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当然有体会。这些年我受到了不少同仁的善意批评，获得许多教益，我是不是进步了我不知道，不过我特别相信，健康的批评起的作用是正面的，值得被批评者感激。不过，按我的理解，你刚刚所说的，好像更多的是针对整个学科的批评态度。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在批评这个方面做得还不够。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要自我反思和批评，这样才能知道工作怎么做得更好。而我们在人类学批评(critique of anthropology)方面，做得更不够。我们的研究实际也有积累，但是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提出的评论不够。最近一些城市建设方面的规划专家、建筑师，他们的批评令我很感动。比如说，最近北京的一个记者把北京拆城的过程写得如此的悲壮，收集的资料如此的用心，让人感动。另外，一些老先生提出古建筑的保护观点，与人类学者有关人文世界的阐释是不谋而合的。他们说得很尖锐。拆城的历史，拆民居的历史，跟我们“继续命”的历史是相关联的。这批学者有胆量在这个时代提出来，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很局部，但他们做的贡献是巨大的。费老故乡附近有一个叫周庄的，现在已经很混乱、很糟糕了，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新建筑在向它靠近。当时在盖新建筑的时候，同济大学的一个老教授，竟然躺在地上，说要让推土机从身上压过去，让我感动啊。可惜，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我说很悲壮的，意思就是晚了。中国历史就这样被拆毁了。人类学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刚才提到了一点，不过让我感动的人并不多。人类学无论是对殖民主义，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还是对国族主义，都具有一种批判的作用。我和蓝达居合译过一本叫《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本书综述了有关做法。中国的人类学评论做得少，为什么呢？现在的政府也是希望“百花齐放”的，能通过评论把“改革”这个路铺平，做好，是好事。难办的可能是有学者说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监控”，或者说“互相监控”，我觉得可能是这种监控压抑了我们自己的批评声音。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办法，来对人类学的评论，人类学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评论，我觉得是务必探讨的问题。以前谈的是“应用人类学”，现在这种东西基本上已成为人类学者在参与发展计划中求资助的一种手段，很难成为人类学评论。目前人类学评论不发达的原因，关键还是对学理的深层次把握不够。如果人类学者已通过阅读和研究，形成了一种对学科的信念的话，那我们就不会随便放弃某种观点，附和时代。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五花八门，哪有什么人类学的信念？当然也不是说要有一个支配性的语言，而是说至少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