作者：周永秀毕研韬

[提要] 语境是符号意义赖以生存的环境。传播学视野下的情境语境指能够直接或间接制约文本的意义生成、影响传播效果的“外部”因素的集合。情景语境由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与场合、传播活动的范围与主题三部分构成，是制约符号意义生成的第一层言外语境。编码者合理设置情景语境、解码者充分利用语境提示是实现传播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语境的层次

语境传统上是指语言符号的使用环境，后来泛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即时境况。语言学家常用二分法划分语境。各种语境共存于一个复杂的层级装置中。语言学上的“语境”与传播学上的“传播情境”十分接近。传播情境是对特定的传播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因素的总称。狭义上，传播情境包括传播场景（时间、地点、何人在场，等）、传播主体及传播渠道与传播对象的特征和选择、传播行为发生的“背景”等。广义上，传播情境还包括传播主体、传播渠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诸如组织、制度、语言、文化、法律等。

语境虽是传播学上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对语境的系统研究却是由语言学家实施的。功能语言学着重研究社会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即语域（register），用来描述话语的即时情景。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认为，情景语境有语场、语式和语旨三个主要变项。话语范围指言语交际过程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话语方式指言语交际的渠道或媒介，即“讲话”和“写作”两种方式；话语基调指的是传播主体的地位、身份和相互关系。文化语境即语类(genre)，指某文化社区的成员阶段性的有目的社会过程。由此可见，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语境”正是传播学关注的“传播情境”。

从传播实践的角度看，语境是个动态的层级装置，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并依照一定的顺序发挥作用。20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语言学家J. R. Martin 博士提出了语境层次模式，他用同切圆表示[1]( 87)。在这个层级装置中，语域（即情景语境）是语言之外制约语言符号意义生成的第一层语境，也是最容易捕捉到的传播情境要素。我国学者钟锟茂[2]( 128) 把语境分成“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两大类，这两大类又可进行更下位的分类。从言内语境到言外语境，语境由稳定性向动态性、由外显性向内隐性、由制约性向生成性过渡。

二、情境语境的构成

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认为，情景语境就是从实际情景中抽象出来的、对言语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传播主体、场合（时间、地点）、说话的正式程度、交际媒体、话题等；我国学者陆国强提出，情景因素包括语篇产生的氛围、事件的性质、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交际媒体、交际意图等；钟锟茂[2](127)总结说，情景语境应该包括言语活动的风格、言语活动的时间和地点、言语活动的正式程度、言语活动的范围和主题。我国修辞学者陈汝东[3]( 64-82)把情景语境的要素分成交际对象的话语角色信息、话语角色关系和事件背景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因素对话语构建和话语理解的作用。笔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情景语境的构成要素分成三大类：

（一）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即传者和受者在特定传播情景中的角色表征，诸如年龄、性别、职业、性格、身份、知识、修养、经历、人格、立场、相互关系、心理需求、传播意图，等。当存在两个以上的传播主体时，“人际场”认知就变得十分复杂，这时的传播关系是一种层级系统，而这些层级关系不是单纯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还会有平行关系和交叉关系。对传播关系的认知将直接影响甚至完全改变符号序列的意义。

英国兰开夏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语言学家Michael Short [4]( 172-175)提出了文本结构的层级性理论。他认为，不同文体的作品其文本结构的复杂程度不同；文艺作品的结构比非文艺作品复杂得多。从应用传播学的视角考量，这种复杂程度的首要测量指标就是传播关系。

（二）传播场合与途径

传播场合与途径指特定传播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氛围、何人在场、媒介的选择与组合（包括文体选择）等。这些组分直接决定符号序列的意义生成，譬如铃声在消防队里可能是出警的命令，但在学校里却表示上课与下课的转换：如果正在上课，铃声就意味着开始休息，而如果正在休息，铃声则意味着结束休息。在学校里，铃声之所以能够传达截然相反的含义，主要依赖于历时语境提供的参数系统。语言学上的媒介，主要指口头表达、书面表达和二者的混合使用。传播学上的媒介则广泛得多，它包括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全部工具和技术。

（三）传播活动的范围和主题

传播活动的范围和主题，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学、日常生活等，不仅反映传受双方的专业兴趣，还制约着符号、意义与媒介的选择，是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都不容忽视的语境元素。台湾大学的张锦华教授[5](105)曾总结过“事实的社会构建模式”。我们认为，该模式稍作改动便可阐释范围和主体在社会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

