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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镰]父亲杨晦与五四运动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7:37     标题: [杨镰]父亲杨晦与五四运动

父亲杨晦与五四运动

作者:□杨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杨晦,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火烧赵家楼”的直接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一级教授。1983年逝世前,每年北大校庆(5月4日),篝火晚会的那把火,总是由他点燃。

  从我记事起,五四就是我们家的主要话题之一,每年五四,也是我们家的节日。我的父辈,当年闯关东到了东北,成为辽阳赤贫的农民。父亲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后来经人介绍到辽阳县城的邮局当学徒,工作就是收发报纸信件。工作辛苦,报酬微薄,可他却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做学徒的那几年,是1914年到1917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在县城的小邮局,他能免费读到《新青年》等杂志、报纸,较早地领略到了新文化的气息。这个意外机缘,使他不再安于现状了。

  1917年,东北的一个军阀提出,如果谁考上北京的大学,学费一律由他负担。我父亲跃跃欲试,到北京后就坚持要考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当时考了两门课,外语和作文。我父亲的作文考了唯一的一个满分,外语却考了零分,因为他根本没学过外语,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得知后,特批他入学,蔡先生说:“外语不会可以学,但有这么好的文学功底很难得。”入学之后,父亲努力学习英文,成为民国前期的翻译家,翻译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古希腊的悲喜剧等。因为他知道光能表达自己对文化的向往还不行,还要通过和国际交流,汲取更广泛的精神营养。作为北京大学的新生,他很快投入到学习进步的科学、民主、文化的时代潮流。在五四前后走上文坛、学界的老一辈学人,大多都能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学贯中西。

  对这一段生活,父亲回忆得特别多,他曾用“震撼人心”来形容他来到北京,从一个偏僻的小地方,融入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感受。陈独秀等人的著作对于他们那些学子,他评价说简直就像新的经典,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从穷乡僻壤到文化中心,这个巨大的精神跨越,使父亲终身难忘。

  关于五四运动,我父亲是这样给我们讲的,当时的学生们是“没有预谋”的,完全是热血青年们出于对官场腐败的义愤,出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没有谁组织,事先也不存在具体的目标,自发地走上街头。他记得当时在一些围观的人自动簇拥之下,大家一起走到赵堂子胡同附近,然后发生了“火烧赵家楼”这一标志性事件。根据他的讲述,我们是这样理解五四运动的: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五四运动,水到渠成、适逢其时,五四是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走向普通民众的一个标志,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时期的分水岭。

  对“火烧赵家楼”,我父亲曾说过,当时学生们群情激昂,可是没有事先设定目标,至少当事者(亲历者)并不知道。到了“赵家楼”,就是要和他论理,可他大门紧闭,避而不见,学生们就翻墙进去了。那时取火并不方便,学生们也没有预先携带打火器之类,我父亲认为,火应该是主人自己点的,目的是驱散学生,嫁祸于学生。但是,作为一场革命,它需要这把火,这把火成了一个象征。

  对于五四运动毁灭传统文化的说法,我认为似乎有隔岸观火之嫌。就五四运动的这批倡导者来说,他们的旧学学养都很深厚,他们才真正是融新旧于一炉的人物。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文境界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割裂的,二三十年代在现代思想的形成过程的作用,被低估了。以鲁迅先生为例,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并不是一句“打倒孔老二”可以代表的,然而运动需要口号,需要象征,尤其在那样一个新的希望就在眼前的过渡时期。有偏颇之处,是20世纪社会急剧变革的特征。

  一块土壤快要干涸了,它需要转机,但却不是割裂,也割裂不了。现代文化的萌生和发展,是非常细致的,就像春雨,要渐渐渗入人们的心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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