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民间叙事学的历史进程：叙事、叙事者和叙事活动（二）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8-10-8 10:58 标题: 民间叙事学的历史进程：叙事、叙事者和叙事活动（二）
民间叙事学的历史进程：叙事、叙事者和叙事活动
刘宗迪
译自Annikki Kaivola－Bregenhoj：Narrative and Narrating
(本译文尚未正式发表，所有权利保留；仅供参考，请毋引用。)
二 叙事者
研究焦点从对叙事文本的分析转向对叙事文本的生产者即讲述者的分析，标志着民俗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民间文学的收集者和研究者而言，讲述者几乎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尽管故事收集者从来就离不开讲述者的协助，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讲述者在叙事传统的诞生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收集者从来也没有想到停下来问一下，为什么讲述者给他讲这个而不是别的故事？他是从谁哪里听来这些故事的？他是如何学会这些故事的？他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对他意味着什么？如此等等（作者按：本书中的他是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的，泛指“他”和“她”）。在整个收集记录过程中，民间文学的表演者都是一个缺席者、匿名者，如果他的名字能被收集者论及他所收集的作品时顺便提及，他就非常幸运了。
对于讲述者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民间故事的研究者，尤其是东方和中欧的研究者，一直都关心对于那些故事讲述大师的保留故事（repertoires）的分析，对讲述者个性与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十分关注。诸如此类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讲述者的个性品质出发进行类型学研究。尽管存在着这种那种的缺陷，某些出色的研究还是具有经典意义的。例如，阿萨多夫斯基（Mark Asadovskji）关于维诺库洛娃(Natalia Vinokurova)这位天才故事讲述家的研究（1926）就为讲述者研究树立了典范。就方法论的意义而言，最有启发性的是布林克曼（Otto Brinkmann）的研究（1932），他考察了一个村庄叙事共同体中对于传说（legend）的共同应用和制作。以林达·德（Lin Degh）和奥图泰（Guyla Ortutay）为首的“匈牙利学派”也声名远播。这个学派特别强调讲述者的个人创造性及其叙事活动的传承性。受众及其反应也得到详细的考察。这个学派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对讲述人进行追根究底的重复的访问。
早在1932年，C·W·冯·希多夫（C·W·von Sydow）就强调指出，传统的生命力及其传播依赖于继承这些传统的人群。脱离了对于传统的承继者的关注，就很难明了民间文学的起源、发展和传播过程（von Sydow ，1932/1957）。从文本取向的收集和研究向传承人取向的方法的转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与此同时，实证性的田野研究、对于个人和社区的深度访问也日益引起关注（Honko，1980a：18－19）。
1960年代后期以后，在芬兰，在这种新的收集和研究方法指导下，产生了一系列区域性研究成果。1968年，芬兰文学联合会的民俗学档案计划在芬兰的不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考察，主要调查叙事传统的地方性特点及其借助个体讲述的现实化过程。与此同时，来自土尔库大学和文化、民俗和比较宗教研究所的村落研究小组进行了广泛的田野研究，后者的研究主要是在芬兰北部地区进行。新的研究导向和研究方法的突破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与此同时，老方法也并没有退出学术舞台，尽管做了某些修正，但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参见Honko，1980a：18－20）。
讲述者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民俗学内部自我发展的结果，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发展和转变，它受了学术界众多发展趋势的影响，例如历史批评学派、功能主义、生活史方法、文化和人格学派（Suojanen，1980：68），彭提凯南（Juha Pentikainen）的《故事篓子和世界观：对玛丽娜·塔卡罗生活史的人类学研究》是综合运用各种研究视野分析讲述者及其故事储备的成功个案。彭提凯南立足于宗教人类学和生活史研究的传统，同时也运用了语言民族志的方法，尽管他记载的所有塔卡罗的表演都是在访谈的情境中进行的（Pentikainen，1978）。整部著作基于一次历史很长的田野作业，从民间文学的录音磁带到对民间文学的习得和传播过程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历时长久的深度访谈肯定是令人厌烦的，如果没有玛丽娜·塔卡罗在与研究者合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天赋，这项研究就不可能成功。玛丽娜·塔卡罗是一位从苏联的卡雷利阿（Karelia）移居到芬兰的欧兰喀（Oulanka）人，她对彭提凯南说：“我要把所有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想让你全面了解卡雷利阿的生活，你会把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告诉其他的人，这样他们就会了解一个外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彭提凯南，1978：5）这项关于讲述人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于传统经由个体的实现和传播的全方位分析上，与此同时，它也充分揭示了塔卡罗所置身于其中的语境以及她所发挥的民俗功能。