三、情景语境的应用

语言学上的语域理论描述哪些语境因素（即语境变项）制约语言的使用；语境层次理论不认为语域与语言的关系（从内容到表达形式）是任意的。显然，符号（序列）的人际意义主要是由情景语境提供的。至于情景语境在传播学上的应用价值，我们将从编码和解码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传播主体

传播学认为，传播主体的可信度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而可信度是个综合指数，它由个人品格、专业水平和社会角色共同构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发现，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与说服效果成正比[6]( 201-203)。

除上述要素外，对传播主体的意识形态、心理需求、传播意图的认知也直接影响传播目标的实现。传播主体的可信度事实上是受者对传者的认同程度。这种认同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说的三种可能的解码：合意的解码、商榷的解码和反对的解码。也就是说，即使是客观公正的信息也会被人为扭曲。

美国政治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发现，由组织或个人建立的信息网事实上不过是信息过滤网，它们常常有意地传递只对他们有利的信息，而不是可能与局势有关的所有信息。一般认为，不同组织的成员，对某一形势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完全取决于局势如何影响（也许威胁）他们的组织[7]( 229)。这与传播学上的选择性机制相吻合。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行为的特点和影响产生类似的特点和影响。当他国被视为充满敌意时，在观察者眼里，被视为敌人的国家就以敌意的方式行事（不论他们是否这么做），然后，观察者以敌视还敌视。这就是国际政治学上的“冲突螺旋”（conflict spiral）。当冲突的双方都持有这种意象时，就出现了“镜子意象的局面”：双方都视对方为恶魔，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7]( 244)。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就很难消除。

从战略层面看，要提高说服的效果，就必须精心设计、维护亚当斯（J. S. Adams）所说的“组织界限沟通者”的可信度；从战术层面看，就必须慎重选择发言人或代言人，注重传者之间的战术配合。

语境学更多地关注表达语境的研究，而对接受语境的研究相对滞后。幸运的是，我们也发现文艺学上对接受语境的研究更为深入，其成果可以用于指导文艺传播之外的各类传播实践，譬如接受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汉斯·罗伯特·姚斯的“期待视域”理论。姚斯把“期待视域”定义为“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姚斯将作品的理解过程看作读者的期待视域对象化的过程。当一部作品与读者既有的期待视域一致时，它立即将读者的期待视域对象化，使理解迅速完成；当一部作品与读者既有的期待视域不一致甚至冲突时，它只有打破这种视域使新的阅读经验提高到意识层面而构成新的期待视域，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对象。他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尺度取决于“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域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作品的艺术性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姚斯还区分了个人期待视域和公共期待视域 [8]( 289-290)。接受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W·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但唤起它是为了打破它，使读者获得新的视域。如此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的文本结构，即所谓“文本的召唤结构”。[8]( 295) 可见，接受理论描绘的编码是以解码为指针的：要引导受众的期待视域朝预期的方向转化，就必须首先洞察受众的“期待视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文本的“召唤结构”。这是降低说服成本的有效之举。

那么，具体语用过程中的语境因素也应该是可以把握、可以分析的。为此，就必须把实证方法引入到文本分析中来。英国兰开夏大学的语言学教授Norman Fairclough [9](73-86) 曾提出“三维文本”概念。在他看来，不仅作品的创作、传播与消费都是文本的有机成分，文本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hegemony）也都是文本不可或缺的成分。J. Fiske 和J. Hartly 也曾提出，语言符号的意义构建包含三个层次[5](59)：第一层为叙述结构（平面媒体）和专业规则，第二层为意义表达和迷思预设，第三层为意识形态。

这事实上可看作是文本分析的三类指标群。Norman Fairclough以文本的三个纬度为参照，也提出过文本分析的三组指标群[5](232-238)。从指标类型和数量上看，语境分析都是文本分析的中心工作。如果我们将上述两种分析路径加以整合，再运用内容分析法、心理实验法等实证手段，就可以较为精确地测量出传者的立场和态度、廓清作者的意识形态框架，为解码工作提供可靠的参数系统。

（二）传播场合与途径

今天，时间和空间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和传播手段，无言地揭示着传者的地位、动机和观点。在传播学上，选择恰当的时机是舆论作业的关键所在。

