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廖卫民]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8:15 标题: [廖卫民]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
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
──对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研究的思考
作者：□廖卫民（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4
传播活动究竟是通过什么机制、渠道或者力量关系影响到整个国家命运的？传播究竟与国运兴衰有何内在关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传播学研究价值，更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更具有现实意义。
传播介质影响了文明、国家的兴衰
国内外现存相关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学术研究。一种是从传播活动、媒介现象的研究入手，考察传播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与作用，采取的是传播学的研究视角。
例如，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大师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两本著作可以说是最为系统地研究了传播媒介与帝国、文明兴衰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一个一时难以超越的传播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其基本观点是传播介质影响了文明兴衰。他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倚重时间的媒介，一种是倚重空间的媒介。伊尼斯敏锐地发现，前者能够保证持续性和思想传承，有利于非集中化；后者质地轻巧便于传输却不耐久，适合广袤领土的治理和贸易，适于加强集中。因此，依赖于不同传播介质进行政治控制的国家或文明就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帝国在地理上的扩张与维系需要“倚重空间的媒介”发挥作用，否则就容易崩溃；宗教在时间上的持续影响需要“倚重时间的媒介”，才能长久经受考验。
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主要专注于研究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尽管其学术取向基本是“批判”的路数，但是他的一系列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甚至击中了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问题之靶心，只不过他大多数的时候是以美国历史为例罢了。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这本书中，席勒对于传播在军事上的作用有专门章节进行论述，而军事力量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交战国之间的胜负命运，由此可以发现，传播力量对于美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对外交战的军力的一个组成成分。这些论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伊尼斯论及的传播介质对于国家统治控制时所能想象的传播技术能量。
事实上，有一大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入手，切入到了媒介、技术与国家社会的权力运作过程当中，这些论述或多或少把传播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其理论批判精神十分犀利，但是其理论解释力还远未解开国运之于传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谜团。
另一种是从国家兴衰现象的研究入手，考察其内在的原因、机制和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的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在这些研究中，传播活动基本没有被特别提出来进行研讨，往往掩藏或隐含在外交策略、国家动员、战争宣传活动当中。例如，最著名的一本专著大概要算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该书集中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中国明朝、伊斯兰世界、日俄以及欧洲国家的兴衰历程和当代大国的发展轨迹。其核心观点认为大国兴衰、实力消长的背后取决于其经济、军事实力及两者之关系，尽管其还探讨了一些影响到大国兴衰的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其中，民族士气的提振恰恰有赖于传播的力量，但是其对此没有作更多的分析。
笔者发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及众多相关文献在探究国家兴衰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涉及传播或媒介现象，但是，究竟传播或媒介在国际政治的历史舞台上如何发挥作用，并真正影响到了国家的兴衰命运，笔者还没有见到特别精密细致而深刻的专门剖析。
使传播学为国家战略制定提供思想底蕴
事实上，要探析清楚这一理论问题，笔者认为还是需要回归到传播本身。对于传播活动，除了要观照其信息传递、交流的意义层面之外，还应当把握传播所具有的社会共同体进行精神分享的仪式特征，注重传播所蕴含的软性约束和群体规范、控制的权力机制。传播活动或者传播现象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传播既是一种普遍的微观且精细的人类行为，同时它又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展现出长远且宏大的历史和社会的系统效应。这种效应也进一步体现在传播影响国家命运的诸多具体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上。
建立在对传播本质的多重意义的认识基础上，就容易拓展以往一些研究的局限，从各种能深刻影响国运的因素展开来，对传播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进行全方面的研究。例如，传播与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塑造密切相关，它必然会影响到国民的个人行为，从而会影响到国民的创新能力和奋斗精神；传播与国家动员能力大小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灾难和战争的能力；国家仪式的广泛传播，必然会对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产生基础性的影响，从而激发起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媒介对外的传播，将构建国家的外部整体形象；历史文化教育与国家战略思想的传播，会影响到国民的国防观念和国家意识；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媒介产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与信息沟通本身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能够影响到中央对于边陲地域的政治控制能力。仅仅从以上列举的这些因素，就可以发现传播对于国家发展和国运兴衰的巨大作用。
从系统论、信息论的角度看，信息是负熵，能够提高系统的有序性，从而进一步改进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传播本身就能提供一种系统有序性的力量，能产生整体不同于简单局部相加的系统效应。因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从正效应的角度看，传播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提高国家实力，增强国民凝聚力，从而在国家崛起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相反，从负效应的角度看，新的传播方式能够突破和消解原有的统治模式，瓦解来自中央的政治控制，从而颠覆原有的政治力量格局和改变国家的治理方式。如果一个国家在新的传播技术或媒介形式出现后，统治者忽视其革命性的潜能，压制其发展，则可能会被各种国内外的政治力量所利用，成为瓦解其政治统治的利器。有时由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的缘故，新媒介、新的传播力量往往会被后发国家所利用，从而促使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先发国家则极有可能会在发展进程上出现相对迟缓或衰落。
最后，关注传播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复杂精微的相互关系和力量作用，不仅要采取以往学者惯常采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吸取政治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要不局限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洞察的直觉判断，笔者认为，还特别需要借助于自然科学对于复杂系统进行研究的数学思维方法，来廓清历史演化过程中的某些量化的规律，揭示出传播与国运兴衰结局的不确定性中的某种系统效应。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拓展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最终为国家战略制定提供新的学术思想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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