讲述者，这个学术界的最新发现，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我曾经在其他地方（Kaivola-Bregenhoj,1983,1989a）对散文叙事者的基本特征做过归纳。
一、叙事的创造者（亦即原创者）与讲述者不必是同一个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叙事的原创者早就被忘记了，他是匿名的，一个叙事一旦开始流传就跟他的原创者毫无关系了。只有在讲述memorate和chronicate的情况下才是例外，因为诸如此类的叙事依赖于讲述者自己的个人经历，即使这样的故事已经被其他人转述，人们仍然还会记得它的原创者（即亲身经历此事的人）。
二、民间文学的讲述者体现了一种集体性的口头传统。这一认识早就蕴涵在了民间文学讲述者的概念之中了，但是，传播的口头性和集体性对于叙事的意义仍然有待于充分的认识。口头传播意味着讲述者在讲述过程中不能停下来对他的故事进行修改，当然，小修小补是可能的，但是，一个故事的结构和风格却无法突然改变。口头表演还意味着一位讲述者在现场表演时可能靠其个人的魅力吸引住听众，但是，如果把他的讲述录制下来或者记录下来，过后在回过头来听录音或者读记录，就会发现他的讲述并不那么精彩，他可能常常回在一句话的中间突然卡壳、常常会重复等等。显然，较之书面叙事而言，口头叙事不怕罗索，常常还需要罗索。
民间叙事作为集体性的传统意味着一个故事被它流传于其中的社区所接受。有人指出，一种传统是集体的，并不意味着专家知识和私人意见在其中毫无立足之地（Pentikainen，1971：42）。不过，这一观点却非常适用于信仰传统，任何个人经验都不得不适应于集体传统，个人经验被按照成规削足适履，任何个人的和悖离民俗共同体的因素都被摈弃。一般说来，一个叙事很少能够固化一种十全十美的原型，在细节方面，讲述者常常会添油加醋，或偷工减料，把经过他修改的故事讲给听众听。那种把描述性、尤其是幽默性叙事传统跟社会控制机制扯上关系的说法，未免夸大其词（Lehtipuro，1979：223），讲述者确实熟悉并因循集体性传统，但他并不是传统的奴隶。
三、讲述者并非一个人云亦云的复述者，似乎他所作的就仅仅是保存故事并原封不动地传给别人。我们不妨把一个故事和讲述者的相遇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听别人说故事；其次，把故事记忆在脑海里；最后，给别人讲故事。在这三个阶段中，讲述者自始至终都是积极的，也就是说，听什么故事，不喜欢听什么故事，听来的故事有多少被保留在他的故事篓子里，其中又有多少属于他能够张口就来的熟段子，他如何修改故事，如何给自己的故事篓子增加新货色，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他个人有关。
四、叙事者的故事并非一次性产品。讲故事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活动，过一较长一段时间才会重复讲述，这是其基本特点。在这一方面，叙事不同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也就是说，不同于那些即说即忘的日常琐事，除非因为他们很生动而被常常提及。
五、讲述者并非一个模子里叩出来的。不同的讲述者在表演技巧、故事储量及其与观众的互动方面，各有千秋，千差万别。
在这些重要的特征之外，还可以增加一个特点，即那些深谙民间文学创编规则的故事能手同时也是叙事传统的开风气者。他不仅仅满足于复述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段子，而且还会从记忆中调用他说熟悉的因素，诸如题材、结构和风格等，创造新的段子。林达·德就描述过一位创造性的讲述者，他能够按照个人的喜好编造段子，独出心裁地安排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这位讲述者说：“故事该如何进行我们说了算。只要有了土壤和底子，你想把什么东西放进故事里都行。”（Degh，1969：83－84）。每种民间文学的体裁都有特定的表达模式，它通常会对个体的创造性造成一定的制约。由于关于个人经验的叙事在内容方面具有特殊性，因此，通过分析这种叙事倒更能看清民间叙事的在结构和风格方面的一些惯例。
讲述者生活史和个性对于他的故事讲述和故事储备的影响，如今已经成为讲述者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但是，另一方面，故事讲述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且还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产物。彭提凯南（1971，1978）和斯卡拉（Anna－Leena Siikala，1984，1990）两位学者都考察了故事讲述者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斯卡拉在其著作中尤其强调讲述者和他们所传承的叙事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体现于讲述者通过对一个故事的解说以便将之融于他个人的故事储备中，也体现于传统对于讲述者兴趣的导向作用以及传统对于讲述者故事储备的影响。传统的导向作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主要体现于下面几个因素：故事倾向性（讲述者按照一定的意义指向选择故事的发展方向）；故事储备的性质；叙事的风格；讲述者作为传统的传承者所具有的社会地位。传统的导向作用、对于叙事母题的选择可以根据讲述者的个性、生活经历和世界观得以解释。讲述者对于传统母题的兴趣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讲述者个人表达的需要，能为之提供多少参与社会互动的机会，能为他的自我建构提供多少有用材料（斯卡拉，1990：11）。