媒介的选择与组合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需要策划者具备深厚的学术修养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媒体的背景、立场、专业水准和公信力不尽相同，所以在进行媒介选择与组合时，应当首先考察媒介的品质指标，使媒介的形象与传者的形象相吻合，然后再关注其数量指标，争取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和“地球村”是加拿大著名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最重要的学术贡献，被后人并称为“麦克卢汉三论”。“媒介即讯息”是说，我们对任何媒介的使用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承载的内容；“媒介是人的延伸”则强调媒介是人的感官、功能的延伸。虽然麦氏的媒介理论是在探究媒介革命时提出的，但我们认为也能部分解释现代媒介的功能发挥：媒介的使用能够反映传播者的价值取向、基本立场、传播意图和技术水准。媒体关系是权力关系的一部分，所以媒介的选择与组合也体现了使用者对媒介资源的支配能力。

德国纳粹时期著名的宣传大师Fritz Hippler曾总结说，简洁和重复是有效宣传的两大基本原则[10](143)。传播实践中特别强调重复的重要性，但舆论作业时的重复决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高度策略性地由不同（或相同）背景的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下的协同作战。当然，这里所说的重复自然包括媒体的组合，使其在覆盖范围、发行密度、受众结构诸方面有机配合。

（三）传播活动的范围和主题

符号意义的生成依赖于其所处的系统。所以罗曼·雅各布森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从编码过程看，传播活动的范围和主题直接制约符号的选择、风格定位、发言人或代言人的使用、媒介的选择与组合。从解码过程看，范围和主题决定符号解释的方向、反映编码者的立场、态度和标准；在某些情景下，只有准确界定了范围和主题，确定了文本的属性，才有可能获得文本的“原始意义”。

说服性传播的目的是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使其在预设的范围内朝着预期的方向变化。而要达此目的，手段之一就是合理设置语境。不同的文本，其语境界限的清晰度不同。我们把那些语境边界模糊的称为开放式语境，而把那些语境边界相对清晰的称为封闭式语境。语境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生成的，但至于话语场合的哪些因素能够进入心智空间成为语境要素，耶夫•维索尔伦[11](126-131)认为必须考虑三种现象：一是位于传者和受者交汇处的“视野线”，它把“那些作为语境适应对象的要素范围之间的边界进行切分”；二是传播主体可以有意或无意地对语境进行心智调控；三是传受双方以协商方式使语境边界清晰起来的语境化过程。J. J. Gumperz发明了“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这个术语来指涉那些在特定场景中用于帮助理解文本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语言符号[11](131)。这些“提示”在很多非文艺性文本中都需要精心设计。W·伊瑟尔则用“文本的召唤结构”来解释如何实现阅读的可能性。他认为，文本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点的纲式化结构，文本的句子结构与其意向性关联物之间也呈现出非连续性（即“空缺”），这些都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机制[8](294-295)。

语境是信息编码和解码赖以生成的物质环境，受社会这个超级文本的制约。上述理论都在试图分析在编码过程中如何设计、调控语境以获取预期的传播效果。但由于“社会文本”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又因文本对受众的影响有大小和方向两个维度，所以我们不可能从一个方向去研究语境在传播学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因此，构建跨学科的“传播力学”来系统阐释文本的影响力应该是相关学科同仁努力的一个方向。

作者简介：周永秀（1967— ），女，山东即墨人，泰山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符号学，文本分析；毕研韬（list.asp?unid=903。)

参考文献

[1] 陈会军. 语境层次理论的发展综述[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1（3）：85-88.

[2] 钟锟茂. 浅议语境的分类[J]. 龙岩学院学报, 2006（1）：126-128.

[3] 陈汝东. 认知修辞学[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1：64-82.

[4] Short, Michael. Understanding texts: point of view. In Brown, Gillian et al (eds).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1994：172-175.

[5] 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M].台北：正中书局,1994：59-238.

[6]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1-203.

[7]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229-244.

[8]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89-295.

[9] Fairclough, Norma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Polity Press, 1992：73-86.

[10] Sparks, Glenn G. Media Effects Research [M]. 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35-143.

[11] 耶夫·维索尔伦. 语用学诠释[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126-131.

Situational Contexts : A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OU Yong-xiu1,  BI Yan-tao2

(1.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 Taishan University, Shandong Tai’an  271021;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nan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signs is context-dependent.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ituational context refers to the set of external factors restraining the generation of textual mean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d affecti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As the first level of extra-linguistic context, situational context consists of information on communicators, on media and field, and on sphere and theme. Encoders’properly designing the situational context and decoders’fully utilizing the contextualization cues is essential to obtain the desired communication effects.

Key Words:  text; context; context of situation; encode; decode



（纸媒文本见《中国地名》学术版，2008年第8期）

来源：传播学论坛日期：200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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