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艺术”系列讲座之一：黄景春《唐代变文的源于流》

供稿：王育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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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景春老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道教文学研究，已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民间传说》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在本次讲座上，黄老师生动又深刻地向大家揭示了唐代俗讲的渊源、流变及其影响。

       黄老师从“什么是变文？”开始，讲到变文的书目、讲唱者、敦煌变文，再讲到对变文的学术研究。他认为，变文其实就是俗讲的一部分，把变文理解成“说转变”的底本是不准确的，应该是所有俗讲的底本。迄今为止对敦煌变文进行搜集整理的有：罗振玉的《敦煌零拾》，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敦煌变文集补编》，汪重民《敦煌变文集》（1957）。

       对变文的研究，从一本书说起——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y H Mair）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梅维恒根据“流传学派”对语言、词汇等的溯源研究，认为中国的看图讲故事是发源于印度、后来经中亚传入我国的一种讲唱结合、看图讲故事的宗教艺术。那么，讲唱艺术在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渊源呢？黄老师说道，“韵散结合”及“看图讲故事”在我国都有其本土渊源，从东汉说书佣、商周时期的饕餮纹等，都可看出秦汉时期已有通过塑像、画像形式呈现故事场面的方式。这是变文来到中国并得到广泛接受的文化土壤。唐代的变文，是本土土壤和印度流传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如有东方三大游记之一之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圆仁和尚）就记述了中国佛、道二教的俗讲活动，韩愈的《华山经》更描写了佛、道二教俗讲的竞争场面。

       北宋以后，由于非法宗教运动采用变文方式传播教义，俗讲活动遭到朝廷镇压，变文迅速衰落了。但是变文说唱结合的艺术形式渗透到瓦肆、勾栏的艺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其题材和内容分化为讲经、讲史、小说三家。瓦肆、勾栏里的说唱活动对元明清时期的小说与戏曲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黄老师的讲座之后，民俗学08级研究生刘凤与王育婧分别就各自的研究兴趣作了江西萍乡傩戏与唐山皮影的文献汇报，并与在座老师和同学进行了探讨。
   
       受到黄老师讲解“变文在北宋的衰落”启发，结合鲍曼的表演理论：叙事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具有转变的潜在能量。马丹丹指出，变文并非纯文艺的概念，而具有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的“危险”力量，与农民起义、异端或邪教等天然地结合，从而遭到了北宋政府的镇压；而1949年前、延安文艺讲话之后，面对“唤起民众”特殊的使命，民间文艺再度以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的形式掀起了俗讲的高潮，流传民间的荤曲被替换为革命民歌，道情被改造为“翻身道情”，结合“看图说故事”的通俗文艺，“活报剧”成为政治游行的新形式，“夫妻识字”等街头戏剧占据了农民文艺的主导，秧歌则更是作为普罗艺术绝好的素材贯注了翻身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