当然，讲述者的故事储备并非仅仅取决于他的个性和生活经历，它还与众多其他因素有关，比如说，他擅长何种类型的民间文学体裁，当地的叙事传统土壤能为他提供什么样的叙事主题、表达模式和现成的故事。鲍门菲尔（Ulf Palmenfelt，1993）通过研究著名的哥得兰故事搜集家塞弗（Per Arvid Save）和他的采访对象所提供的档案材料，揭示了讲述者的传说储备与其时代的地方性传统之间的关系。表演过程中，受众的期待心理、要求、欢迎或拒绝，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讲述者对其故事储备的去取。
大多数杰出的讲述人背后通常都有一大批或有名或无名的故事高手，他那些最优秀的故事就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玛丽娜·塔卡罗的很多故事是小时候从姨妈奥朗雅·尼吉金那里听来的，她知道的很多传说和推因故事是听父亲伊瓦纳·尼吉金说的（Pentikainen，1990），斯卡拉研究的讲述人群体中，有三个是表兄弟，他们回忆说，小时候他们经常到邻村一个叫马提·拉德兰塔的人家中听他讲故事（Siikala，1990）。林达·德指出，学习讲故事，和常规的学习模式不同，最初往往有一个密切观察的准备阶段。例如，民间故事讲述人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这通常是发生在讲故事新手出现于一个陌生的叙事共同体中而他的师傅恰好不在场或者并不熟悉这个团体的情况下（Degh，1969：88）。讲述人不会把所有他听到的故事都存入脑海中，而他如何从其文化背景中那些丰富多彩的材料中进行挑选并存入记忆，这恰恰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一个不会读写的人如何通过口头交流的途径从其周围环境和刺激中选择材料以建立其故事储备和世界观呢？彭提凯南在研究玛丽娜·塔卡罗时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个体的世界观中的那些因素取决于环境？其世界观是如何受其生活经历影响的？个体进行创造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传统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创造精神的？个体了解传统中的规范吗？玛丽娜·塔卡萝的世界观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它又是如何变化的？她对不同文类的不同的熟悉程度如何反映着她的世界观和个性？（彭提凯南，1980：22）。
习得和表演叙事传统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一则在讲述过程中偶尔被插进来的趣事，就可能被讲述者记住，并且只要这则趣事与所讲的故事般配，以后无论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故事时就都会讲到它。说故事和听故事都需要时间和注意力，因此，都需要有合适的讲述环境。林达·德（1969）和彭提凯南（1971，1978）两人都发现，当人们一起在村子外劳作时，是最适宜讲故事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中，甚至连那些平时在家庭中和村子中并不喜欢讲故事的人也会打开话匣子。哈桑·洛克穆曾经提到过一个故事讲述人，因为她的丈夫不准许她讲故事，因此她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溜出来。但是，每年当她去另一市镇朝圣的时候，她就会打破了这种强制性的沉默，因为摆脱了丈夫的监督，她变得非常活跃，成了一个出色的故事篓子。（Hasan Rokem：1981）。
对于讲述人的类型学研究早已成为讲述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这一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了关于传统的信息同时为访谈也为讲述人研究提供了起点，不管是对讲述人本人进行研究还是对他们进行类型研究都必须由此开始。讲述人类型学研究的经典非C·W·冯·希多夫在1934年进行的分类莫属。他将讲述人称为传承人，并将他们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类。前者维持着传统的活力，并将传统中他最为熟悉的东西予以传播，后者同样熟悉传统，当被问及时可能回忆起其中的很多内容，但他们平时并不积极地去运用这些东西（von Sydow，1934/1948：13－14）。这两类人都在传统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两者相辅相成，因为消极的传承人能够保证积极的传承人表演的正确性。“对于积极的传承人而言，消极的传承人是积极传承人的拥护者、是他们热心的观众，他们的赞赏和理解对于后者充分发挥作用至关重要。”（Hautala，1957：105）。
由西卡拉开创的传统导向作用的研究最终也走向了基于广泛深入的田野作业基础上的讲述人分类研究。她将她的十一位讲述人分成五类。所有的讲述人在短篇散文体裁的讲述方面都很在行，但是，他们各有专长，也各有所短。例如，擅长信仰传统的对于地方传说的了解比一般人还少，只有很少几位对地方轶闻和民间故事有所了解，同样，掌故方面的行家也有自己的拿手活。西卡拉指出，一个讲述人，世界观不同，眼界不同，就在共同传统中所感兴趣的叙事也不同（Siikala，1990：137－171）。
值得强调的是，在讲述人研究中，材料和结论都是讲述人和研究者共同合作的产物。研究者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他的经验在对材料的解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olinna&Sinikara，1986：158）。讲述者和研究－访谈者之间长期的合作，也是一种互动，它不可避免的会影响研究材料的数量和质量。讲述者和访谈者长期的认识交往，会促使讲述者有意地收集研究者所需要的叙事类型，甚至会按照研究者喜欢的方式进行讲述（Suojanen，1980：80）。研究者越是想更广泛地了解传统生活的场景，他就越是无法避免自己主观色彩的渗入。当然，他必须时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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